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665.《女神》的反抗精神
      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破旧立新、勇于革命的大胆反抗与叛逆精神。诗人作为站在新时代的顶峰，以无比强烈的情怀和恢宏的气概，呼唤着二十世纪革命风暴的来临。《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旧时代的逆子，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女神》中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五四”的缩影，这一形象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

      2666.《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
      它体现了漂泊海外的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五四青年对祖国新生的颂扬。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通过诗的形式被反映在《女神》之中了。《炉中煤》以煤自喻，将祖国比喻为“年青的女郎”， “我为我心爱的人心，燃到了这般模样。”表示甘愿为祖国贡献出全部的光和热。诗人向“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连续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表现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2667.《女神》的进取精神
      这是在感受了新的革命世纪到来的气息所产生的不可抑止的欢欣情绪，也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所以，《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对光明、对力量的歌颂，色彩明亮，声调高亢，气势磅礴。总之，《女神》所表达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五四青年--的心灵震颤：他们的痛苦、绝望、挣扎、反叛、憧憬和创造。这种心灵的震颤，实质上就是生活中新与旧，美与丑，明与暗，生与死、爱与恨相互冲突而给青年们造成的情感矛盾与生命裂变。

      2668.《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2669.《女神》的成功正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正是这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在交融着叛逆与创造的五四精神冲击下，迸发出强烈的个性自觉和自我超越自我更生意识，以空前豪迈的气度渴望创造崭新的世界、美好的人生。这一“自我”形象不仅是诗人自我，也是“五四”时代青年的自我，更是在斗争烈火中锤炼着裂变着的中华民族自我。这一形象正是《女神》的诗魂。

      2670.《沉沦》
      《沉沦》是郁达夫（1896-1945）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收录在同名小说集《沉沦》里。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通过“一个病的青年忧郁症的解剖”（ 郁达夫《〈沉沦〉自序》），揭示主人公内心灵与肉、伦理与情感、本我（Id）与超我（Super-ego） 矛盾冲突。与郁达夫其他的小说作品一样，《沉沦》是一篇“注重内心纷争苦闷”的现代抒情小说（也叫“自我小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因此，小说大胆而深刻的揭示任务复杂而丰富的心理活动。若要赏析这篇小说，就必须探究人物内心的矛盾心理以及造成这种心理的自身与社会原因。  

      2671.《沉沦》
      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在“他”四处求学中接受的则是较为开放的进步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长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国文人某种气质，同时又有一些自由与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压抑。当他离开W学校“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他选择了蛰居在小小的书斋里。他的内心里也因此而压抑，产生了“忧郁症的根苗”。此后的留学生涯他的忧郁症就更加严重起来。在异国他乡，饱受“性的苦闷”与“外族冷漠歧视”的“他”渴望真挚的爱情，并愿为此抛弃一切。然而这种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的内心逐渐失去理智的控制，他开始自渎，窥视浴女，甚至到妓院寻欢，只为了寻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时愉悦与满足，最终深陷在邪恶的沼泽里不能自拔。那饮鸩止渴的行为显然让“他”更加苦闷，愉悦过后是更大的空虚，欲望越来越大，他开始寻求更大的刺激，而他的经济状况却穷困潦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他”只有投海自尽来结束这个恶性循环。  
      用现代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分析主人公的命运，就可以发现“他”的悲剧命运是无法避免的。  
      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有关人格层次中无意识遵循追求欢乐原则的本我驱使着自我不断的寻求自身肉欲的满足，但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打击，于是主人公产生了畸形变态的心理与行为。但“他”的内心理性良心的超我又尚未泯灭，在他每次陷于诱惑之中，超我又不时使“他”自愧自惭，谴责自己“下流”，在他内心的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致使他的生活在精神疲惫与焦虑的折磨中，最终因此而自杀。  
      从另一个角度看，主人公的悲剧的命运并不是完全因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解》中指出“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他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它的三个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与本我。”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除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外部世界也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处在危机与变革的中国社会，主人公以中国文人积极“入世”的态度，曾试图去改变。面对外族的冷漠歧视，“他”也想到“复仇”。但他终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这是为什么呢？除了个性的懦弱，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祖国的劣弱，，让人几乎失去了救亡图存的信心，风雨飘摇的时局，让他的伤时忧国只能停留在内心，而日本人的冷漠歧视让他更产生了弱国子民自卑的心理，这些使他开始自戕自贱，最终将“他”推向了死亡的命运。  

      2672.《沉沦》
      郁达夫在《沉沦》中描写色欲是极其重要的部分。这些情节的描绘既不是张资平式的肉欲挑逗与官能刺激，也不是遮遮掩掩含蓄的描绘，而用一种“露骨的真率”来描绘。这样写既达到对“深藏千年背甲里士大夫的虚伪无情的揭露”同时又不失美感，真实而生动。这样写色欲是一种创新。  
     《沉沦》是一篇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作品，作者身在海外，就更多的吸收并接见了外国文艺理论的思想。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在他早期作品，诸如《银灰色的死》《沉沦》等都有借鉴外国作品的痕迹。但在《沉沦》却有一种很大的创新。《沉沦》的“自叙体”是受日本以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零余者”的形象借鉴了屠格涅夫在1850年的《多余人日记》的影响；深刻的内心剖析是借鉴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理论；同时法德的文学思潮也对其创作影响很大。其中对《沉沦》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的“私小说”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以自我为原型，浸透了主观色彩的“私小说”将小说从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引向了人物复杂的内心。这种风格被郁达夫所借鉴，从《银灰色的死》中“清瘦的人”到《沉沦》中的“他”都是类似于“私小说”的人物形象。不过在《沉沦》中这种“私小说”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创新。小田岳夫在《郁达夫传》中指出：《沉沦》虽受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的影响“但两部作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沉沦》的苦闷不再是“私小说”根源于人生固有的“寂寞”，它超越了“私小说”的局限，由个人外推，而具有某种时代、社会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道路，对后来的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在《沉沦》中作者充满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成为新文学自觉描写灵与肉冲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佳作。在《沉沦》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多层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欲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这与传统的单维结构与静态呈现的作品有很大的超越。它使得作品更加深入内心，真实而多层次的显现人的“双重”性格。打破了古代文学脸谱化的呆板。这也是《沉沦》的突破之一。  
      但是，《沉沦》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小说仍旧停留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问题小说”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前途方向没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在语言上过度的诗化、散文化的倾向，有过分雕琢的嫌疑。  
      郁达夫的《沉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在许多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将小说引向了关注内心世界的新高度。对于我们当代小说创作以及文艺理论都有许多值得研究与学习之处。

      2673.《呐喊》
      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2674.在《呐喊》序中，鲁迅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他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是一次课堂上看画片的经历使他弃医从文的。他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