报告文学：留守北大荒的知青

２１、母亲，你守着我

    一位老人临终紧紧拉着女儿的手说：“大华子，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你弟弟办回来。我那间小房你们谁也别惦记，就留给他，让他回来有个住的地方……”当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时，她已经去了……

    在北兴农场的西南有座山，山坡上是一片白杨与红柞混杂的树林，在林间的空地上有一座圆圆的坟，这是北大荒仅有的一座知青母亲的坟墓。

    从场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望去，可以望见山坡上那片树林。

    张玉林在北兴农场任党委书记时，经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遥望那片树木。他在诗歌《母亲，你守着我》中写道：“母亲，肃立你坟前／不能不想那个碧水边城……当我无意回乡／你无怨而来随我定居荒原／母亲，你守着我。”诗句在平静中潜隐着愧疚与不安，朴实中凝积深切的怀念。

    张玉林是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下乡到北兴农场的，当时是三师３２团。他是独生子，按政策是不在上山下乡之列的，他的父亲去世，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他在学校听完上山下乡动员报告后，热血沸腾地跑回家对母亲说：“妈，我得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我是班干部，得带头啊！”

    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有出息，她对儿子说得最多的话是：“玉林，你得听党的话。”她怎么会成为儿子的包袱，拖儿子的后腿呢？母亲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给他打点行装。

    上车后，张玉林冷静下来，突然想起自己走了，家里只剩下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了，谁给她劈柴，谁给她挑水？谁陪她去医院？她已经６４岁了，正是需要儿子在身边照顾的时候。他感到愧疚，感到不安，知道了什么叫放心不下，可是一切都晚了。

    张玉林被分到２０连，那是团里条件最艰苦的连队，住是“弯着腰，拄着棍，阴天下雨掉眼泪”的破草房，入冬之后顿顿萝卜汤，白菜土豆都少见。当时搞基建，当班长的张玉林率领着全班知青到采石场装车，班里只有３个男生，剩下的是女生。他们上的是夜班，从晚上６点钟到第二天早晨６点钟要装１４车石头。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的饭量大增，二两一个的玉米面窝头，一顿能吃１４个！苦和累对张玉林来说不算什么，累得爬不上炕了，睡一觉起来又生龙活虎，跑出去跟其他知青排练节目，跳忠字舞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对母亲的牵挂和思念，妈妈在做什么，会不会生病？儿子不孝啊，怎么能在你最需要儿子的时候离开家呢？母亲怕他惦记，每次来信都说她一切都好，叮嘱他：“玉林，你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为对得起母亲，他拼命地干，不论做什么都千方百计地做到极致。下乡后，他当过农工班班长，开过拖拉机，做过统计员。

    １９７２年秋天，他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母亲病重速归”６个字像炸飞的石头砸在他的心上，眼泪决堤而下。母亲肯定病得不轻，否则绝不会拍电报，他急忙跑去找指导员请假。

    “不行，秋收正忙。”指导员冷若冰霜地说。

    “我家里就一个６８岁的老母亲，她病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你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回一趟……”

    “３天之后再说吧。”

    下期 院墙有一段罅隙，母亲搬几根木头堵在那儿；墙头出现个窟窿，母亲就和点泥抹上，可是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她说：“只要在儿子身边我就知足了，将来还能有一块土地埋我这把老骨头。”

２２、那是母亲关注的眼睛

    不能全怪指导员，那是一个“大公无私”、不讲人性的年代，那是一个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事再小也是大事的年代！

    马车、火车、汽车；上车，下车，换车，他玩命似的往家赶。两天后，他终于赶回哈尔滨，回到了在太平桥的黄家大院。他伸手拉房门时，蓦然发现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锁头。莫非妈妈不在了？他倚门恸哭。

    “玉林，你总算回来了，你妈住院了……”邻居对他说。

    母亲的病榻上，一位面色苍白而憔悴，白发凌乱的老人昏迷在床上。这是母亲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妈妈，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儿子有罪啊，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辈子可怎么整啊？”他跪在母亲的床头，握着母亲嶙峋的手哭诉。

    又经过两天的抢救，母亲终于睁开了眼睛，从被子里伸出手轻抚儿子的头。

    不行，不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哈尔滨了，得把她接到北大荒！张玉林把家里的房子退给了房管所，把母亲的户口迁了出来。母亲犹豫地对他说：“玉林哪，你要不放心妈，妈就跟你去，还迁什么户口，退什么房子？妈的户口和房子在，你还能回来。”

    他说：“户口迁过去了，我也就死了这份心了。”

    母亲来了，给了他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他忙啊，年轻轻的就当了指导员，要领导几百号人，天还没亮他就走了，夜半才回来，哪里顾得上母亲，顾得上这个家。院墙有一段罅隙，母亲搬几根木头堵在那儿，在上面插几根条子；墙头出现个窟窿，母亲就和点泥抹上，可是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她说：“只要在儿子身边我就知足了，将来还能有一块土地埋我这把老骨头。”

    １９８２年春节前，母亲对张玉林说：“玉林，我头有点痛……”

    他急忙找人把母亲抬到医院，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去世了。她把自己留在了北大荒，留在了儿子身边。

    在母爱面前，儿女的情感总是那么无法对等，那么短斤缺两，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张玉林望着母亲的遗体痛不欲生啊，他没来得及孝顺母亲，甚至还没想好怎么回报这份３０多年的母爱，母亲就走了，留给他的除了无尽思念，就是刻骨铭心的愧疚。

    母亲对他说过：“这地方挺好，我老了你就把我埋在这里，我要守着你！”

    母亲生要守着儿子，死也要守着儿子，要看着他工作，看着他生活，要谛听孙子降生的哭声……

    张玉林把母亲埋在办公室对面的山上，他在诗中写道：“我今生注定的磨难／你会永远惦记／你圆圆的坟／是关注的眼／母亲，母亲，你守着我。”

    每天走进办公室，他都要望望窗外那“关注的眼”。每望一次都是心灵的祭奠；每祭奠一次都是灵魂的洗礼。在母亲的“关注”下，他从团委书记到农场党办主任、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在母亲的“关注”下，他创作了几千首诗，获得丁玲文学奖。

    下期 他有空就回北兴农场给母亲上上坟，跟母亲唠唠嗑，说一说自己的工作和烦恼。离开时，给母亲磕几个响头，恳求母亲继续关注他，关注他的诗歌和他主编的《北大荒文学》。

２３、小知青关明辉

    １９９９年，他调到北大荒文学社担任社长兼总编。离开北兴农场时，他来到母亲坟前，刚说一句：“妈，我走了……”泪水就下来了。他离开了，母亲却留下了。他给母亲磕了三个头，走了。他站在办公室再也望不到这“关注的眼”，心烦时再也不能到母亲的坟旁坐一会儿，跟母亲唠唠……

    我第一次采访时，张玉林还在北兴农场当书记，说起北大荒，说起农场，他说，北兴农场每年上交国库的粮食与市场的差价相当于从农场每一分钟往勃利县城发一辆桑塔纳（当时桑塔纳在人们眼里还是高档车），当第一辆车到勃利时，农场这边还有几十辆车没发出去。从北兴农场到勃利县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其实，母亲不就像这块黑土地吗？奉献一辈子，什么时候想到过索取？母亲与那片黑土地融为一体，是巧合还是天意？

    去年，赴北大荒采访前，作家袁炳发、澜涛请我喝酒，把张玉林和他的儿子也请去了。喝酒之前，我采访了他。他说，黑龙江农场总局迁到省城后，北大荒文学社也迁到了哈尔滨，他回到了家乡，成为居住在省城的北大荒人。他的儿子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他有空就回北兴农场给母亲上上坟，跟母亲唠唠嗑，说一说自己的工作和烦恼。离开时，给母亲磕几个响头，恳求母亲继续关注他，关注他的诗歌和他主编的《北大荒文学》……

    去前哨途经创业农场，我请求开车的朋友在派出所停一下，我想看看关明辉。

    走进派出所新建的小楼，值班民警说，关明辉昨晚夜班，下班走了。我说明来意，值班民警打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他这就过来。”

    创业农场给我的最初印象就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北方小镇，一片片平房，或砖瓦结构，或泥土构成，质朴而暗淡。派出所在建场初期盖的老房子里，门前汪一片积水，小路十分泥泞……

    我是在刑警队办公室里采访的关明辉，他是队长。不知天气阴暗还是房子地势低洼，我感到有点压抑。关明辉身材不高，脸庞黑瘦，棱角分明，几道线条遒劲的皱纹，将那刚毅不屈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一提父母，这个为一句话敢上刀山下火海的男人居然哭了，而且泪水像江堤的管涌越涌越急，越涌越多。他唏嘘不已地说，“这辈子欠父母的太多了，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太对不起他们了……”看来“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关明辉是１９７５年从哈尔滨下乡的，是最后一批知青，农场称他们为小知青。

    关明辉中学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这个１７岁的小子让父母很不省心，从小讲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他的话说属于火暴那伙的。父母不放心，劝他去离家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养鱼场，他的四叔在那儿当场长。他却背着父母报名去了北大荒的三师６１团（兵团撤销后，改为创业农场）。

    下期 父母知道这小子倔，做事爱走极端，不断来信催他办返城手续，怕夜长梦多，万一政策有变就回不去了。最后，父母索性把他叫回哈尔滨当面责问。

２４、关明辉成了家

    他下乡了，父母的心也被他带到了农场。一个不懂事、爱打架的儿子离家那么远，父母怎会不操心？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不省心的儿子办回去。父亲是万人大厂———东安厂的普通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这么大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可谓“难于上青天”。最后，他们却冒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弥天大罪搞到了两份假诊断。

    关明辉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手续已基本办妥，三天后父亲将来农场接他回去。“我要回家了，回家了！”关明辉欢呼雀跃，把工作服、暖水瓶、洗脸盆统统送了人。等待是无限延长的省略号，点向无尽的未来……那几天一分一秒都像斜阳下的影子，被企盼拉得很长很长。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关明辉的心从农场到哈尔滨已往返数千个来回，还没见父亲的影子。

    他焦急地给家里写信，问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他。半个多月后，他终于盼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知青办刚批准包括他在内的１４位“家困”知青返城，就被告发了，许多人受到了牵连。关明辉的心凉了，送行的酒喝了，哥们儿泪眼婆娑地说了那么多的送别话，自己却走不成了，他感到自己没脸见人了。

    一年后，知青大返城了，过去难于上青天的事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只要去医院就能拿到一份患这病那病、不适应在北大荒工作的证明，然后去场部办手续。“我要返城说我弄虚作假，父母和亲戚被牵扯进去，这回我还就不弄虚作假，我没有病凭什么要病退？我还就不走了呢！”关明辉来了倔脾气。

    父母知道这小子倔，做事爱走极端，不断来信催他办返城手续，怕夜长梦多，万一政策有变就回不去了。最后，父母索性把他叫回哈尔滨当面责问。

    “我不回来了！你没看那些返城知青过的什么日子？返城时高兴两天，回来就傻了，工作找不着，还要靠爹妈养活。”关明辉理直气壮地说。

    这段时间，关明辉了解到许多，思考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城市是现实的，现实是冷酷的，返城知青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拥抱，遭遇的是冷漠和拒绝，没工作，没饭碗，没住所，有的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有的知青只好重返北大荒……

    １９８３年，关明辉跟当地姑娘谈恋爱了，两年后在北大荒成了家。

    有段时间，父亲患脑血栓瘫痪在床，母亲已年过花甲，无力照顾，关明辉想办回哈尔滨尽长子的孝心。当时，哈尔滨的大中企业不景气，下岗指数在不断上升，他的工作不好安排，只得作罢。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关明辉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连夜赶回哈尔滨。他到家时，父亲已躺在了太平间。他跪在父亲的遗体旁泪雨滂沱，感到自己再没有机会孝顺爸爸，他欠爸爸的永远还不上了……他在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陪母亲唠嗑，照料母亲的起居。

    下期 当关明辉回到家时，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哈尔滨。第二天，他把母亲送上火车，这位宁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哭了，伴母亲好好过个年的想法落空了。

２５、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哭了

    春节前夕，他把母亲接到了农场，想陪母亲好好过个年。他准备了许多母亲爱吃的东西，打算春节期间什么也不干，就呆在家里给母亲做吃的，陪伴母亲，以弥补２０多年没和母亲一起过年的缺憾。没想到正月初五发生一起强奸案，他作为刑警队长不能不去办案。从初五早晨忙到初十下午，他才把犯罪嫌疑人抓住。当他回到家时，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哈尔滨。第二天，他把母亲送上火车，这位宁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哭了，伴母亲好好过个年的想法落空了。

    关明辉说，他对哈尔滨的感情是他对父母的感情，将来母亲没了，他对哈尔滨就没什么留恋的了……他儿子的户口办回哈尔滨了，儿子在那边读了一年书就跑了回来。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他体味到当年父母的滋味。他说，父母对儿子的那种牵挂和思念，做儿女的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他是从地里赶来的。这几年，他承包了几垧地，小日子过得不错。

    我问他，么俊颜还在吧？他说，还在。

    他邀请我喝酒。我说酒就免了，给你拍两张照片吧。他遗憾地说，你来一趟怎么也得喝顿酒啊。我说，上次喝的酒还醉着呢，等醒酒后再喝吧。

    上次，他拽我去酒馆喝酒，落座后同去的２０来岁的小警察拎着小铝壶给我倒茶。那茶特别清淡，我心里琢磨这能算茶吗？北大荒的茶叶不至于这么紧缺吧，为什么不能重新沏一壶呢？茶倒一半儿，小警察有点儿犹豫，看看我又看看关明辉。我突然就明白了，那不是茶水，是６０度的北大荒酒。我那天喝了一茶杯白酒，没醉。关明辉说，他喝酒把胃喝丢了三分之一。

    关明辉把我送上车，热情地邀请我回来时再到他这儿。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说，“你是一张弓，你的子女好比生命的箭，子女会离你而去，射向前方。”可是，弓有大小，力有强弱，这些留守知青经常为自己不能把儿女那“生命的箭”射向更远而痛苦、内疚和不安。

    有文件规定知青的子女可以迁回父母下乡前的那个城市。几乎所有知青都没有放弃这一机会，政策一出台他们就把孩子的户口迁了回去，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读完初中，然后把他送回城里读高中，考大学。他们说，我们十六七岁时离开父母，我们的孩子在十六七岁时也离开了父母；过去父母为我们操心，现在我们为儿女操心。在人类亲情的环节中，我们是最窝囊的一环，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当儿女返城后，知青担忧的是孩子在社会和学校会不会受到歧视，亲戚会不会让孩子遭受委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不会把孩子宠坏，孩子失去父母的监护后会不会学坏，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滑坡……

    上次在前进农场采访时，一提起孩子，哈尔滨知青么俊颜那方方正正的脸上就浮现一层忧郁。他儿子跟着户口一起回了哈尔滨，没想到孩子离开父母后，成绩就像熊市的股票一个劲儿往下掉，考试居然考出十八九分的成绩，这样下去别说考大学，就是初中也毕不了业。

    下期 其实在北大荒种地也不是坏事，这几年形势好转了，许多人靠种地赚钱在城里买了住房，往后想去北大荒种地恐怕还不容易呢。

２６、献子孙怎么忍心呢？

    么俊颜是跟关明辉一起下乡的知青。大返城时，想到返城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还要父母养活，在农场不管怎么说每月还有３７元的工资，每月还能给家里寄回去点儿，他就放弃了返城。知青大返城后，他被调到派出所，从治安股长干到副教导员。

    儿子送回哈尔滨后，父母觉得他１７岁下乡，当年怕增加父母的负担才没有返城，父母就把这份歉意“补偿”给了孙子。孙子要什么给什么，生怕他受一点儿委屈。这样一来，他的弟弟妹妹也没法管。最后，么俊颜又把儿子接了回来。

    我采访他时，他的儿子正读初二。他说，儿子回来后学习成绩有所好转，可是农场的教学质量和条件没法跟哈尔滨比，将来考学还是个问题。孩子考不上学的话，哈尔滨是不能回去了，回去干什么，下岗职工那么多，他上哪儿去找工作？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回农场种地……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不情愿留在北大荒啊。

    我忘记问关明辉了，么俊颜的儿子在做什么。其实在北大荒种地也不是坏事，这几年形势好转了，许多人靠种地赚钱在城里买了住房，往后想去北大荒种地恐怕还不容易呢。

    有许多留守知青的子女户口迁回城市了，人在北大荒。七星农场的上海知青袁小虎把女儿的户口办回上海时，想的是让女儿成为地道的上海人，没想到女儿医士学校毕业回到上海，６个月跑回来６次，看来让女儿做个上海人也不那么容易。

    袁小虎问女儿：“你应该好好想想，今后是在上海还是北大荒。”

    “我回上海干啥？”女儿反问道。

    袁小虎也反问一句：“那么你在北大荒干啥？”

    “在上海不知道干啥，在北大荒也不知干啥，还不如呆在北大荒，最起码家还在这儿。”女儿说。

    从那以后，她没有回上海。我这次去采访时，她已在北大荒成家生子，孩子已经８岁了，户口还在上海。袁小虎说，啥户口不户口的，人在哪儿就是哪儿的人。小外孙的户口没往上海落，落在了北大荒。

    他的女儿和女婿承包了５４０亩大麦地，他们把它改成了水稻田，投资了６０多万元，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儿子回上海后，李利民问：“儿子，想妈妈吗？”“不想。”回答得干脆利落，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李利民感到像一股强劲的西北风灌进心里，冷得发颤。看来儿子对北大荒淡漠了，跟父母疏远了。可是，留下来的知青哪一个没把孩子办回去？献了青春献终身没问题，献子孙怎么忍心呢？他们这些上海知青可以说我是北大荒人，可是不希望子子孙孙都是北大荒人。

    李利民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十六七岁回去的。她在勤得利农场中学当老师，知道十六七岁孩子的心理发育状态，知道正值心理断乳，逆反心理强，离开家会影响他们对父母的感情的，甚至从此疏远父母。可是没有办法，儿子回去越晚对上海就会越陌生，越陌生就越难适应。她宁肯让儿子疏远自己，也不能让儿子疏远上海！

    下期 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就容易？不说别的，儿女下乡后他们那颗心就没轻松过，那些年流的眼泪比汗水还要多。做儿女的怎么忍心让父母再为第三代操劳？

２７、留守知青不容易

    当这些知青的子女回上海时，父母已年逾古稀，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找自己去。”这些老人还有几年活头？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就容易？不说别的，儿女下乡后他们那颗心就没轻松过，那些年流的眼泪比汗水还要多。做儿女的怎么忍心让父母再为第三代操劳？可是没有办法，这是孩子返城之后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栖息地，他们也只能咬咬牙把父母贡献给儿女。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某些上海人来说，他们可以伸开双臂去拥抱那些来自欧美的白人黑人，也不会拥抱这些“穷在深山”的北大荒亲戚。他们大义灭亲地把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知青及其子女归纳为“外地人”，将知青返城的子女称为“小知青”。不论老知青还是小知青，都在不受欢迎之列。知青知道在大返城时选择留下来也就等于失去了上海。他们明白自己之所以遭受歧视与鄙夷，绝非自己的上海话讲得不那么流利与那么地道，如果自己不是从北大荒回去，而是从欧美或日本回去的腰缠万贯的上海人，哪怕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那些上海人也会倒屣相迎。北大荒与上海相比还荒凉，还落后，还贫穷，荒凉、落后、贫穷就有足够的理由让那些上海同乡歧视和鄙夷。

    任何一种痛苦都远不及故乡的排斥，任何一种心酸都不及亲友的鄙夷。留在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为此而愤然，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为上海而下乡，大返城时没有回，又为上海解决就业、住房和人口问题作出了贡献，如今你们凭什么把我们称为“外地人”？

    当知青的子女返城时，有些学校和单位拒绝接收。这让知青愁断肠，这些十七八岁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深得宠爱，回到上海不仅要受外人鄙夷，甚至还要受亲戚的冷落，如找不到工作，对生活绝望，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勤得利农场有两个知青的儿子办回上海后住在外婆家。家里突然冒出两个外孙子，外婆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出门时就把吃的东西锁进碗橱里，不让两个孩子吃。两代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孩子一气之下用酒瓶把外婆打死……这一事件在知青中产生很大反响，对远在上海的儿女更加担忧了。

    李利民的大儿子回去后，赶上上海市对知青子女就业出台了倾斜政策要求有关单位接收，这样才被分到上海第五粮食采购供应站当经济警察。可是，没干多久就下岗了。李利民和丈夫愁坏了，二十三四岁的大小伙子没有了工作，父母又不在身边，万一学坏了可怎么办？儿子来信说想开出租车，他们给寄去６０００元钱。儿子开出租车后，出车时李利民的母亲就一遍遍地叮嘱：“按点收车准时回家，跟大家一起吃饭，别老让我单独伺候你！”可是，开出租车的回家哪有个准啊？

    老父亲捎来话，说他和母亲老了，侍候不动外孙子了，让李利民想法回去吧。两个月后，她一想起来眼泪还在眼圈里转悠。作为女儿她感到愧疚呀，父母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在需要她来照顾的时候，她还把儿子送去让他们侍候。她是实在没办法啊。

    下期 李利民总算回去了，一家人分居十几年终于团聚了，不知道她回去有没有给年迈父母端碗汤的机会；在北大荒生活了４０来年，她回到上海是否习惯，晚年生活是否幸福？

２８、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要是回去，早就回去了。知青大返城时，丈夫是当地青年，她只好留下来。如今丈夫已年过半百，前几年得过一次出血热，在佳木斯住了一个月院，差点儿丧了命。后来病治好了，身体却每况愈下，她哪能把他一人丢在北大荒？再说，大返城时回去，还能找份工作，现在当年那些返城知青有的已下岗，她再回去哪能找得到工作？在上海没有收入怎么生存？难啊，她只有恳求父母再坚持几年，她一退休就回上海。

    儿子来信说，开出租车不仅辛苦，心理压力还很大，风里来雨里去，活多了连饭都吃不上不说，而且每天早起一睁眼睛就欠出租车公司３００元钱。儿子不想干了，想去一家公司做事，那家公司让他交８０００元的保险金，李利民又给儿子寄去一万元……她幸亏在学校教书，丈夫在农场物资部门，夫妻工资有保障，家里还有点儿积蓄，如果在下边生产队，那几年农场不景气，哪有钱资助儿子？

    她认为，在上海知青中，她还算不错的，有的知青父母不在了，父母留下的房子让兄弟或姐妹住了，他们在上海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把孩子办回上海，须跟兄弟或姐妹承诺：“孩子户口落在你们家，让他住校或在外边租房子，今后也不跟你们争房产。”即便如此，有的兄弟姐妹也不愿他们的孩子办回去，一怕跟着操心，二怕孩子办回去没地方住，亲兄弟之间打官司争房产。

    她的弟弟过去是军官，转业后单位给一套安置房。弟弟明确表态：“父母的房产留给大姐！大姐将来退休回来也有个住的地方。”这让她感激不已。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房产就是钞票，谁会嫌房子多？自己不住可以卖掉，可以出租，还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女。

    去年，我再次到勤得利采访时，在场部打听李利民，他们说她退休回上海了。她总算回去了，一家人分居十几年终于团聚了，不知道她回去时父母是否还健在，有没有给年迈父母端碗汤的机会；她的两个儿子生存状况可好？在北大荒生活了４０来年，她回到上海是否习惯，晚年生活是否幸福？

    器官移植手术最难解决的是排异问题，即便配型完美也会出现排异反应———身体系统会将移植的器官识别为入侵病毒和细菌加以抵抗，直到把它排出体外。家庭也是一样，对没有血缘和婚缘的人具有排异性。康金环这一家却像黑土地似的把连亲人都拒绝接纳的精神病知青融入自己的怀抱！

    文魁毕竟不是正常人，心不顺要犯病，阴天下雨也要犯病。康金环和家人就处处依着他，想让他心情舒畅，少犯病。

    ２０００年正月十五的早晨，天空飘着小雪，西北风狂躁地叩打着门窗。文魁早晨起来就犯病了，又蹦又跳，又摔又砸，被康金环安抚好了一番，内心的狂澜才平静下来。文魁吃完早饭，她急匆匆赶到后趟房去给娘生火烧饭。那两天气温零下二三十度，冷得嘎巴嘎巴的。她推开娘的房门立时就傻了：娘一动不动地趴在炉灶上。

    她边哭边跑去找医生。医生检查一下说：“她已经走了。”

    下期 １９９９年冬天，康金环把文魁托付给家人，回山东去看娘。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娘拍打着她后背说：“１２年啦，你怎么才回来看娘？你再不回来娘就变成一把骨灰了。”

２９、两难中的康金环

    “娘啊，你怎么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就走了？为什么不能等一会儿，让我给你烧烧炕，暖暖屋子……”她悲痛欲绝。其实，娘前些日子就犯病了，她不想让女儿操心没有说。那天早晨娘肯定是等不来她，冻得受不了了，自己爬起来点炉子，柴火刚放灶里一半，火还没来得及点着就去世了。她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柴火。

    康金环刚把娘从山东茌平接来没几个月。在收养文魁前，她两年回家看一次母亲。收养文魁之后，她被拴在了家里，再也离不开了。她想娘想得心里难受，经常泪水潸然，夜半睡不着觉，从天黑一口气想到天亮。娘已经年过古稀，再不回去今生今世怕是看不见了。１９９９年冬天，她把文魁托付给家人，回山东去看娘。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娘拍打着她后背说：“１２年啦，你怎么才回来看娘？你再不回来娘就变成一把骨灰了。”

    她望着娘脸上奔淌的泪水，愧疚得要死。娘没去过她家，她多次想接娘过去看看，可是收养文魁之后，她那个家谁能呆得了？别说娘，儿媳妇小岳对她哭着说：“妈啊，我在这个家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总像头顶上的星星要掉下来，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惊恐不安，这日子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岳刷碗时见文魁吃饭用的小盆脏了想给刷刷，没想到却把文魁惹犯病，龇牙咧嘴，凶神恶煞地拎起菜刀就冲了过来。吓得怀有身孕的小岳哭爹喊娘，连滚带爬，还没跑出院子就摔倒了。她流产了，全家几个月的期盼陨落了。小岳在大学毕业时，为爱情放弃家乡大庆来到北大荒。康金环望着悲痛不已的儿媳，心如刀绞。可是，她有泪只能往心里流，文魁是她接回家的。她只好同意儿子和儿媳搬出去过。

    娘让她多呆几天，她又不能告诉娘自己收养了一位患有精神病的知青，怕他时间长见不到她犯病。娘舍不得她，她也舍不得娘，实在无奈只好劝娘跟她回北大荒。娘没办法，不去就见不到女儿，于是就不顾年老体迈，不顾心脏病和高血压，夹着小包挪动着三寸金莲跟女儿来到北大荒。娘来那天碰巧遇上文魁犯病，她吓得心脏病发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再也起不来了。经过一番抢救，娘总算救活了，娘流着眼泪说：“金环哪，你这个家，娘呆不了，你把娘送回山东吧。”她哭了，“娘，我见不着你就想啊。”

    “金环哪，娘也想你，要不你在跟前给娘买个小房，娘在这儿守着你。”娘只好让步了。

    她花２０００元钱给娘买间小房，每天伺候完文魁就去给娘做饭，陪娘唠嗑。

    亲戚又气又怨地说：“为照顾有精神病的知青，你连有病的娘都不管，算什么女儿？”从此，他们再也不登她家的门了。她伤心哪，悔恨哪，自责啊！可是，上苍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会丢下犯病的文魁去照顾老娘吗？在这个世上，娘亲只有一个，谁也代替不了，可是她却就这样让娘走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过元宵节了，每逢正月十五她就坐在家里想娘，想娘手里那把柴火，想娘临终连一句话都没说，想得她满心凄苦，泪水满面……

    下期 喧嚣的都市表现出了冷漠，血肉亲情变得冷酷。三十多年过去了，文魁的亲哥哥、亲姐姐和亲弟弟一直没有出现。到底是城市把人变得自私自利，还是这沉重的亲情让人生畏？

３０、“我想念你！”

    喧嚣的都市表现出了冷漠，血肉亲情变得冷酷。三十多年过去了，文魁的亲哥哥、亲姐姐和亲弟弟一直没有出现。到底是城市把人变得自私自利，还是这沉重的亲情让人生畏？哈尔滨知青李文魁像一堆城市垃圾被无情地抛弃了。可是，患有精神病的文魁没有忘记他的故乡和亲人。越渴望就越敏感，越敏感就越忌讳，亲人和家乡成为文魁灵魂深处的一道死穴，不容任何人触及。当电视出现哈尔滨的画面，他就会跳起来大骂，骂得放声恸哭。他永远不会像健康的亲人那样走出思念，走出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

    有一次，康金环从哈尔滨回来，文魁问她：“你去没去王××家看看？”

    王××是文魁当年爱恋的知青，他还珍藏着她的照片。在那幅火柴盒大小的泛黄照片上，那个漂亮的女孩身穿军大衣，戴着棉军帽，两只发辫露在外边。照片的花边被磨秃了，上面起了毛，像水泡的饼干软绵绵，变得软磨毛了。他高兴时就把照片掏出来问别人：“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你看她漂亮吗？”谁看了那幅照片都会为他感到心酸。

    家乡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是同窗好友。那位同学出差到同江市，听人说李文魁还活着。他不相信，文魁的亲人清楚地告诉过他：李文魁早就死了。勤得利在同江境内，他就跑过来看看。文魁等了三十多年，总算等来家乡人，拉着同学的手询问父母身体情况，问哥哥姐姐弟弟的生活状况，打听同学们都在做什么。

    那天晚上，２３队像节日似的热闹起来，文魁高兴地唱了几首歌，还对着录音机朗诵了两首诗。最后，他唱的一曲《送战友》搅起了所有人的情感波澜，泪水不禁夺眶而下。文魁点着亲人和同学的名字，无限深情地说：我想念你！此时此刻，真让人困惑：精神不正常的到底是知青李文魁，还是他所思念的亲人？

    同学带着文魁的歌和他对家乡的思念走了。他紧紧地拉着康金环的手，眼含热泪说：“大姐，我代表李文魁的所有同学感谢你！两年之后，我一定专程来看你……”

    我第一次去采访时，想跟文魁聊聊，可是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过一会儿，他却溜到院子里，唱起《沙家浜》，嗓音沙哑，但字正腔圆。康金环说：“老乡来了，文魁高兴了。”看她那样子比文魁还要高兴。我离开时，刘汝奇说：“文魁多才多艺，是个好人。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文魁的病还治不好么？”旁边的人说，“文魁要是没病，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副场长，团职干部！”

    第二次去采访时，康金环问文魁：“你还认识他吗？”文魁没吱声。她肯定地说：“文魁认出你来了。”三十多年了，她已读懂他的细微表情。

    康金环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住在场部，只有他们老两口还住在偏僻的２３队。孩子想把他们和文魁接过去，她说：“文魁熟悉这里，换个地方他总犯病怎么办？只要他还活着一天，我就不离开这里。”

    下期 这几年康金环最犯憷的就是去场部。每次离开时，小孙子都搂着她的脖子哭，不让她走。小孙子哭她也哭，祖孙两个哭成一团。她感到欠小孙子的太多了，从他生下来就没看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