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501.元杂剧和散曲
      元代文学中新产生的一种体栽是戏曲。戏曲一般分为杂剧和散曲。散曲今存小令3800多首，套数 450多套。由于散曲是在北方金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绝大多数是北曲。作家留下名姓的有 200多人。许多杂剧作家在散曲创作上也有成就。散曲作家前期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卢挚、贯云石等，作风朴实，多本色语。后期有乔吉、张可久、睢景臣、张养浩及刘时中等人，文字稍露才华而辞藻清丽。因为散曲要用作宴会歌伎唱词，艳曲较多。但也有不少写景、抒情和怀古、叹世的小令；以及少量讽世喻俗、指摘时弊、揶揄乱世英雄的套数，如马致远《借马》、刘时中《上高监司》、睢景臣《高祖还乡》等；都有时代特色和较高艺术成就。
　　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见于记载者计737种，今尚保存218种。杂剧最初流行在山西河北一带，今山西地区还保留金元时代的杂剧壁画和戏台。元初发展到其他地区，元灭南宋后又流入杭州等地。这个剧种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及诸宫调等前代戏剧、曲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剧本的科白部分承袭院本体制，曲辞的组合则主要受到诸宫调的启示，基本上是歌舞剧。
　　杂剧除艺术形式新颖外，内容方面也具有时代的特色。首先是它广泛地反映了元代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而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更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商人和妓女形象更引人注目。商人和妓女大都集聚在城市里，妓女是城市的畸形产物，城市是商人交易的场所。蒙古王朝曾经跨有欧、亚两洲，大陆上东西交通畅行无阻。西域商人东来，商业经营受到刺激，追逐商业利润，成了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特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当时大都的货物运输，川流不息。当然也就成为商贩聚集的地方。武汉臣《老生儿》中所写的刘从善就是靠经商起家的，关汉卿的《救风尘》中的周舍也是商人，他骗娶妓女宋引章，而自己又被另一个妓女赵盼儿所骗。赵盼儿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唐人传奇，宋人话本中的妓女形象比较，很表现出独特的风貌。除此之外，元杂剧描写的女性大都富有斗争精神，只要她们胸中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就毫不隐讳地吐露出来。《金钱记》中的柳眉儿，《鸳鸯被》中的李玉英都是这样女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反对强暴的性格也有特色。此外元剧中清官公案故事也值得注意。从《武林旧事》载宋代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记录金代院本名目都不见包公戏，但元杂剧中出现了不少包公戏。元代官府黑暗，权豪势要之家杀人可以不偿命。仅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脏污官吏有 18473人，赃款45865锭，审冤狱5176件。冤案太多，很多冤案得不到昭雪。公案戏的出现同这种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而包公形象就成了人民愿望的清官化身。
　　元代杂剧中还有不少以历史故事作题材的剧本和一些水浒故事戏。这两种题材在宋代杂剧和金人院本中都极少见，而在宋元话本中却大量出现。红字李二所编李逵、武松等4部剧本，没有流传下来。高文秀编写杂剧 9种，现存1种。康进之编撰2种，传下1种。他们所编杂剧几乎都是李逵打抱不平的戏，而以《李逵负荆》为人所称道。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著名的有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写三国故事的作品也有不少。无论历史题材或水浒题材，都寓有现实含义，作者们通过历史故事，抒发胸中的积愤和表达历史教训。
　　元杂剧中隐逸题材也值得重视。马致远《陈摶高卧》中陈摶唱：“鸡虫得失何须计，鹏�彦幸１缸灾�。看蚁阵蜂衙，龙争虎斗，燕去鸿来，兔走乌飞。浮生似争穴聚蚁，光阴似过隙白驹。世人似舞瓮醯鸡，便搏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题！”表现消极不愿为官。但另一面却说：“休则管埋名隐姓，却教谁救那苦恹恹天下生灵。”这种不愿为官又想解除人民苦难的矛盾心情，正是汉族士子在元代南北一统初期的共同苦闷。
　　元杂剧中还有不少神仙道化剧，这在某种程度上同当时道教盛行有关。其中有的剧本纯属宗教宣传，但也有一些反映出与隐逸题材的杂剧共同的思想，要逃避现实而又不能忘情于现实。元代前期杂剧作者有白朴、史敬先、石子章、李文蔚、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杨显之、李时中、张国宾、红字李二、康进之、高文秀、纪君祥、尚仲贤、李直夫等。一时人才辈出，作品呈现出繁荣局面。其中关汉卿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大。他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剧，都是杰作。关汉卿和白朴、马致远、郑光祖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四家以外的王实甫，实际上成就也很高。他的《西厢记》被元末明初人贾仲明誉为“天下夺魁”。这部剧本在当时以及后代影响很大，成就最高。大德以后的杂剧作家不少是征召失意，考场落选，“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人。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怀才不遇之感。郑光祖、乔吉、宫天挺都属于这类作家。郑光祖的《王粲登楼》就表现一个“空学成补天才”而“寻不着上天梯”的人的牢骚不平与怀才不遇的怨气。乔吉流落江湖40年，宫天挺为人陷害而不见用。乔吉除写杂剧外，散曲也写得很出色。他说：“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表明他一生潦倒，壮志销磨。
　　14世纪初，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了停止78年之久的考选制度，但对考试内容作了一项新规定。即隋唐以来的“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这就是说元代后期社会矛盾加深了，统治者需要程朱理学封建礼教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强调：“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元政府推行这项政策，对元杂剧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后期杂剧剧本中宣扬封建道德的气息颇浓厚，有的简直成为宣传封建礼教的福音书。杂剧创作也就趋向衰微。

      2502.元南戏
      南戏元代戏剧除杂剧外，在南方尚有南曲戏文，或称南戏。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剧种，也叫永嘉杂剧。宋度宗咸淳年间，《王焕》戏文在杭州流行一时。到元朝南戏仍然不断演出。演员如龙楼景、丹墀秀等人，专工南戏。据记载当时有 160多种剧本，今存16种左右。《荆钗记》、《拜月亭》（《拜月亭记》）和《白兔记》、《杀狗记》合称南戏四大名剧。到元顺帝时高明写出《琵琶记》，标志着南戏发展到高峰，也影响到明代传奇戏曲的繁荣。
　　南戏唱词早期本是宋词和俚巷谣曲杂凑起来的，结构松散，科诨较多，人物性格不突出，艺术粗糙。后来北杂剧传入杭州，互相交流之后，吸收北杂剧优点，唱词采用联套办法，科诨减少，便于集中刻画人物性格。后来出现多“出”组合的形式，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大发展。

      2503.元散文和小说
      元代散文和小说，基本只是继承宋代创作的成就，很少创新；加之散文和程朱理学纠缠在一起，思想贫乏，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字，缺少情致。文字模仿唐代韩、柳、宋代欧、苏，成就不高。世称元代古文二大家的姚燧和虞集，他们的散文也多为碑志和应制之作，文字虽典雅，但无特色。
　　小说多经明朝人修改，具体写作年代很难判断，能够指为元人所作，只有陆显之《好儿赵正》（《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其余不是残篇，即属推测莫定之作。惟历史平话，如《三国志平话》等数种，基本可断定是元代作品，其所叙史实，多系真假参杂，虚实并行，乃是说书人备用的话本。
　　统观元代文学，传统的诗词虽然也产生了一些优秀或较好的作品，但整个说来，成就不高。而戏曲出现了伟大作家和许多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2504.明代文学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变化，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2505明代文学前期
      前期文学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而形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使大部分地区陷入战火之中。这种局面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迹天涯，这就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充实了生活体验。在这些作家群中，刘基和宋濂是受朱元璋征召而参加起义军的著名文人，传说施耐庵是张士诚义军中的人物，罗贯中则是因“遭时多故”而奔走湖海的作家。因此，罗贯中和施耐庵能够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写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出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作者描写的斗争场面，千变万化，各具特点，显露出独到的艺术匠心。和《三国志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全书着力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成功，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诗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弊病、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如，刘基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就有这一特点。刘基、宋濂、高启是这时期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传记取胜，有的以寓言见长，有的善于驾驭五古，有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此外，刘东生、贾仲明、杨景贤等人创作的若干杂剧，也属于较好作品之列。
　　随着明王朝的逐渐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误而罹大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笼络手段。明太祖时开设了文华堂，明成祖时召集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成祖曾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之书。统治者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也严厉起来。比如，尽管明成祖本人喜欢戏曲，但对戏曲创作的内容注意控制，永乐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这种严酷的禁令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当时把持文坛的，不是皇亲藩王，就是宰辅权臣，还有的是道学儒生。这些人，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在戏曲创作领域里，封为周献王的朱有燉所作《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这里有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有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有教忠教孝的“节义剧”，即使是描写梁山好汉的剧作，也歪曲了好汉们的性格和形象，并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污蔑。其成就只是在杂剧的形式上稍有变化，剧作的曲词、音律也较流畅、和谐。传奇创作中，宣扬封建教化的最典型的作品是邱濬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丘濬在“副末开场”里清楚表明了创作的目的：“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于是，剧中假撰出异母兄弟伍伦全与伍伦备二人，在处理“五伦”关系上，处处是至高的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香囊记》则“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剧作叙述的张九成、张九思兄弟忠孝事，不少关目是剽窃他人剧作，拼凑而成的。《香囊记》等好用四六骈体的语言，追求辞藻和典故，世称骈俪派。这种作品，当时效尤者甚多，徐渭指出：“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南词叙录》）在正统诗文的创作领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世称“三杨”。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圣谕”、“代言”、“应制”和“颂圣”之作，其内容多为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艺术上也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当时这种诗风的追随者不少。只有个别诗人不为台阁诗风所牢笼，如于谦，较能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且多忧国忧民之作，但由于他的诗作锤炼不足，在当时影响不大。至于小说创作，这时几乎是空白，只产生了瞿佑《剪灯新话》和李祯《剪灯馀话》这两部传奇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并且“劝善惩恶”的说教气氛较浓。
　　统治文坛几十年的台阁体，首先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先有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加以反对。李东阳的散文追求典雅，与台阁体相差无几。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想通过宗法杜甫，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洗涤啴缓冗沓之习。但由于他着眼点主要在声律、法度，内容也较贫乏，真正消除台阁体影响的是始于弘治年间的前七子复古运动。这时的文坛领袖已不再是台阁重臣，而是中下层的积极有为的官吏。他们的一些诗文能抚事感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笔力较为雄健。但是，他们为挽救当时疲软文风所循的途径，主要是倡导复古，认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于是造成模拟剽窃之弊,且这种弊端又蔚为风气，成为“复古派”的根本缺陷。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还创作了《中山狼》、《杜甫游春》杂剧及一些散曲，较有力地反击了戏剧领域那种点缀升平、进行道德说教的创作逆流。与此同时,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从成化年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连环记》、《精忠记》、《双忠记》、《千金记》、《金印记》等作品。尽管这些剧作艺术上不够完整，仍处在传奇大繁荣的准备阶段，但其中有一些颇为动人的思想和较为成功的戏剧场面。此时期民歌颇繁荣，不少是描写闺情的作品，感情泼辣、真挚，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反对封建婚姻的现实意义，连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对民歌的成就也大加赞赏。这时期已有明显的势头，即小说、传奇戏曲之方兴未艾，明显地昭示着通俗文学的光辉前景。

      2506.明代文学后期
      明代文学后期文学从嘉靖以后，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此同时，诗文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小说、戏曲创作繁荣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嘉靖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经济已相当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术也随之繁荣。李诩曾指出，隆庆、万历时期，“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戒庵漫笔》卷八）。这是更快传播小说、戏曲的物质条件。广大群众对小说、戏曲的爱好和需要也不断增长。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少市民的子弟也入学读书。王世懋《二酉委谈》里就描写过景德镇市民子弟入学读书的情况：“民既殷富，子弟多入学校，然为窑利所夺，绝无登第者。”这种既有文化又不参加科举的市民知识层，极有利于原来植根于市民阶层的小说、戏曲的流行，因而促使书商印行这类作品：“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N�鑫母荆�尤所酷好。”（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里说：“肆中人见其（指小说）行世颇捷。”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又说，刻书商“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这种通俗文学流行过程中的商业化现象，又进一步激发了不少文人对小说、戏曲的创作热情。徐谦在《桂官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中说：“万历年间,有才子张某，自命风流，酷爱编选小说，刊行发卖，自谓借人泡影，作纸上机锋，事属子虚，无伤阴德耳。”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小说、戏曲的长处，也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看到，小说、戏曲能更广阔地、更灵活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汪道昆十分赞叹《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面广阔，作品反映的地域宽阔、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水浒传序》）。胡应麟欣赏《水浒传》竟能：“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认识到，小说、戏曲更有形象的具体性和感人性的优点。臧懋循指出，戏剧艺术能“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元曲选序二》）。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叙》还举出例证：“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这种文艺观显然与当时出现的先进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宋元长期受程朱理学统治，至明代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学说，对程朱理学有所冲击，和以其弟子王艮为代表形成的泰州学派，以至于发展到李贽的“异端”思想，开始肯定人们的生活欲望，肯定人们“好货好色”的本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李贽肯定《水浒传》、《西厢记》为“天下之至文”的原因。这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2507.讲史小说
      这种小说有两种倾向，成为通俗演义的形式，或向英雄传奇小说发展。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里曾描述过当时创作讲史小说的情况：“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如果将嘉靖至崇祯期间出版的讲史小说逐一排比，就会发现，对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代的历史都有所描写。有名的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无名氏的《续编三国志后传》，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无名氏的《隋炀帝艳史》，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无名氏的《云合奇踪》（《英烈传》）、《承运传》，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无名氏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警世阴阳梦》，乐舜日的《皇明中兴圣烈传》，陆云龙《辽海丹忠录》，无名氏的《平虏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这类小说，虽然属于“讲史”类，但已是反映较近的社会现实了。
　　这类小说的数量之多，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特殊现象。中国史籍丰富，除正史外，有大量的野史笔记，它们为创作这类小说提供了素材。创作者利用历史题材，往往按照自己意愿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加工，表达自己思想。这类小说里最为成功的是于描写中虚构成分较多的历史英雄人物小说。如《北宋志传》，通过杨业一家世代忠勇的事迹，歌颂了他们抵抗契丹入侵的斗争精神。全书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处理事件带有民间色彩，因此，表现出朴素、粗犷的民间风格。嘉靖时期，边患严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族的鞑靼部曾大举兴兵，围攻北京。东南地区，倭寇也经常骚扰。因此，这时出现这类小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讲史小说是比较粗糙的，艺术结构不够严谨，情节纷杂无绪，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这些缺点，同有些创作者兼出版商，他们急于求利而粗制滥造的作法也有一定关系。

      2508.神魔小说
      最先出现的是吴承恩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西游记》。《西游记》的成功，刺激了不少作者从事这类题材的写作。《西游记》的续书，这时期就有无名氏的《续西游记》，董说的《西游补》。此外，有的作者借历史事件来写神魔战斗，如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无名氏的《封神演义》等。有的对当时流传的神怪故事进行改造加工，如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有的根据神话传说进行必要整理，如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等。有的写道仙、禅师的离奇故事，如邓志谟的《许仙铁树记》、《吕仙飞剑记》、《萨真人咒枣记》等。这类小说的产生，同嘉靖以后道教、佛教相继盛行颇有关系。
　　在这类小说中，成就最大的是《西游记》，其次是《封神演义》，它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都有一定地位。《西游记》的独到处，不仅塑造了体现民间理想的孙悟空形象，而且赋予这神怪故事以现实内容，使许多神佛形象带有人间色彩，不少描写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的嘲讽，在形象塑造上，能使人性、神性、动物性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做到妙趣横生。《封神演义》的情况较为复杂。作品一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暴君纣王的形象，从而也写出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另一方面，作品又描写了人数众多的文臣武将为他效力，以至奄竖也忠实于他，对这些人物作者不仅不采取嘲讽的态度，还歌颂他们这种“清风耿流千载”的壮烈行动。小说既描写了暴君形象，也强调了忠君思想。

      2509.世情小说
      虽然留传作品不多，但其中有著名的《金xx》。到了崇祯年间，描写世情的小说多起来，大抵只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如《吴江雪》、《玉支玑》等。
　　《金XX》以西门庆这个典型形象为核心，辐射出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上上下下既互相勾结、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又互相明争暗斗的复杂的网状社会关系，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金XX》注意整体艺术结构的完整，注意从日常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注意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一部暴露小说，《金XX》缺乏思想光辉，其中的淫秽描写更不可取。这时期小说戏曲常多淫秽描写，是当时堕落世风的一种反映。

      2510.公案小说
      这类小说没有产生成就很高的作品。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以审案人海瑞贯串全篇，每回演述一个故事，除少数情节较为曲折外，大部分枯燥乏味。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是搜罗古今一些贤吏折狱的异闻，近似笔记，缺少小说应具有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无名氏的《龙图公案》世传有繁（百则）简（六十六则）两种，都是各篇独立不相连属，只以包公串联全书，较之前代写包公的作品，书中宣传封建礼教气息颇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