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491.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秾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2492.南宋前期文学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著。“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秾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适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2493.南宋后期文学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以姜夔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2494.宋代诗歌
　　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2495. 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唐代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中，都遇到过作文“难”和“易”或“奇”和“平”的问题。韩愈虽然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所谓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但他的艺术个性却崇尚“难”、“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却着重发展平易风格。我们读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两信都是“干谒”之文，对象都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长官。但韩文一开头便自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俨然以经纶奇才自居；然后说到对方身为“朝廷大臣”，正当“天子新即位”之际，提拔人才义不容辞。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语新颖，戛戛独创，符合他提出的“词必己出”的标准。苏文却从写文章要养“气”说起；再说到气应从增加阅历、扩大交游中去获得；然后讲他离蜀来京，访古都，游名山，会名流，但所会名人还不多，这才把希望对方引见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行文纡馀徐缓而无急言竭论之态，语言明白浅易而绝少色泽尖新之词。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韩、欧文风一“难”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对唐宋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给其它文体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宋诗从梅（尧臣）、欧开始，发展了杜、韩“以文为诗”的倾向，进一步用散文的笔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诗，逐渐显露出宋诗的自家面目。词也在苏、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赋从《楚辞》、汉赋、魏晋时的抒情小赋到唐代应举用的“律赋”，创作已趋衰微，缺乏艺术创造性；宋代却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体，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历久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面貌。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方岳《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等都是相当出色的骈文。这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是宋代散文繁荣的结果，构成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

      2496.宋词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前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说，历来聚讼纷纭。此说首见于明张綖所作《诗馀图谱》。其《凡例》后有按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关于婉约、豪放的界说，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但又把它们看作词的两“体”，后人又引申为两“派”（如王士祯）。这就与宋词实际风格的多样性发生矛盾：宋词显然不止这两种风格，即以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过二三十首，争论即由此产生。其实，在许多词学家的具体评论中，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体制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对于宋词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大致说来，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的不同在于：在内容题材上，婉约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壮词媚”的樊篱，抒情则男欢女爱，伤春伤别，状物则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苏轼手中，诸凡记游、怀古、赠答、送别，皆能入词，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词人，更把表现爱国精神作为词的主旨，标志着宋词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风格上，前者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后者善于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为主要特色。在体制声律上，前者强调合乐，如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可歌”，并批评苏轼“往往不协音律”，后者却重文不重声，不肯迁就声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是宋词中实际存在的两大倾向和趋势。
　　应该指出，北宋以来不少词评家把豪放、婉约说成“正格”、“别格”的观点，是错误的。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库总目提要》卷198也说，词应“以清切婉丽为宗”，苏辛一派词“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他们虽然承认苏辛词“工”，但又囿于传统成见，把它视为“非本色”、“别格”，对苏辛词派的革新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解放以来有的论者又把两派说成“主流”、“逆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一般被认为婉约派的作家，情况复杂，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逆流说导致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实际；豪放派作家不仅仍有一些婉约之作，而其豪放词往往吸收、融化婉约词的艺术手法，仍然保持词区别于诗的特性，并不被诗同化。我们为“大江东去”这种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动，也能体味“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侧悱缠绵的羁旅者的心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岳飞《满江红》、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乃至辛弃疾的许多佳篇，固然大声镗鞳，悲歌慷慨，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周邦彦《兰陵王·柳》、史达祖《双双燕》、吴文英《莺啼序》、王沂孙《齐天乐·蝉》等体物精细的工笔之作中，也包蕴着回肠荡气的情操。春兰秋菊，各尽其妙，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在充分估计豪放词派革新意义的前提下，应该把两派统一起来。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2497.宋代小说戏曲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现存宋话本约三四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书。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然而这些都已具备戏曲的一些条件。北宋杂剧、南宋戏文，今天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   

      2498.宋代文学艺术旨趣
　　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淳滀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2499.元代文学
      元代的历史不长，自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王朝改国号为大元（其时南宋尚未最后灭亡）算起，至1367年元亡，只有96年。自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到元亡，则为133年。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诗、词、散文等文学样式则相对衰微。

      2500.元诗
      诗词元人的诗，清顾嗣立《元诗选》共收 340家，席世臣补《元诗选癸集》搜罗散佚者数千首。此外顾氏未见的集子尚有50余家。而散见于《永乐大典》的诗尚多。不过这里所说元人的诗，包括蒙古时期。
　　蒙古王朝统一中国北方后的一个时期内，诗坛上活跃的依旧是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不少好诗，此外还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暤、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所收的即是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们入元以后的诗作大都眷恋金室，并抒写自甘贫贱不做新朝的官的怀抱。和元好问几乎同时的李俊民，入元以后也继续他的诗歌创作。
　　蒙古贵族重武轻文，尊崇军事人才，不重视乃至鄙薄文士。直到世祖忽必烈才改变政策，吸收一些士人参加他的政权。但还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没有什么用。一些参加新政权的士子如刘秉忠、郝经、许衡、刘因、杨果等，写了一些诗词，但诗坛没有出现什么新气象。这些参加新政权的人的作品大多流露出一种又想做官，又想归隐的矛盾心情。许衡在《训子》诗中说：“身居畎亩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诗中又说：“老作山家亦分甘。”产生这种思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重武轻文的形势下虽然见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一是在民族矛盾之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祸难。许衡《偶成》说：“远怀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后谙。”耶律楚材《和邦瑞韵送行》诗说：“士行莫忘直报怨，人情须信害生恩。而今跃入惊人浪，珍重风涛过禹门。”他们在仕途中提心吊胆。这些人不象河汾诗派那些人甘心隐姓埋名，做诗而不做官。所以怀才不遇，屈才之感和隐居情思就是他们诗歌的基调。
　　在蒙古时期的后一阶段，忽必烈一面巩固北方政权，一面准备吞灭南宋，在北方汉族人士的思想中引起了复杂的反映。郝经、徐世隆不赞成侵吞南宋，他们被派往南方充当和平使节，被贾似道囚禁于真州16年。郝经有《宿州夜雨》：“星摩何日平康了，两国长令似一王”，希望宋、元和平相处。刘因于忽必烈出兵攻宋时，作《渡江赋》以寄慨，表现了他对宋王朝的留恋。王磬《哭文丞相》、王恽《禹庙》都吊古伤今，颇多慨叹。
　　忽必烈统一南北初期，汉族作家的诗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汉族政权覆灭的哀伤，和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悲痛。如方回的《路傍草》，尹廷高的《过故里感怀》，吴澄的《怀黄县丞时避乱寓华盖山》，仇远的《寄董无益》、《挽陆右丞秀夫》，刘诜的《感旧行》等。但大德以后，一些隐居不仕的人开始活跃起来。明人吴讷说：“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元贞、大德以后稍出。”方回《再送王圣俞戴溪》说：“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赵孟�櫤驮�桷等人就是这时候接受礼聘的。袁桷是戴表元的弟子。这时赵孟�櫼运纬�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袁桷和赵孟�櫥ハ喑�和，“诗学为之一变”。他们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姚燧、元明善、马祖常等一起写古诗模仿汉魏，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的风貌和格调。内容也有些改变，从对新政权的不合作改为合作了。宋无《古砚歌》：“破天残缺无人补，一穴丝丝漏春雨。空藏老石磨今古，补天何时与天语。”袁士元《题寒江独钓图》：“堪笑江湖几钓徒，朝来相唤暮相呼。只今风雪蒙头处，回首烟波一个无。”他们离开寒江，去到朝廷为国效力。元代社会政治已经基本和平而安定，诗歌创作也进入盛世之音。继姚遂、袁桷等人而起来的元代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一般说内容并不丰富，甚至贫乏，但都掌握了写作技巧，而虞集名气尤大。在虞、杨、范、揭之外，马祖常、萨都剌也有诗名。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诗人。
　　比虞集、萨都剌略晚一点的诗人朱德润、迺贤、许有壬、谢应芳、袁介等，他们的作品又有所变化。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题材多起来，朱德润有一首《水深围》写到当时人民生活困苦，乃至“不愿为农愿为盗”。14世纪中叶元顺帝至正年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接着江淮一带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等相继起义。号红巾军。方国珍、张士诚也率盐民起义，声势浩大，元朝统治集团手忙脚乱，难于对付，局势一片混乱。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政治社会的重大转变时期。面对这个局势，一些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由于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做出了不同的反映。一般说来，除开以民谣形式出现的如《松江民间谣》外，其他一些文人的笔下几乎没有人正确描述这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张昱《戊戌（至正十八年）题》:“暮雨朝云翻覆手,落花飞絮短长亭。如何未熟黄梁饭，说道英雄梦已醒。”写的是张士诚。成廷珪《次曹新民感时伤事韵》：“客来为说淮南事，白骨如山草不生。翻覆几回云雨手，登临无限古今情。”也是指责张士诚的。陈友谅的幕僚周所立，当陈友谅和朱元璋火并时，他的朋友定位被杀，他写了一首《哭定位》，表示他对朱元璋的不满。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内部有矛盾，也出现一些投机变节分子。事情十分复杂，这时候许多诗人的作品中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大多数人虽同情贫苦农民，但对农民起来造反，却感到恐惧。张翥的《漷农叹》和《人雁吟悯饥也二章》，王冕的《伤亭户》、《江南妇》和《悲苦行》，都反映了人民在赋税掠夺下的凄凉悲惨境况。但张翥的《寄浙省周伯琦参政》、《后出军》、王冕的《劲草行》、《痛哭行》都流露出对农民起义的恐惧仇视情绪。王冕的诗语句质朴，气骨高奇，风格有时似李贺。元人作诗模仿李贺，一般认为萨都剌已开端，但宋无学得最象。江浙一带形成一股风气，临海项炯，东阳李序、李裕，甬东文质，淳安何景福，都是标榜李贺,诗多奇句。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杨维桢，爱写乐府诗。他自己想模仿汉魏古乐府，但写来还是有点李贺的风格，所以有人说杨维桢“掇锦囊（李贺）之逸藻，嗣玉谿（李商隐）之芳韵。”
　　元代末年，张士诚在南方建立政权，实际是封建割据。在张士诚的政权统治下，士人中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杨维桢和这个政权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他的朋友和学生陈基、张宪则是张士诚兄弟的幕僚。昆山人顾瑛,尽散家财，削发为在家僧。江阴人许恕学韩康卖药自养。无锡倪瓒尽弃田庐，东奔西走。他们把田园财产看作一身之累，宁可流浪他乡，也不居家过财主生活。元末诗人和元初诗人一样在民族矛盾中讨生活，社会动乱使得一些诗人进退两难。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
　　元代的词，比较宋词，颇为逊色。元词可以约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金入元、由南宋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个部分。这时候的词作中写得比较动人的是表现故国之思的作品。第二时期的词作家大抵出生在忽必烈改元之后。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有张翥、萨都剌和虞集等。虞集的〔风入松〕，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而张翥的词清丽细腻，尤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