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日记《我的1978》

1978年11月5日
       今天星期日，晚上夜班。
       去阿妈处，正值阿妈杀了一只鹅，我们在那吃过中饭并略作休息后归来。在那里看了几日的消息报。
       到家天已经暗下来，但无电，至5点电灯才亮。看了今日的哈尔滨日报一则消息让我沉思良久，即“打死杨治周同志的凶手已逮捕法办”，其首犯为张运法，主犯为单太。此二位我是熟悉的。打死杨治周我固然不同意，但在十年前有谁为之鸣不平呢？无非认为他不该死，不应打死而已。当时的社会环境，他的死并不使人过于惊异，因为没有一个造反者不憎恨杨治周。现在看来杨治周的那些“罪行”大都是年轻人偏激的情绪所产生的大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左右的大字报的揭发，都成了“冤案”“错案”，而直接参与的人都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或“一小撮反革命”的人，至于打死则成了历史的罪犯。年轻人为了造反越过了界限，其罪到底在谁呢？今天有了债主即林彪“四人帮”。可当时我们每一个造反者是举着他们的旗帜的。他们无非是把一种狂热加入了革命，把一种憎恨加入了斗争，他们是有私心的吗？他们是有目的的吗？他们现在成了罪犯，这是历史的严峻的考验得出的最最发人深省、最最令人震动的结论。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我们用亲身的经历证明了那是一场灾难，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我庆幸没有卷入权力的斗争，我庆幸由于闻到了那不正的气味而冷静了我的头脑，没有跌进可怕的深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震动世界的，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却是一场灾难。伟大成为灾难这一点令人费解，但如今现实就是这样，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庆幸没有卷入权力的斗争，我庆幸由于闻到了那不正的气味而冷静了我的头脑，没有跌进可怕的深渊。当时对文革认识还是模糊。

1978年11月6日
      呜呼！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昨晚上班才知道车站的安全百日出了差错，有人告状，揭出10月2日二班夜班曾发生一起挤岔子，因没有造成损失，没有上报，隐瞒了。告此状者据说是车站的一位女人，是为了报复车站的领导。此事既然是真的，也就无法责恨这位女人，即使该女人如何心术不正。可笑的是三棵树一下子由“安全”变成了“虚假的典型”，从上到下弄得十分狼狈。关于给三站庆功的全局会议因此取消，局里给的奖金也收回，上司大发雷霆，下属诚惶诚恐。即使我们这些工人也由于事情来的突然，犹如当头一棒，在可笑之余，不无遗憾。最难受的是那些自以为有了功劳的干部，这些天又是粉刷房屋，又是设置所谓“练兵场”，打扫环境，油漆桌椅，点缀房间，现在成了“竹篮打水”怎么能不伤心呢？再争取一个安全百日绝非易事，难怪他们干起事来也不那么心盛了。但愿他们因此打消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工作，把心思用在工人的班组建设上、生活管理上、物质福利上。
       昨夜车流不少，我们经过努力完成分数可达1050许。先是去两趟化线，后去三趟水泥厂，其中有一列石灰石没有待卸赢得了时间。已经三个班没有取送油龙，但任务完成的是可以的。
      一觉睡到下午2点。
      大华买回来一些香蕉，给东东买了饼干，还买了一个火铲子，花了2元钱。看来本月的工资可以维持，但不包括买了的一吨煤。

1978年11月7日
       本站车如此之少，让我们完成任务太难，加之调度们总想一次卸车多些，侧线所有的车全部带去专用线，造成家家拜年，而回来后，侧线无车可送，造成单机往返。尽管如此，我们还干了好多不算数的活，提前50分钟上水。还好，经过努力，虽然多次出入机务段、28道、东门、防腐厂，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可达780分。这样本月头四个班累计3380分。
       因为上水早，考虑大华今天病了，我提前回来，写个条子交到了楼上。大华的感冒虽然没好，但精神不错，还去看一场电影《黑三角》不知为什么她的肚子不好，令我担心。
1978年11月8日
       去学习。车间的金书记讲“百日红”中断的原因，二班的书记陈某人检查弄虚作假一害集体二害个人的经过，然后大鼓士气，要争取新的“百日红”，让大家讨论。讨论时我没有参加，去人劳查账，发现有一个班的产量有误，找回60多分，前四个班的总分是3480分左右。
       下午睡了很好的觉。
       老李大婶家云福病了，住传染病院，大华送去两瓶罐头。

李再林 发表于 2017-11-6 06:59
1978年11月7日
       本站车如此之少，让我们完成任务太难，加之调度们总想一次卸车多些，侧线所有的车全 ...

看来专用线等线路的组织调度能力很有问题，没有考虑工人们的利益。

1978年11月9日
       昨夜本站车不多，一夜等活一个小时。但由于认真组织，加快车辆的移动，我们完成了任务。东门专用线作业我们挣了90分。虽然已经7点10分了，我们专解完又顶9辆去防腐厂，于8点整又带3辆回站，挣了40分。总之，虽然小侯临时缺勤，我们少一人作业，还是完成900分许。
       回到家一觉睡到下午2点。
       帮助大华干些家务，把前后窗户封上了。

1978年11月10日
       今天日勤。
       小曲不必说，每天下午3时多就要通勤走，小侯事情多，常常要请假，今天是下午16时多走的，这样工作主要靠小陈和徒工小姚。小陈工作不打准，不能不多操心。现在我在三调的“张罗”是尽人皆知的，好像是有点太争定额了。其实呢完成定额大家都有好处，同样工作为什么不争上游呢？在工作上我总是喜欢紧张、协调，大家都主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迅速、准确、有效率。可惜在三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下的决心太大了。我感到非常疲劳。还好，这种疲劳符合我的性格，目前还可以坚持。
      今天因为取送油龙，定额完成很高，可达1050分的样子。化线取送共四次，一次货物线，一次东门，都是很迅速的。在日勤完成这样的高分是过去没用的。
      领回今年发的防寒帽，样子不好，很粗糙，将就吧。
1978年11月11日
       去学习。全站在房产段俱乐部召开“深揭狠批四人帮打击坏分子落实党的政策”大会，会议对刘殿文、邓克昌、关士奇进行批判，其中关士奇是坏分子。会议还公布了三起错案的平反，即关于王荣昌贪污和吴贵散布反革命言论的处理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两打”运动的“辉煌成果”，是车站取得成绩的“动力”。
       顺便领回皮裤，质量还可以，只是太大，需要改动才能穿。
       全身不适，虽不断地吃药还是不精神，且关节痛、头沉，怀疑是感冒了吧。下午躺了两个小时，也未睡实，索性去看一场电影《林家铺子》。对于这种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比深刻的作品，看后令人久久地思索，除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伟大的社会主题，影片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意义还有更深更远的一面，它对于我们了解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了解那时的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就这样去上夜班吧。

1978年11月12日         昨夜工作完成的不错，达到1000分。目前看来也属三调的产量最高。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抓紧作业环节，专用线回来立即进屋联系，不等，不拖沓；二是不断地对作业计划提出修改意见，对值班员的错误记载及时纠正，减少了损失。由于我主动地努力，尽量消灭了单机行动，这是十分主要的。        发生一起奇怪的事情，我们牵出23辆空C车给7道补轴，发现江南进站信号机突然在我们于牵出线停车时同时倾倒。当时我们的车速很低，且无任何突出的东西侵入界限以至于打到信号机。我们反映了这种情况，上边竟怀疑是我们刮的，但也没有证据。下班去交班，介绍了情况后归来 。        一觉睡到下午2时。        大华和东东去阿妈处，我也去了，正赶上阿妈做鱼，吃了两顿饭，晚上归来。        晚上看了几天的报纸。

李再林 发表于 2017-11-9 06:54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安全生产。

1978年11月13日
       今天没有完成任务，大约完成660分许。
       当然是计划的问题，车流也少。我们去两次货物线，一次一辆一次两辆。就这样还出现货物线出来又转头送机务段的怪事，这说明计划指挥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样一些人的指挥下，怎么能舒服地干呢？不能不发些闲气。
       去人劳算账，得知本月按计件付酬，据说调车组按每小时0·285元计算，204小时的总额是58·14元。又根据调车组的平均工资得出总额与其之差，大约15元多些，当调车组完成100%的工作时间后，每个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基本工资加上那个“差”，这样原来46元的可得61元强，43元的得58元，40元的可得55元，使不同工资的人保持原来的差距，在这个基础上每超过一个小时的工作量可最少加上28·5分钱。这个方案没有最后定，主要是没有区分职名上的差别，即调车员是否应该高一些，以及如何管理与统计。看来需要增加大量的管理人员以及如何加强班组的管理。
      今天车站召开学习大庆表彰会，我得两条毛巾，为先进生产者。可是北第二几乎每人得一元钱，称为先进集体奖，唯独三调没有份，不能不说是个笑话。如果扳道烧炉子的都有那个奖，我们三调为何没有？先进生产者每调都有两名以上，唯独三调就是我自己，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如何能管理好这个集体呢？我再一次感到我是在被利用，被那些当权的利用来勉强支撑三调。今天交班时我向班上讲了，是考虑给我调人的时候了，我任可把小侯也换出去，也要把小曲换出去，来一个顶用的。这样对小组的建设才能有好处，对工作才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