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955. 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2956.人物故居
　　林语堂故居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是殖民地外廊式洋人住宅，后为廖氏兄弟购买，中国近代文学大师林语堂与廖家二女儿廖翠风的婚礼就在该建筑正厅举行，并在此居住，为林语堂在鼓浪屿的故居。这座建筑与当时同属廖氏兄弟的南北向建筑（现漳州路48号）共同围合形成院落，原来连接两座建筑的天桥现已无存，院落当中立有林语堂题写的“立人斋”石碑。

      2957.《不安定的灵魂》
      中篇小说中的“我”——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情，倾泻郁结为情怀。作者善于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手法，写出真实感受，令读者感到格外真实可信。

      2958.《不安定的灵魂》作者
      陈翔鹤（1901-1969），男，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中共党员，曾任川西教育厅副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2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陈翔鹤选集》、《不安定的灵魂》、《独身者》、《鹰爪李三及其他》，中篇小说《写在冬空》，剧本《沾泥飞絮》、《狂飙之夜》、《落花》、《雪霄》、《圣诞节之夜》等。

      2959.陈翔鹤生平
      1901年3月19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市。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年后执教。 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文艺界抗战活动。
　　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文革”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

      2960.文学之路
　　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时隔不久，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浅草》、《沉钟》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认为“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浅草、沉钟社作家为初衷，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高洁”，结果，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
　　在带有自传体的短篇小说《悼--》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饭店侍者——6号服务员等篇章中，也取同样写作手法。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具浓重的伤感情调。
　　30年代末，小说《古老的故事》中的苏幼旃夫妇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这说明其作品已经开始走向现实主义。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2961.编辑家
　　《文学遗产》是中国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在这期间，陈翔鹤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各大专院校，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征询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并约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陈翔鹤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识渊博，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轻易不肯放弃。但在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期间，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都很快地接受下来，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因此陈翔鹤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
　　热心培养青年，积极奖掖后进，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没有不曾受到《文学遗产》的沾溉与栽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陈翔鹤以《文学遗产》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像北京大学的陈贻欣、褚斌杰、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李修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其庸、朱靖华、吴文治，北京师范学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后来调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学遗产》的常客。陈翔鹤的年龄比这些人大二三十岁，从学术辈份看，实际上就是师生关系。陈翔鹤诚恳地欢迎年青年人对编辑部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他们寄予希望，尤其在学风方面。有时也对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点作善意的告诫和警示。

      2962.友情
　　沈从文和陈翔鹤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等。陈翔鹤从1923年写小说《茫然》，到1960年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他们彼此尊重，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有学术思想的商榷，有艺术技巧的探讨，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李陵答苏武书：“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他们同去书店购买。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经常约沈共餐，从不让沈付款，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
　　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个小职员，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宿舍，沈从文是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陈翔鹤从沈从文的来信中知道这新住处的奇特环境后，竟独自骑着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去寻幽访胜，成了沈从文住处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从文分别六年后，1932年1月陈翔鹤来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任语文教师。由于生活、工作、爱情诸方面的原因，陈翔鹤在青岛十分苦闷。幸好，沈从文也在青岛，执教于青岛大学，住在福山路。沈从文回忆说：“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今中山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中国解放后，沈从文在中央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随北京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时陈翔鹤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到了宜宾，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的家中，畅谈分别20多年各自的情况。这时沈从文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沦陷了，陈翔鹤不得已才回到故乡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解放了，党委以重任，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也对老友说了心里话，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已经作出不迁校的决定，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来。这时他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去车站话别。此后，陈翔鹤仍时刻关心着老友的情况，但由于俩人相隔千里，许多事爱莫能助。1954年陈翔鹤奉调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两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时陈翔鹤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宿舍，沈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相距不远。由于沈从文的遭遇，旧日的朋友已经渐渐断绝来往，陈翔鹤就成为沈从文家中少有的常客，三天两头去看望他，这时的沈从文心情好多了，见到陈翔鹤总是说高兴的事，没有一点埋怨的言语。
　　沈从文后来回忆说：“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明显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2963.作家之死
　　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离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更远一些。……”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文中称《陶渊明写》“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文革’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民主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思想是矛盾着的。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批斗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批斗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陈翔鹤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还写劳动小结：“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陈翔鹤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妻子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陈翔鹤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陈翔鹤在解放前后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同志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

      2964.评价
　　陈白尘赞扬道：“一般作家是用纸和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写作的。翔鹤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