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连队

那年8月，八五O农场大学成立，我成为首期学员。学校属大跃进产物，不到1年就下马变成中专。我分到科研所，当技术员。后来到9队，在那里成家。工作中勤恳竞业，提升为队长兼指导员。当时场部培养接班人，东片是我，西片是2队的王直敏。
自然灾害那几年，大家都吃不饱，每天出工只发给一个窝窝头。瓜菜代的结果，许多人开始浮肿。等到发工资时就买几袋代乳粉给孩子们吃，大人还得忍着饥饿。
文革期间，人们在运动中失去理性，有的六亲不认，有的政治口号下掩盖着个人利益的色彩。学生斗教师，职工斗领导。我在工作业绩上挑不出差错毛病，照样被造反派关进牛棚。

那个年代，出身好坏是个大问题。一个北京女知青，为了改变出身，找了一个有妇之夫。一名印尼华侨，违心的找个不认字的丈夫。当时的形势下，她只好回南洋。临走前，她携带有1斤黄金，找到我帮忙。我还是尽量想办法，为她开具证明，一家人得以顺利从香港过境。
雷龙福当时在9队，独身。马桂兰和前夫离异，带着3个孩子。由于我的撮合，两人组成新家庭。
1971年12月，我来到36团3连，接替李成祥任连长，受命于危难之时。去年的特大丰收给连队带来辉煌，今年是灾年，减产三分之二。长时间的连续突击，全连人马过度疲劳。
我上任后，在抢收的同时，注意养精蓄锐，保持员工的体力和志气。雪地作业，大家都戴着墨镜，以免雪中反射的阳光刺伤眼睛。尽量减少突击，做到劳逸结合。工作中我并不想去冒尖请功，只求保持中游。

我和全连的职工、知青共同生活工作8年。我当时是拿这些知青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看待的，知青们有困难连队领导都尽量解决，给以照顾。
有一阶段，顾锛调去排水连，劳动量大。她想回3连，我和团里沟通，把她又调回来，安排到果园班。李俊家庭出身高，但本人表现好。我想办法让他上机务队开车，后来当上车长，到外队当上队长。经过我的努力，张广琴得以转干。
张莅和张淑梅回到团里登记结婚后，愿意到连里安家落户，我和严志成经过研究，想办法给以照顾。李丰海调走后，连里就把房子分给了张莅家，顾明香还把家里最大的一只白鹅送给他。
那年秋收过后。连里经过研究，让张莅当了统计员，后来调他到学校当老师，发挥他的才能。

在连里，自己在工作、劳动中尽量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春播时我打好绑腿和小青年一起站播种车；夏日突击，领着全连人锄地；秋收时田间场院来回奔走，和知青一同抬麻袋；冬天排水，和职工家属一样抡大镐。
我在连里，负责抓农业生产。我到3连的头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使连里总共亏损53万5千元。连队领导班子和全连职工、家属、知青一起努力奋斗4年，到1976年终于扭亏为盈。按照我们的规划，连里盖起了一栋栋砖房，《四房》中的酒房率先酿出好酒，大俱乐部也开始修建。
连里的几件大事，我作为领导，没能把握好。孙家义的死亡没能争取到烈士待遇。连里排练《年青一代》，我讲过应谨慎用人，没能负责到底。和几个职工、知青出现矛盾，没能及时解决。
知青回访连队，还特意到密山来看我，令我思绪绵绵：战友情深，回家看望；年华已逝，记忆犹新；几度春去春回，几度花开花落；但愿战友情，地久天长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略有感慨：
淡泊人生无业绩，酸甜苦辣悉数尝。
功过是非自有论，往事如烟无需提。            

                               夏廉  

连队的成员中，有一部分是老职工的家属，下面是我根据马桂兰的口述，加以整理：

           7. 军垦魂reclamation  soul
我原来是青岛中学的学生，和在部队的吕向晨结婚后，变成随军职工。他是驻海岛的机要雷达兵，我们有了三个孩子。1958年春，部队精简人员，由于我出身高，老吕受到连累，一家人去了北大荒原。和我们同车的有1748部队（空军青岛第二航校）的转业军人雷龙福，他原本是要培养成为飞行员的英俊小伙。
修云山水库时，我在7中队。当时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上千个马架子里经常爬进野蛇。一位军官才几岁大的孩子，在草地中玩着玩着就被野蛇给咬死了。我在青岛时就好去舞场跳舞，结识的一个女舞伴常到我家来，往后她和老吕勾搭上，我没办法，带着3个孩子和他离婚了。
1966年，我和雷龙福结婚后，从9队调到2队 。老雷在马号喂马，直到1994年退休。他平时言语不多，班上班下总是穿一套兰工作服。不论白班夜班，老雷加料很细心，他喂的马个个膘肥体壮。老雷掂起钐刀来是很有一手的。下班时，他看到农工们拿着钐刀回来，就默默的替他们把刀刃掂好，然后才回家休息。老雷工作认真负责，我家墙上挂满了连里发的奖状。门头沟、上海的知青经常到我家来玩。
老雷有时也套马赶车，跟着到野地里钐草、拉料、运砖瓦。照片上的老雷，37岁了，还蛮精神的，是71年时二胡子给他照的。

老雷人很厚道，他月工资36块5，后来才漲到41块2，养活着一家6口人，包括我和前夫的孩子。在9队时，老雷在渔业点打过鱼。来2队后，他常替别人织鱼网，自己连工带料搭进去，一点回报也不收。
老雷常和姜世林、纪顺发去北边10多里远的的七虎林河打鱼，河里鱼多，打旋网，用自行车成麻袋的往回驮。一次他用网打到一条12斤重的大鲶鱼，一家人吃了好几天。有时鱼吃不过来，就用麻绳串好，晒成鱼干。
1961年我被拿掉职工，只能当家属在窑地干活挣工分。出窑时家属和男职工一样顶着高温，一揹就是24块砖，整整120斤，汗水湿透胸背，一干就是一整天。各种农活，轻重大小，没有干不到的，后来的知青，没有能撵上我们家属的。
老雷是畲族人，原籍浙江省丽水县。他对我和前夫的孩子和待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好，一个字都不计较，也从不和我拌嘴。干家务活，老雷馒头蒸的又白又大。我在家洗衣服，他就去外面打柴禾。几个孩子长大后都挺出息，大儿子后来在部队当上中校军官。
老雷1996年患上胃癌，不久就去世了，活了62岁。人世沧桑，夫妻一场，老雷一辈子都对我好，我总觉得对不起他，说着说着就想哭，唉！                                                                                                                                                              军垦老兵牧马人， 三十八载黑土情。
                           长眠凉水青山麓， 儿女仍作大荒人。               

                                 马桂兰

下面是我根据连队老职工杨虎的口述整理：

                   军号手
我是扬州人，1934年出生，1950年参军入伍。在21军军乐队，我吹了8年小号。1958年，部队精简，军乐队的20多人来到北大荒。自然灾害年月，饿死的人，山坡上白骨连片。1961年前后，军乐队的人员大都调回原部队，唯独我一人留下来，继续在北大荒劳动，生活。
1962年，我由四分场6队调到2队，到1969年，便改称36团3连了。在连队，统计、农工我都干过。老伴刘淑玲是山东人，我们的4个儿女也都生长在北大荒。
业余时间，我的爱好是打猎，我还记得当时王震说过的话：“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北大荒没有没有的。”我用过的猎枪，有八国联军造，国产的，也有东洋日本造的。当时在连队，我走遍各个角落，打到的猎物：狍子、狐狸、野貉、大雁、野鸡、野鸭子，等等。我在北大荒戴的皮帽子，就是用亲手打到的整张挠头皮做成的。初到北大荒，我见到好多右派，他们之间的不良现象，是相互之间的“残杀”。
文革期间，农场各派争斗，结果两败俱伤。1968年前后，200余名城市知青来到3连，给这片荒凉的土地带来生气。
1975年8月，张莅和张淑梅婚后到连里安家，连里把李丰海家搬走后的砖房分给他们，派我给屋里的火炕换上新炕面，张莅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在连里，张莅到我家，见过我年青时的照片，那是在部队文工团照的，戴着肩章，武装带。我家回到扬州后，那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整个连队立时冷落起来。思念故土，人之常情。受知青返城的影响，在严书记的大力帮助下，我们一家6口人也于1984年先后返回到老家扬州。
回首北大荒，从青年到壮年，我在那里，在那片荒原黑土地度过了27年，光阴荏苒，回首往事，连队的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                                                                        杨虎   

下面是我连几个老职工的简历：
郭元钦，四川邛崃人，1932年生。年少时，家境贫寒，被狗咬过两次。1951年，19岁时参加志愿军去朝鲜，1954年归国。后来去福建修鹰厦铁路。完工后调北京警卫师任警卫排战士。
在执勤岗位上，小郭佩带盒子枪，北望天安门，南望大前门。下岗后，走遍京城，美景古迹、香山红叶，一览无余。
1958年，郭元钦来北大荒，在农场警卫连当看守。1960年来2队，成为农工。爱人李雪兰，1939年生人，也来2队。建队初期，艰苦创业，被野熊舔伤。老郭后来上机务排，开二O胶轮拖拉机。
已经报废的小车，经他调理维修，总能重新转动起来，秋收大忙季节在场院派上用场。
栾锡良，山东昌邑人，1933年生。1950年，17岁时参军。1957年转业时和温荣信一同来到密山。栾锡良属农建二师，随部队北上，在佳木斯一带创建二九一农场，结识当地集贤县女青年王淑英，成家，生有子女5个。几年后，调回八五O 农场2队，一家人住营区西南，靠近8号地的砖房。
栾锡良一直在机务后勤作维修工。机务各种农机、康拜因的改装，都有老栾师傅的汗水。栾师傅技术过硬，说话山东味浓、音高，绰号栾大棒子。最后的哈尔滨知青下乡时，侄女栾秀芬投奔到22连。连队实行家庭农场制，栾新立成为小麦高产大王。
陈荣光，原空军中尉，郭元钦的同乡。反右时被化成右派，来二队。受到队领导保护，成为第一任文化教员。作为编外八大员，陈荣光经常帮助队里出黑板报，搞文艺宣传。
秋收时，陈荣光制作卡尺，协助会计准确、快速计量拖车的粮食吨数。爱人江淑莲，哈尔滨医生，来队里和老陈共甘苦，不在编内，常给队里人员看病。

我和连队的技术员朱万德很要好，下面是我整理出的材料：
             技术员   technician
我是1937年生人，老家在吉林省德惠县。1961年，我考入裴德的八一农大，到2001年退休，在北大荒度过了四十个春秋。
1965年11月13日，八五0农场分配我到2队任技术员。队长王直敏、统计周兴华和我相互配合。我们三个人都是实干家，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不辞辛苦，带领全连人马奋战3年，机械化垦荒6305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245亩，初具现代化农场的规模。但地号仍显得很零乱，中间有不少荒地。又经过几年的垦荒治理和修水利干渠，连队的地块才连成一片。1968年由我对连里的地号重新命名，北面从西往东为1#、2#、3#，南面从东向西为4#、5#、6#、7#和8号地。
年年的春播都由我选定良种，连里每年的轮作布局也由我制定。无论春播或秋收，我都得跟车作业，随时进行检查验收。1970年，小麦大丰收，全连人都高兴、自豪。
文革期间，人人参与争斗，相互间造成精神上、感情上的创伤。自己挨过整，也整过别人。红卫兵频繁的查户口，弄得人心惶惶。

1972年起，团里实施大面积飞机喷药灭虫。我领着农工班的女知青事先做好红、白旗帜，拉开距离，在地号中喷药地段站成一条直线。绿色双翼的安—2飞机低飞过来，高度只有几十米，连飞行员的脸部都能看到。一条线段喷洒完，飞机升到蓝天中，我赶紧指挥她们平移到下一个线段。飞机在空中划完 型轨迹，又返回俯冲喷药，喷完我又指挥她们继续前进。飞机喷洒的农药呈雾状，像似一条绵延千米的薄纱，飘落在田野里。
我在地号里还抓到过野鹌鹑，见过满地飞跑的野鸭子、野雉。知青到来后连里成立了科研班，我指导她们培育新品种。我和广琴都不大会做饭，经常吃面条，喝苞米面糊涂粥。食堂着火后我们还给来家的知青包饺子。我和广秦回吉林、北京探亲，李丽萍和孙维庆就帮我们看家。

1979年，我和广琴调入《八一》农大，我在基础部任教，后来评为教授，广琴在农大附小教书。在农大时，张莅和同事到裴德来看望我，在家里见到广琴，我当时有事，没能见着他们。
退休后，我和广琴在北京的昌平定居，京城的知青荒友常来我家相聚，远在哈尔滨的张莅、张淑梅、李丽萍等也来我家看望我们，我感到很欣慰，毕竟都是在北大荒的老朋友。
老来闲居京城，赋诗几首：

                  地号命名                                          开 阡                    
万亩良田地号散，统一命名见方圆。   三杆一线划地痕，三百年后界尚存。  
之一之二太俗气，以沟为界各西东。   后人来此仙人去，谁记亘古第一人？
                   忆知青                                          忆送友               
一队儒生投荒原，血气方刚正当年。   白雪茫茫阻路门，老友离别日西沉。  
战罢三江严冬雪，烈日炎炎握锄镰！   声声气笛叙尘世，穆棱河畔念故人。   ，
                   晨 播                                            返故乡               
朗月星稀助犁耕，播种荒原一万亩。  盛世赤子返大荒，已非当年少儿郎。   
但得金种不负我，凉秋可持好收成！   重聚袒叙当歌舞，各有功过在异乡。   
                观回访照片                                        荒友聚     
记忆闸开往事涌，似曾相识却陌生。   圣诞枞树彩灯明，荒原友人汇京城。               
偶点旧痕千滴泪，依稀朦胧昨日中…… 王柳家聚同巢雁，重温旧梦话友情。   
                                                                          
                                                                                             朱万德  

地面指挥飞机喷药，朱万德（右）

我连的老职工林镇伦，现在是省政协委员。我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材料如下：
                                   9、青春    youth            
我于1948年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林氏家族有170余人，在潮州和南洋马来亚经商，在海南岛有地产120亩。解放后，我家成份被划为资本家兼地主，父亲变成小职员，每月30几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1952年，姐姐把我和哥哥镇波带到海南岛海口。姐姐在农场劳动，我和哥哥在海南渡过了童年。1955年，姐姐和姐夫卢振阁随铁道兵5师去了北大荒。
我8岁那年，姐姐又把我们哥俩从海南接到虎林县八五O场部。我在四分场的战校念完小学后又接着念初中，王新功的儿子王学彦和我是同学。1964年，我参加工作，在2队的农工班各种农活都干过。当年农场学习解放军模范刘英俊，我也积极上进，多次写过入团申请。我知道组织上对待青年人是重在表现，不唯成份论。
从1965年秋到66年3月，我和2队的老职工一起去马鞍山伐木，山上的艰苦劳动和生活对我确实是锻炼。下山后回到队里，我每天起得很早，拉着个小爬犁，在营区四周捡粪积肥。没多长时间就上了机务排学开拖拉机。

年青的师傅张俊起耐心的传授知识和经验，我学习领会起来也很用心，过了一段时间就掌握了全部的开车和修车技术。张师傅是28号车的车长，和我同车组的还有李辉和随正军。
1969年，城市知青大批配到车上，我到10号车当第一驾驶员，带他们作徒弟。我带过的知青有哈尔滨的王淑珍、高滨桃、刘广文和谢培胜，北京的柳小黎、范小妹，上海的纪南君、陈富强和赵水平，以及天津的王桂敏和李树清。王淑珍开始时怎么也弄不明白，我就一点点的，手把手的教她。开荒翻地时，她不得要领，车不走直线。我就指点她要抓住远处的某个标记，一棵树、一根电线杆，甚至一片树叶。看发动机是否正常工作，我告诉她主要是听声音。机车出现故障，她看着我把另件一个个卸下来，用机油清洗好，检查出毛病，再重新连一棵螺丝都不差的把发动机组装起来，特别羡慕。
她每学会一点本领，都非常开心。我俩经常同班开车作业，我处处照顾她，重活和脏活我都抢着干，夜班时，轮到她开车，我见她熟睡的香甜，就不忍心叫醒她，自己接着开下去。
一次夜间开荒，机车前面出现两只野狼，吓得她尖叫起来。我一面安慰着她，一面加大油门，同时把前后大灯都照亮，两只狼徘徊了一会儿，终于溜走了。有时地边被机车惊动的成群野雉飞舞起来，真像演皮影戏一样。

我22岁当上全连最年轻的车长，我所带的车组达到了优质、高效、低耗。我们车主要负责春播小麦，夏天牵引中耕机锄草和褙垄，秋天牵引康拜因收割小麦、大豆，冬天拉石头、木料，机车检修保养。中耕时上海女知青孙卫华站后面的中耕机，高个，漂亮，朴实能干。
1971年麦播时，三十六团在3连开现场示范大会，张克强副团长亲自到4号地坐镇，还有各连的领导和同行。连里指定我带车作业，我有些不敢承担。指导员王兴海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林，你的技术过硬，没问题，今天就看你的了！”我受到领导的鼓励，增添了干劲，就和周玉泉一起把机车开动起来，拖着3台播种车下地了。
机车在地里平稳的行驶着，我握着操纵杆，看准前面的阡标，划印器在地中间划出一道1800米长的直线。车开到东边的地头时，站播种车的王指导员和于恩源等女知青都向我竖起大拇指。车组在地边划出完美的灯炮形轨迹，接着往回向西播。
我在车上，春风拂面，内心感到自己在用青春书写耕耘着北大荒的黑土地，该是多么的自豪！机车开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回头远望，播过的麦垄严丝合缝，笔直成线。张副团长过来和我握手，非常满意的说：“小伙子，你真够得上全团的播种标兵了！”
我在这个连队生活、工作了10年，这块黑土地留驻了我青春的足迹。

1974年春，我去了西岗，再到虎林。在西岗，我的初恋情人是袁琳，她人长得漂亮，小我11岁，可惜缘分不到，最终分手了。
1981年，我凭借着在北大荒23年磨练出的本领和毅力，走出国门，下南洋，闯商海。给老板打工，别人1个班次1个定额，我完成2个；晚间没的宿舍住，我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上。一路披荆斩棘，我经历过很多人所不知的艰难起步，最终有了自己的公司，成了企业家。九十年代我又回到黑龙江，在牡丹江市建医院，在哈尔滨开公司。
我常组团出国旅游考察，站在南非的好望角，我看到大西洋的汹涌波涛和印度洋的宁静水面相交错；在北美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我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旷世人生。

北大荒的黑土情，令我魂牵梦绕。得知初恋情侣病危，我赶回北大荒，为她献上玫瑰，交付住院款。
我再一次回到连里，请百余位荒友到场部相聚会餐。2002年，我宴请了哈尔滨的全体30多名知青。目前我正在杜尔伯特办“荣特隆狐貉良种养殖有限公司”，为第二故乡的建设做贡献。
至今我已经担任了15年省政协委员，同时兼任省侨联常委、香港黑龙江联谊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黑龙江分会副会长。            

                                 林镇伦

李明章，我们连队的机务副连长，我根据老伴的回忆加以整理：
             10、机务队长 mechanician
我刚到3连时，李明章师傅是副连长兼机务队长。李师傅从部队转业后，又到省农机校学习。论农机技术水平，李师傅算得上全连的顶尖大拿。他对我们哈尔滨的知青特别 关照，认为北方的孩子能吃苦，大部分男、女生都被他挑选到机务队开拖拉机、康拜因。
机务队遇到技术难题，各个车长都得把他请出来。冬天新旧机车大修或检修过后，从修配厂开回来，他都要亲自钻到停车坪下面的地沟里，凭借过硬的功底进行调试。三九严寒天，机务排的水泥地面也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李师傅只是铺垫上几片麻袋，就钻躺到机车底下去了，在冰冷的地沟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一丝不苟的检查每一个部件。他要是不满意，上面的人怎么喊他也不会出来休息。李队长对待工作的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韧劲，令知青们佩服。
一次红卫兵到他家中，发现糊在墙壁上的旧报纸中有主席像，脸部竟然插着1根缝衣针！
这可是文革中的大忌。不管那根针是谁黑灯下火插上去的，作为户主的李队长由此被关进牛棚。机务队缺少了李师傅，机车出了毛病，小青年变得束手无策。其他的师傅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得毕恭毕敬的把李队长请出牛棚。李师傅倒也不在乎自己成了牛鬼蛇神，遇到技术问题仍然是那么执著的去解决。

李副连长和爱人高淑清对知青都非常热情，知青们也常到他家去玩。食堂开饭了，两口子还诚心的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小青年衣服在劳动中破损了，没有针线碎布，就常拿到他家去缝补。小高还用自家的缝纫机给宋淑兰做了一件新上衣。
李师傅每次出差到哈尔滨，都要到各个知青家中，捎去信件、物品和农场的问候。我们非常感谢李师傅，他也成了知青们的贴心人。我和张莅在连里安家后，李师傅还特意从外连赶过来看望我们。
他的岳母高大娘，典型的贫下中农，待我们知青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老人家常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难，穷人怎样给地主扛活、怎样一路乞讨要饭来到北大荒。老人家过日子从不忘本，做饭烧豆桔时，见到豆荚中有一个豆粒都要剥出来。
知青到她住的土坯房去看望她，高大娘就把平时这样积攒下来的黄豆拿出来炒给大家吃。铁锅中炒熟的豆粒蹦跳着，小青年吃出豆香来，也感悟出老一代北大荒人的勤俭纯朴。

我们连的指导员严志成是江苏扬州人，我根据他的口述加以整理：
1938年，我出生于江南扬州，1958年，我毕业于扬州市清华中学，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考大学机会，自愿去北大荒建设边疆。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1961年自然灾害时，人们饥饿难忍，宝东到西岗一带的榆树皮全被扒光，吃掉了。许多流人右派饿死后，很草率的装入木板钉的棺材中拉到荒草甸子埋掉，往后死的人越来越多，棺材不够用，只好一个里面装四个人。我在八五O农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到下面连队去工作，先在机务队，后来当连队领导。
1971年，我由2连调入3连，接替王兴海任指导员。我平时待人很随和，从不摆什么架子，连里人都亲切的叫我严老五。我主管全连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有分寸，常从实际情况出发，收到效果。我大胆启用表现好的知青担任连队副职，介绍他们入党。
当时连里的八大员基本上都是知青。我发掘连里的文艺人才，排练剧目，并到外连演出。团里分配的知青升学、招工名额，我能通过民主评议合理解决，避免矛盾争执。

连里出现重大问题，我能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和连队领导班子共同研究处理。当时连理由知青组办的政治夜校很有业绩，在1972年曾先后3次登载到黑龙江省报和哈尔滨战报上面。
也许是开拖拉机打夜班养成的习惯，我比较喜好抽烟。农田劳动，和大家一样，不怕脏累。业余时间，我还抓紧时间学习英语。2011年5月，张莅和张淑梅来扬州看望我，我凭着记忆把江泽民的一段讲话英文稿写出来，一个字母都不差。上海知青叶诚华打制的立柜和五斗橱，我家保留至今。
老伴孙淑兰是山东蓬莱县人，1960年支边到北大荒。她先是开拖拉机，结婚后在托儿所看孩子。小孙非常乐于助人：冬天二胖、小会计生孩子，她把家里仅存的几个鸡蛋拿出来送过去；她看到朱万德家新苞米楼缺苫房草，就把和儿子刚打回来的苇子全拿过去了。
我家的3个男孩，大的严涛，老实好学，二的严慰东，胖墩淘气，老三小不点。一家人在北大荒生活了18年，1981年，调回江苏老家扬州，任农业机械研究所支部书记，直至退休。
2011年5月，张莅和张淑梅特意到扬州来看望我和老伴，还有杨虎、刘淑玲夫妇，当年的荒友相聚，倍感亲切。

                                    严志成

下面是老伴小鱼的回忆：
              副连长 janitor
1975年，我再一次回到连里时，李明章师傅已经调走了，接替他的是朱高副连长兼机务排长。
朱副连长是湖南省人，身材高大，一付军人气质，说话急了，有些结巴。他从小就没了爹娘，在农村给地主家放猪，没念过书，自己连姓名都没有。地主家拿放猪娃不当人待，就管他叫《猪羔》，村里人也这样叫他。
湖南老家解放了，他瞒了几岁报名参加解放军。部队登记花名册时，问他姓名，他说是猪羔，引得周围的新老战士都笑起来。营里的文化教员根据同样的发音，给他起名叫朱高。 他在部队打仗的同时也学到了文化。
1958年，朱高随所在的公安军校转业来到北大荒，人拉犁、抡铁镐，挖水渠，什么农活都干过。他也凭着自己的努力学会开拖拉机和康拜因。他后来和自己的老乡叶秀珍在队里成婚安家。小叶是家属工，很少言语，只知道家里家外的干活。朱高家一连添了4个女儿，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可是朱高的月工资只有38块5角，加上小叶出工挣得的工分也不过60多元，全家6口人的生计困难多多。
即便这样，朱高也从不多占公家一点便宜。朱副连长人很憨厚，对知青非常热情。知青们一到他家，老两口就把最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朱副连长一次和张树华半开玩笑说：“再生个女儿就送给你。”
朱家的第五胎果然又是个千金，没办法，副连长只好忍着心疼看着张家把亲生女抱走了。1976年夏，朱副连长一家人调走了，头几年听老职工说朱高退休后回了湖南老家，再就没有音信了。

            转业兵  demobilized soldier
燕国建是河南省郑州人，1945年生，和李全宝一起从部队转业来到连里。他们先是在机务队开拖拉机，后来国建分到农工班。他下地劳动时，头戴绿军帽，身穿褪色的旧军装，一付年青军人的气魄。国建待人热情，说话总是面带笑容，河南口音，不拐弯，讲实心话，却受到部分人的嘲弄。
1975年5月，我初到连里时，他已经成家，有了儿女。一次早晨在地里突击锄完地休息，炊事班送来肉包子。大家都吃得又香又饱，几个小青年吃狂了，只吃包子的肉馅，剩下一堆白面皮。他们也不敢往地里扔，就随口问国建：“包子皮你要不要，不花你的钱。”国建顺手接过来，小青年带着蔑视的表情笑起来。国建知道老家农村的困难，个别年青却忘记了盘中餐是粒粒皆辛苦。
我和淑梅在连里呆了1个月，准备回去时买些白面。我不好意思的问国建借钱，他二话没说就掏出了半个月的工资，根本就没考虑我们能不能再回来还给他。国建分到食堂作炊事员，仍然的一身干净整洁，扎着个白围群忙里忙外。后来燕国建一家人搬迁到八五六农场八队。
2007年，3连荒友回访连里，秀风特意让儿子用摩托车托着从青山远道赶过来。2009年，我们第三次回农场，终于见到好心的荒友燕国建。

            11、家属们 women farmhands
3连的家属，来自于关内、关外，长江南北。她们大多数是夫君的同乡，少数几名随部队的爱人转业来到北大荒，大部分是身居北大荒的独身郎君回老家找到的媳妇。没有浪漫，不见窗前月下的谈情说爱，她们往往是按照信件上的地址，用爱人寄来的钱款买到车票，几千里路云和月，只身来到北大荒。到得连队，就算成家。没有嫁妆，谈不上彩礼，见不到礼仪。窈窕淑女变作新婚少妇，几天之内就下地干农活了。家属中有两姊妹姜月娥、姜月梅，胡翠梅、胡桂梅，卿安芝、卿淑英，还有王氏三姊妹。家属中，多数的年龄和后来的女知青相差不过几岁。
然而，北大荒50年左右的风雪岁月，在家属们的脸庞和额头上刻印出道道霜痕，述说着她们半个世纪所经历的荒原生活，她们的青春、壮年汗水洒遍黑土地，她们生儿育女、持家劳作，比之于锻炼几年后返城的女知青，反差何其多。

江南粤桂的水乡秀美，冀鲁家乡的山川多情。要是论及农村老家的土地、生活和劳动，就都比不上北大荒了。老覃和周华容在连队生活半辈子，最后把老家的侄子弄来22队养牛、成家，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家属们基本都生长在关内农村，平均每户耕地一亩左右，辛苦劳作一天，所挣工分几个，核算成钱币几毛，年底才能见到现钱。
遇到饥荒年月，关内人闯关东，家属们来北大荒，不管怎样还是坐火车来的。和知青们的心境大不一样，家属们能在北国荒原安心生活劳作一生，那是她们的真心挚情融入这片黑土地的结果。家属文化低，也自有她们的人生哲理：人活着，就是为的上下两个眼。

作为拓荒者的成员，先期到来的家属们经历了垦荒初期的艰辛岁月。随后纷至沓来的家属，逐渐领略到这片沃土的芳香。连队的近两万亩耕地，平均到每人身上有60余亩。每人2分自留地，夫妻二人加上子女，一家人能分得一亩左右，这要是在老家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到了70年代，连里的口粮实际上是不限量了，而且天天如是的全部细粮。家家不但能吃饱，还能节省出许多米面和粮票，去接济远在贫苦家乡的父老。连里的住房条件逐步改善，老职工大都住进宽敞明亮的红砖橙瓦房，家属们觉得是住进城镇了。连队是大规模机械化农作，比之于老家，劳动量轻多了。
家属只要出工，就能挣到工分，多劳多得，月底核算出工分，等会计从场部回来，马上就能领到现金。家属付出的汗水多，每月平均能拿到三四十元，赶上当家的了，这要是在老家也同样是不敢想象的。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底，我当了两年多的统计，差不多天天和全连的家属们打交道。我工作比较认真，家属们对我很尊重，很客气，从未起过矛盾。家属们整日劳作在地里田间，他们的辛苦汗水我是理解的，甚而浸入我的心中。每位家属的音容、举止，谁是谁家的女主人，我至今几乎还都记得，记忆中难忘的几番景象，不妨点叙一下。
说起家属们的文化水，确实没有多少，还有不识字的。可若是比拼农活，不但女知青，就连男知青也得甘拜下风，心里发怵。秋天割大豆，知青们望垄兴叹，在感受大地的煎熬。家属们看着延伸到天际边的长垄，心情是高兴的，只顾低头割，不见人直腰，为的是多挣工分，养家糊口。我初到连队时，和家属们一起并排割大豆。

我自觉得年轻力壮，也有心想比试一番。割过半垄地，头上冒汗，附睾炎发作，只想蹲下来歇息。待我抬头前望，家属们已不见了踪影。第二天，还是一起割豆地。我不想服输，咬紧牙关，小病硬挺着和她们挥刀比赛，还是被她们拉下几十米。
回到家中，累得躺在火炕上不想起来。我在想，劳动关过不去，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了。第三天出工前，我把镰刀磨得雪亮，没穿秋衣秋裤就下地了。我决心和女将们拼搏一回，割到地中间，全身冒热汗，就只穿背心，拼命往前冲着割，脚下带起一溜尘土，我终于赶上她们了。几个顶尖能干的家属见状颇感惊讶，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割到前面去了，坐在低头，大汗淋漓。
我看那几个家属：许光英、孙淑芝、顾明香，割地如同小菜一碟，没怎么费太多的力气。三人割完地，站在地中，秋风吹起多彩的头巾，黑发飘拂着，手中转动着镰刀，有说有笑，带来黑土地的欢乐。

一些老家属原来都是农场职工，生完孩子按土政策就把职工拿掉了。她们为了生计，只能加倍的付出汗水，尽力去多挣工分。烧窑出砖，全连职工知青早晨突击个把钟头就回去了。家属们则是和重男劳力一样，身背百余斤重的砖码，整日劳作在烈日寒暑中，汗流前胸浃后背。
她们回到家中，还得哺育子女、喂养鸡鹅、三转锅台。家属当不上职工，就没了病、产假，探亲假，公费医疗和劳保。许多家属，20岁上下来到北国荒原，再也没能回过关内老家，最后身躯融入黑土地，化作大荒魂。
家属心目中的连队是块宝地，姐姐先来了，妹妹卿淑英、姜月梅、胡翠梅也跟过来。连队的四、五班为家属班，组长李言彩、马娴彩工作认真负责，带头苦干。
积肥、菜班和猪号也多为家属。刘香玲干活时总是面带笑容；李桂华刨草炭，抵得上男工；马桂香有病，也坚持干农活。刘延臣发配到北大荒，老伴王玉花陪伴其一生，至今生活在九管区。巾帼汗水辛酸泪，育出二代大荒人。

下面系根据我连老职工王合举口述整理：
                        13、支青  frontier youth  
1959年前后来到八五O农场的山东支边青年有3000余人，我是其中的一员。同车来北大荒的还有吴美莲和黄县的吕青兰。
                                学童  pupil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冠县，我是1940年生人，属大龙。我小时得过天花，3岁时失去父母，成了孤儿。我自幼生长在兄长家，哥哥在铁路烧大水壶，供应来往的过客和部队，月薪18元，还想办法送我去学堂念书。我初小念到4年级，考高小时，全校三个班级150人只考上3人，其中有我。高小第一学期，我家庭困难，但学习好，6元钱的学费学校就免收了。念下学期，学费得照交，兄嫂家实在困难，我念了一阵子就辍学了。我上学时每天只带两个高粱米面的窝头，连咸菜都吃不上。
                                  士兵    soldier
我一共念了5年书，14岁时就跟大人一起下地干农活，成了半拉子。1956年，部队到村子里招兵，哥哥给管事的人送了两盒纸烟，我瞒报两岁，参军入伍了。我当时所在的部队要去朝鲜换防，因为有停战协议，只能暗中坐闷罐车过鸭绿江。1958年，部队回国，驻防兰州军区的甘肃玛曲一带，汉藏杂
居。在部队的两年多时间，我进步很快，由列兵升到中士，副班长。我虽然是小学文化，也当了一段时间的文化教员。1959年初，玛曲地区的部分藏民叛乱，部队奉命弹压。阵地上，我提着机枪往前冲，叛匪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扫过来，打中我身上背着的手榴弹，3枚木弹柄都炸裂开，我臀部也受伤了，被送到野战医院。我是轻伤，不久就出院了，但和部队失去联系，只好回老家了。

                  大荒人 landman
初来北大荒，我和吴美莲分到3队，就是后来的一连。头两年的生活和劳动是艰苦的，但能吃饱饭，我20岁左右，充满青春的理想。1961年，自然灾害波及到农场，当时农场职工粮食月定量18斤，磨出的面粉都是全麦面，和麦麸皮掺和在一起。在共同的劳动中，美莲逐渐和我产生感情。
老伴大我5岁，我们于1962年8月结婚成家，不久调到2队，当时的队长是缪远柏，指导员董华福。在农工班排水打炮眼时，我手握钢钎，排长马振州抡着铁锤往下砸，一不注意砸到我手上，至今还留着筋包。我后来上了机务排，先是开号10车，当车长，带过知青徒弟王淑珍、范小妹等。
再往后，我上了康拜因，开KT---3.0，带上海知青纪南君。一次夜班作业，在行进收割中康拜因的喂入口发生堵塞。我跳下驾驶台，用脚去蹬踹。一会儿工夫，入口处通了，喂入轮又开始转动起来。
我想拉绳铃叫前面开拖拉机的纪南君停车，但我在康拜因车底下，够不着拉绳。我只好顺着车底往外爬，刚爬出来，只见距我有1米多远的铁车轮向我碾压过来。我吓出一身冷汗，本能的跳离开。要是再晚一两秒钟，我肯定被压到车轮下面了。
老伴在农工班，锄草、割地、排水、上囤、各种农活都干过，然后就是长年在猪号喂猪。我家生有两女一儿，老伴结婚两个月后，职工就被拿掉，只好拼力去挣工分了。几十年来，家属们在黑土地上流下多少汗水，谁也记不清了。我后来当上连队的工会主席，把全连家属的职工待遇和工龄都找回来，算是为家属们做了件好事。

               渔猎 fisher & hunter
当年的北大荒是飞禽、野兽和鱼虾的乐园。荒原中密布着原日伪军挖过的战壕，如今变成溪沟，人们趟水走，鱼儿腿上撞。没有渔网和钓具，人们就用手抓鱼。抓鲇鱼时，要抓住鱼鳃；抓鲫鱼，用双手撵成小堆。鱼太多了，干脆用起挑土的筐蓝，瓢舀鱼变成筐捞鱼，捞出的鲶鱼、鲫、鲤盖满两边的草地。
看到荒原满布的禽兽，人们嘴眼都变得馋涎欲滴。我和卢官一起去商店买猎枪，用3个多月的工资去买115元一只的俄国造猎枪，也挺值个的。空中、地上的野物打遍了，还是大雁的肉最好吃，味纯正。一次秋翻地，遇到雁群，我一枪打到两只大雁。捡到的大雁蛋、野鸭蛋把麻袋都装满了。
一次在野地里，我抓住一只狍子，任牠蹬踢，我就是不撒手。开膛后，才见这只母狍肚中有两只胎仔，侯培祥把胎仔熬成了狍胎膏。
冬天的雪地上，我看准了小兽的足迹，跟踪过去，在雪下的穴中抓住一对野貉。我将牠们拿回家中养起来，等收工回来时，只见墙上满是爪印，全跑掉了。我打到过一只个头很大的狐狸，扒完皮，灌上锯末子，在房前晾晒着，却被老疙瘩拿走了。

              琐记 others
年年的秋季，我开着KT—3.0在地里割大豆。豆枝摇铃，水红、稗草籽也熟透了，不断地从车底下筛出来。草籽是喂鹅鸭的好东西，灌到麻袋里，放到场院上，家属们就高兴地背回各自家中。
我除了带徒弟开车作业，就乐意给割地的小青年们磨镰刀。五队宣传队来演出，枪走火，多亏卢官手疾眼快，抓起枪筒朝天放了，要不然，不知会打死车上多少人。                       王合举
                        

下面是根据连队山东移民纪秀花口述整理：
         14、关东人   northland man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胶南县，1951年出生。齐鲁山东，人多地少，先民自古就经历过海闯关东的苦难历程。父亲纪顺发，在部队当兵，落下个三级甲等残废。复原后在村子里当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1958年，村子里闹饥荒，公社食堂打不出饭来。父亲只身去了北大荒。
第二年，已在八五O 2队工作的父亲接家人去农场。那年我8岁，表哥纪义合借的路费，准备几件棉衣，带着我上路了。兄妹两坐火轮船过渤海，蒸汽火车驶过一望无边的松辽大平原，看着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红日，空旷壮丽的塞北风光令我心情激动兴奋。
接着我大爷纪顺龙一家，我姨父赵元生一家也先后来到2队。先人闯关东，能采到野山参、得到虎骨，我们这一代只能学种地打粮食了。

初到2队，我们一家人有房住，能吃饱饭，父亲有工资，我能在学校念书，比之于老家，各方面都好多了。不过自然灾害那几年，农场的职工家属也挨饿。童年的两件往事，刻骨铭心。
一次上学的路上，一男生在地里挖出一颗野菜，根茎部像似小白萝卜。那时人们饿得慌，什么都想吃。我把野菜拿过来，尝了一下，有点甜滋滋的味道，又连吃了好几口。没多久，我就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后来听家人讲，我误吃了毒草，昏死过去。场部军医闻讯骑马赶到队里，给我往胃里灌肥皂水。我苏醒过来，在场的女军医拿着我吃剩下的那颗野菜让我瞧，告诉我：“你吃了走马芹，若抢救不及时，你就没命了。”
学校放暑假时，一天晚上我和同伴到地里玩耍，看到一台翻地的斯大林---100号拖拉机停在地号边。我俩很好奇，就爬到犁座上玩起来。
天色漆黑，拖拉机也没打开车后灯。车前、车后看不清人。正高兴时，拖拉机开动起来。我一机灵，下来了。可怜我的小同伴，他一慌神，从犁座上掉下来，整个身子被犁尖豁成两半，血肉、荒土搅到一起了……

我初中毕业，在队里就业当农工，纪家爱花、运合、桂花，赵家清泉、青海、桂梅也先后参加工作。赶上文革年代，我作为红卫兵小将，绿衣帽、红袖标，到处斗私批修。登台演唱样板戏，意气风发。队里的红、无两派越斗越凶，人性在政治漩涡中变得扭曲。我家几代人都是贫下中农，响当当的红色造反派，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关牛棚，受改造。
原来是汤司令家的孩子和我弟妹吵架骂仗，互相揭短。鹬蚌相争，当权派得利，发现两家分别把缝衣针插到有主席头像的日历牌和糊墙纸上了。家长被关进牛棚，家属和子女整天刨大粪堆，下班后还得去扫马路。创造人类的劳动变成强制改造人的手段，这些事情至今让我无法理解。那看押黑五类的红卫兵，骑着大黄牛，挥着鞭子，吆三喝六，真够威风的。

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有时会失去理智，还都想在对方身上捞稻草。回想当时的一些言行，让人不可思议。队里发现汤家的孩子说主席坏，进行揪斗，那混球孩子竟然说：“是我妈叫我说的。”诬陷了爹娘。开大会时，人人都喊毛主席万岁，唯独大白呼默不作声。造反派气急之下，一只带铁箍的木桶砸过去，大白呼满面流血，鼻梁险些塌陷。队医写标语，有点神经麻木，将“万岁”写成“万歹”，立马成了反革命。
连队的知青也被卷进这场风暴中。女猪倌填写表格，本人成分一栏，将“农工”误写成“劳工”，造反派认为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回到旧社会，分析上纲，知青成了扛活的奴隶，这还了得！必须写检查。两个女知青将有语录的纸张当成手纸，都受到审查。斗来斗去，稻草没捞着，双方两败俱伤。
1985年，我随小郝定居天津至今，当年连队发生的事总是忘不掉。                 
                             

                  移民 immigrates
连队职工中，南北各地移民据多数。山东纪氏、潘氏，张氏，四川李氏，最多的是辽宁王氏家族。王吉文一家先行来队里，哥兄弟王吉恩、王吉海、王吉合，妹子王玲随后跟来。他们的子女长大了，王伟、王勇、王波等先后当上农工，上了机务队开车。
有一年发大水，阴雨连绵。王家的土坯烟囱被雨水浇塌，王吉海被砸倒在烟囱底下，卫生员钱包给做了半天人工呼吸，也没能抢救过来。文革期间，查到王家出身，王吉恩、王玲被遣送回辽宁老家，日子比农场苦多了。1977年，王玲一家回连队，可是她的劳资关系弄丢了，在连里呆了几个月，只好又回老家了。
王吉文在5队当过一段时间炊事班长，回连后，领着女知青在小南山建果园，有大个、老板娘、黄汉萍等。种的果树有小苹果、李子、香水梨等。
一次老王和天津大个骑自行车去5连，两人都会骑车，互相让着带人。和大个相比，老王显得瘦些，可岁数大，就先骑在前面，结果车翻人仰，两人都掉到路边的沟里。换成大个带人，就没事了。     

                               17、拓荒者（摘录）  reclaiming song
1954年9月，二九一团机炮连官兵进驻马鞍山的二道山头，捡运原日军伐倒的困山木，在山中
                    盖房                                                   捞木
屋顶屋墙到屋边，一律全是小木杆。      两副绞盘放岸边，每副四人替换干。
木杆之间都排紧，以防树弯有空隙。      绞时两边要一致，一快一慢出危险。
大泥里头掺羊草，厚厚铺在屋顶上。      如果大绳脱开木，红松马上滚回河。
一遍大泥难找平，抹泥两遍才完成。      河底干活人不少，来回躲避来不及。
墙壁也都用木杆，根根贴紧靠一起。      大家干活情绪高，岸上岸下叫声欢。
要是哪里有空隙，堵些羊草再糊泥。      虽然河水刺骨凉，战士热血抗严寒。
屋外整完弄屋里，屋里铺床弄整齐。      河底木头撬出来，套上大绳往上滚。

南北两边安床铺，火炉放在屋中间。      岸上有人堆木头，一堆一堆摞成山。
床面厚厚铺羊草，全屋能容四十人。      等到上冻爬犁来，运下山去建新房。

冬天到了，两栋新房中，一栋住着二十几名赶爬犁人员。他们今天在山上，明天在山下。腊月三十，连里派专人烧炉子，整理卫生。辛苦一天的爬犁工回到山上，又冻又饿，筋疲力尽，无心过年。他们早早回到屋里，脱掉棉鞋，掏出靰鞡草，放到炉边烤。人们衣服都不脱，往铺上一躺，再用皮大衣往身上、头上一蒙，很快睡过去了。炉火烧得旺，屋内温度高。晚九点左右，烧炉工见屋里人都睡着了，觉得没意思，就顺手往炉子里填块大木头，然后去伙房玩了。
炊事员正在连夜包饺子，他玩了一会，又回来了。可进门一看，炉子已烧红半截，烤着了旁边的乌拉草，棉鞋、地上的草沫子。他马上跑到食堂和另一栋房叫人救火。等人们赶来时，火着大了，火势凶猛。黑烟、火舌从门口猛向外蹿，人们无法靠近。连里组织人用铁镐在屋顶猛刨，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洞。黑烟紧接着从洞口蹿出来，既看不到屋里，也无法救人，人们心急火燎。
屋里边叫声常凄惨，爬犁工无法逃出。个别挣扎着爬出来的，满身像火球，眉毛、头发全烧光了；鼻、脸、手都烧焦了。当时屋顶上救火的人太多，屋顶最后压坍了。屋内的23位战友，就这样全都烧死了。

                  烧荒 burning wildland
1958年5月初，大地上的雪化得差不多了。齐胸高的小叶樟草，被厚厚的积雪压了一冬，都趴在一层压一层的老草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像翻着金浪的大海。
队里接到农场通知，准备烧荒，每人准备一根带梢的树条子，用来打火。防止跑荒。这天天晴，风力二三级，东北风，正是理想的天气。队里提前开早饭，每人带两个窝窝头出发了。全队二百多人一字长蛇阵排在头道岗的防火道前。张队长高喊一声：“点火！”大伙抢着点火，顿时火光冲天。野火烧起来，温度升高，风速加大。
火借风势，风仗火威，火苗蹿起来有几丈高。大伙猛地往后闪，又烤又呛。风推火势，向南奔去。火带越烧越宽，瞬间成一片火海。远处的野鸡、野鸭，狍子、野猪，飞的飞，跑的跑，急着逃命。二百多号人一窝蜂的跟着火跑。

脚下没有路，一会水，一会冰，一会塔头一会坑，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赶。我们哪能跟上火烧的速度，时间不长，已经看不见火头了。地平线上全是浓烟，偶尔能看见浓烟中窜出的火苗，隐约听见噼啪的着火声，烟、火弥漫天空。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烧了多远，反正四周都是烧焦还冒着烟的草灰。二百多人撒在无边的荒原上，稀稀拉拉的相互看不见。我和两个人漫无目的往前走。抬头看太阳，该是中午了。摸摸挂包里的窝头，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更难受的是地上全是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明知那些冒烟的草堆跑不了荒，我们还是用树条子去拨弄。
突然间，发现水泡子中冒烟的草堆里有几个圆圆的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一窝已经烧熟的野鸭蛋。我们高兴得一边吃野鸭蛋，一边继续拨弄草堆。只要冒烟的地方都扒。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扒出三四十个野鸭蛋，算是烧荒的意外收获。

下面是我连老职工郑源贵的文章：
             救命鱼  saviour fish
1960年是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也是最严重的一年。那时我在八五O四分场2队当统计，全连的人除老弱病残，都吃大食堂，每月每人交元6钱。农业受灾，口粮标准降至每月职工18斤，家属15斤。那时机械化程度低，冬天净干些脱谷、排水的重体力活。那点粮食哪够吃啊！粮少瓜菜代，可那时连菜也没有啊！于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后来分场推广了一些办法：一是“增量法”，就是在蒸发糕的时候，和面时多加水。蒸出的发糕稀溜溜的，手拿不住得用碗盛。二是代食品，就是把豆秸、玉米核用大铁锅烘干，再用碾子碾碎，用箩筛，要底下的细草粉，掺入玉米面蒸窝窝头吃。
再就是把玉米叶子放入大铁锅里，加上水，放入火碱烧火煮。反复煮几遍后用豆腐包布过滤，过滤下来的东西称为淀粉，实际上是些虫类分泌物和草末，掺到玉米面里蒸窝头。还有榆树钱等，吃这些代食品，把肚子撑大了，脸吃胖了—肿了！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后来连队有几个老头，他们都是小木河来的，会用冬网打鱼。他们建议大家打鱼吃，得到队长张润昌和指导员赵文学的支持，并责成副队长王大个专门负责。
没有网线，几个老头就起早贪晚的用线麻纺成麻线，不到半个月织了三片大拉网，连起来有20米长。他们又自制了走钩、扭矛、冰崩子。网结好后，几个老头赶着马爬犁拉着鱼网来到西大泡子，用冰穿凿了两溜冰窟窿，下了网还招来不少看热闹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头一网就打了20多麻袋泥鳅鱼，里面还有蛤蟆和老头鱼，可把几个老头乐坏了。他们挑了一些大个的老头鱼，放些盐，用 铁桶煮起来，美美的吃了一顿鱼餐，庆贺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然后哼着京剧，高高兴兴的赶着马爬犁把鱼送到食堂。
从此食堂用鱼代替了代食品，一些人吃胖了，一些人吃瘦了—消肿了。这样天天打鱼，食堂吃不完。队领导顾全大局，就向分场上交了一些。

1961年春天，2队南面的草甸子冰中午化冻后，就有一窝一窝的老头鱼。人们正好利用午休时间，全家齐上阵，拿着水桶、笊篱，一中午家家都能捞一桶鱼，成为各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吃了一冬一春的老头鱼，使人们安全的度过了灾荒年。人们感叹的说“天无绝人之路，多亏救命鱼啊！”                                    
我的一个战友在二分场5队，他给我讲了当年在七虎林河钓鱼、舀鱼的故事：
我没事常去河里钓鱼。那时钓鱼没有现在这么费劲、这么讲究。一根鱼线上拴两个鱼钩，加上一个铁螺母。鱼钩放上蚯蚓，往河里一甩，把鱼线绕在河边的蒲棒草上就行了。等鱼咬钩时，草就会晃动起来，钓上来的鱼都是半斤左右，也有一二斤的。那时河里鱼特别多，一个人管两副钩都忙不过来。这边的鱼还没摘完，那边鱼又咬钩了，每回拽上来都是两条鱼，一个多小时就钓到一水桶。
当地老乡有个说法，叫“七上八下”，就是说那七虎林河的鱼每到阴历八月，就成批的往下游去，回乌苏里江过冬。此时正是别亮子捕鱼的好时节。先用胳膊粗的柞树或桦树条子把河拦起来，只留一个小口，做一个鱼能进不能出的机关。口子下边再用树条子围上一个直径大约两米的鱼仓，旁边搭上跳板，等下鱼时人站在跳板上用抄罗网从鱼仓里往外舀鱼。

鱼群回江分批分次，全是同一种类。一次我到鱼亮子后，正赶上下来一群狗鱼。狗鱼属食肉性冷水鱼，专吃小鱼，长二尺余，银白色带蓝星点，是从前驻扎此地的日本兵最爱吃的。我这次可真开眼了，10多米宽的河面，鱼群黑压压一大片，挤挤擦擦向亮子涌来。河面上搅起片片水花，亮子跟前不断闪烁着狗鱼撞到木杆后折回时出现的银光。
3个小伙子换班站在跳板上往外舀鱼。那鱼大的有十来斤，小的也有二三斤。小伙子光着膀子，早已累的汗流浃背了。亮子挡住了鱼群的归路，归心急切，纷纷用足力气从水中蹿出来，飞得高的从高出水面两米的木杆顶上飞过去，十分壮观。
飞得不够高的撞在木杆上又掉进水里，落到别的鱼脊上，劈啪直响，眼睛突出，像似生着怒气的样子。看亮子的老孙说：“这鱼可真够厚的，再加一个人也舀不过来。”

正说话间，只见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朝我们飞来，我赶紧一闪，那东西砰地一声掉在地上。我回头一看，是一条七八斤重的大狗鱼。两个人用力将鱼按住，老孙拍拍鱼头说：“乖乖，你可是找错方向了。”据说鱼蹿到岸上是常有的事，不过只有狗鱼和鲤鱼有这本事，鲶鱼和嘎牙子没这个能耐。
我后来听说这次鱼亮子捞到一千多斤狗鱼。我们回队的当天晚上，亮子终于被鱼群拱开，全都游走了。我真有幸，见到狗鱼蹿亮子的景观，以后这种景观永远也看不到了。
我对北大荒的鱼有种特殊的感情。之所以特殊，一是感激，是它们在创业最艰苦的时期为我们度过难关出过力，在大灾之年救过我们的命。二是愧疚，因为那年月几乎把七虎林河和所有的水泡子都翻个底朝天，把鱼爷鱼爹鱼孙子差不多吃光了，打那以后河里再也见不到多少鱼了。
千年荒原被人为的开垦殆尽，原始生态破坏掉，鱼虾只能游向伊曼河，鸟兽飞走锡霍特山了。

下面是我连上海知青赵武军的文章：
          北大荒，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四十年的光阴，在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上，好似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转眼的瞬间。
四十年前，我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各大城市，包括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回族、满族等各个民族的城市知识青年，曾经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奔赴北大荒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并在这里生活、奋斗和付出，我们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热爱着曾经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只要一说起东北农垦总局八五〇农场2队，一说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六团3连，我们就会浮想联翩，并油然而生敬意。
北大荒，八五〇，三十六团，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魂牵梦绕、终身难忘的地方。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都会以曾经是一名在北大荒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兵团战士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无论时空变迁，斗换星移，沧海桑田，我们已经把北大荒、把八五〇、把三十六团，永远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心间。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那尘封的历史，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刻骨铭心的岁月和那些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往事吧！

                  满怀理想  告别家乡   
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声嘶鸣和站台上一面面腊腊飘展的红旗，随着送行人们一阵阵如潮般舞动的双手和一遍遍嘶声力竭的哭声与呐喊声，我们踏上了奔赴北大荒的漫漫征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似水年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远大抱负。正值含苞待放的豆蔻年华，我们打点行装，毅然告别大城市，告别亲人，来到了北大荒。从此，“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从此，我们的命运就和北大荒、八五〇、三十六团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能畏缩，只有奋进；不能后退，只有前进。要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当年是吵着、闹着才争取来到北大荒的。其中，李蓓芬和王佩琨两位甚至是写了血书后才获准来到北大荒，陈丽娟是担心上海不批准而又直接来到哈尔滨兵团司令部争取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时才刚刚十六、七岁，少年时吟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 ，那稚嫩的歌声，仿佛昨天还回响在我们的耳畔。那时的我们，其实都还是天真烂漫、风华正茂的孩子呢！
火车站上，告别家乡、告别亲朋好友的情景，至今依然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