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481.隋唐五代文学
      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中期。这是由长期的南北分裂进入统一，达到空前强盛，而最后又陷于大分裂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

      2482.隋代文学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为继之出现的唐帝国打下了初步基础。隋代文学，基本上承六朝余绪，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这一时期为由六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2483.唐代文学前期
      唐朝前期，经过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100多年的发展，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调整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劳动者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王朝达到了国力强大、经济高涨的全盛阶段。同时，唐代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唐代的经学、史学、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学更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特别是唐代诗歌。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齐梁余波的扫荡，以及发展其韵律、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新形式，出现了后世所称道的“唐音”，体现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格。在盛唐诗坛上，还产生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等大诗人，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清代学者沈曾植指出：“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菌阁琐谈》）这种“凌跨六代”的壮志，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封建政治、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文学上的反映。

      2484.“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以后，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朝廷也曾一度振作，希图中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革除弊端、裨补时阙、挽回颓势的呼声。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有为而作的诗文，形成了唐代文学开元、天宝以后又一个高潮。同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传奇小说、曲子词、变文等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的文学样式也兴盛起来，较之唐前期，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方面的发展。贞元、元和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思想内容上谋求改革，艺术形式上追求创新。诗人作家大都怀抱壮志，自觉继承盛唐文学精神，而以复古为口号。所以沈曾植说：开元、元宝以后，“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

      2485.晚唐文学
      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很久。自唐文宗以后，随着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社会危机愈演愈剧，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歌，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已不免抹有衰亡感伤的色彩。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继承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传统，批判现实也较多地显露出愤激的情绪。与此同时，新兴的传奇、曲子词却更趋活跃。传奇的侠义神怪色彩更浓；温庭筠、韦庄大量创作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进入五代十国以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学趋于萎缩。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对说来较为安定，词在晚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为宋词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2486.唐代文学
      唐代文学除受上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外，还有一些唐王朝制订的制度、政策方针及社会风气的因素，对它的发展繁荣也有着显著影响。
　　唐代选拔人才，承袭并扩大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致写诗成了当时士人的必修科目。伴随科举而来的“行卷”风尚，也有助于锻炼士子的写作技能。只要诗文写得好，便可获得赏识，谋取官职，这对于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人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刺激作用的。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作家队伍的主要力量。同时，唐代统治者大都爱好文艺，有的本身就会写诗作文，影响所及，从宫廷、官邸到酒楼、妓馆，吟诗唱曲成了普遍的风气。这也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唐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大超越了前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全唐文》所收，则有作家3000余人，文章18400余篇。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纷呈，各种文学流派争胜，使得整个唐代文学园地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唐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历朝除武后隆佛外，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同时提倡、扶植佛、道。这也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唐太宗曾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以指导士子学习、理解儒家经义，并颁布天下，规定为科试经义的依据。当时科举中的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在文学上，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及文学主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在唐代极盛。玄奘、义净等高僧曾先后游历天竺（印度），带回上千部佛经，大量翻译传播。除纯粹取自天竺佛学的法相宗外，当时还出现了结合中国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道教在唐代视如国教，老子李耳被认作皇室的祖宗，尊为太上玄元皇帝。李林甫、贺知章、颜真卿、李泌、元载等著名官员，都是道教信徒。当时佛道两教的寺院,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小庄园,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文人中，王勃、王维、梁肃、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等，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集子里，有不少为佛教寺院而写的碑、记一类文章。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往往将写景与禅趣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反对佛教的韩愈，其名篇《南山诗》连用51“或”字的句式，也是从《华严经·入法界晶》、《佛所行赞》学来。王梵志、寒山、拾得一派的诗，则擅长用通俗的语言阐说佛理。佛教故事，对唐人小说也有影响。如《酉阳杂俎》引述顾守绩令人守丹灶的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记》；《续玄怪录》中杜子春的故事，袭自天竺。传奇中的剑侠故事，与密宗经典记载的“成就剑法”和种种神通也不无关系。变文更是由佛经直接演变而来的，它那种讲唱合体的形式，又影响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一类诗文的写作。佛都谈神悟境界，谈象外之说，还影响到文学批评，导致了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这一派诗论的出现。道教与当时文学的关系，也并不亚于佛教，李白就是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枕中记》等传奇小说，便明显地带有道教神异色彩。五代杜光庭的传奇集《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和沈汾的《续仙传》等作品，都辑录了大量的神仙传说。还有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道观的碑记等，内容也与道教有关。但这些作品中消极成分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儒、释、道三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都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
　　唐代中外文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普遍繁荣，也给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当时与唐帝国通商的有高丽、日本、天竺、大食以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的40余国。除上述佛教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从波斯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从大食传入的回教等，也都对唐代文学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土，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促成了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如曲子词是配合燕乐乐调演唱的，而燕乐则大多采用或融合了少数民族和西域的音乐。另一方面，唐代文学也给了少数民族和外国以很大的影响。如古文家萧颖士，当时日本国人愿以为师；张志和的《渔父》词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即有和作，成为日本词学的开山；白居易的诗集，也曾传到新罗和日本，为嵯峨天皇所爱赏，并为管原道真等人所仿作。在新疆，回族人坎曼尔不仅抄读白诗，学习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而且还会用汉文写诗。这种文化的大交流，无疑对中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唐代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实践，还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唐代的文学理论家，既有重视作品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的一派，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又有侧重于探讨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一派，如皎然、司空图等。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都是从创作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创作实践。其中有些理论如“文以载道”说、讽喻说、象外说等，对唐代文学和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基本的文学形式在唐代都已出现，诗和文的创作更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2487.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2488.宋代文学概述
　　公元960年后周赵匡撒发动陈桥兵变，一举夺取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近二十年中，宋朝统治者通过军事征伐和外交活动，消除了南北的一些较大的割据势力，逐渐实现了统一，从而结束了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动荡不安的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北宋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农民因此获得了喘息机会，广大农村从劳乏困疲中解脱出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呈现为与之相应的兴盛局而。冶矿、纺织、瓷器；印刷业也都迅速发达起来。并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新的繁华都市。这一切都为宋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大量书籍得以迅速刊行于世，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扩展了文人学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以致私家著述纷纷问世，其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开封、杭州、成都、扬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则为词的创作扩充了题材，丰富了内容。并由于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间说唱伎艺的高度发展，使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迅速兴盛起来。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学”或“理学’，讲究“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扬时论西铭书》）。这种学术空气弥漫开来，就使宋代诗文创作带有较浓厚的说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宋代诗文的这一特殊风貌，与多为言情的唐代诗文比较，恰成鲜明的对照。

      2489.宋代历史环境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昆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2490. 北宋前期文学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昆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昆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几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几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