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443.建安文学的兴盛原因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人民妻离子散，四处逃亡，或死於乱军之中，或死於饥荒疠疫。建安文人生活於这个巨变的年代，目击种种社会的惨状，极有切身的感受。故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有反映现实的主题，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大量产生。可见时代环境的刺激对建安文学的兴盛是有重大影响。
　　儒学的衰微亦助长建安文学的兴盛。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儒学传统的文学观点乃是原道宗经，文学一直只是经学的附庸，窒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的道路更为开阔。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於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他们爱好文学，广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举」，促成了一群有水准的文人共同创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馀，自己亦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於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後，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例如建安文学的现实精神，就是师承於汉代乐府诗「感於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三祖陈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乐府旧题名篇反映现实。古诗十九首等亦为建安抒情诗提供了借鉴。

      2444.建安文学的崛起
　　从东汉桓、灵之时，后党秉政，中涓弄权，朝政昏暗无比，以至于人民怨声载道，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藩镇借着剿灭黄巾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势力渐渐强大起来。东汉王朝在风雨飘摇、天下大乱之际摇摇欲坠。汉献帝即位后，屡屡遭到播迁，需要仰仗权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来。尤其是曹操挟献帝迁都于许，借着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之后，汉献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傀儡，权威尽失，威风尽丧。
　　而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则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2445.建安文学的历史影响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2446.建安文学特点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各个割据势力，消除战乱，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随他们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与曹操政见不一）、王灿、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及一、二十位文人学士亦仿照曹操积极努力创作。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文章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汉乐府诗完全成熟，五言诗体得以发展，七言诗体从此开创。曹操又率先冲破儒学的禁锢，打破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格式，采用通脱的文体作文章，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亦积极响应。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447.建安风骨
　　公元204年，曹操彻底打垮了最大的军阀袁绍，攻克邺城，领了冀州牧，遂又平定四州，自这以后曹操基本上常住邺城。“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文人学士亦紧紧追随曹氏父子，多集聚在邺城，这时的邺城是俊才云蒸、群星灿烂。曹操见此便大兴土木，建造了铜雀台作为文人名士集聚、笔会之地，以至文学的繁荣达到了顶峰。因当时的江南文风不盛，作品也很少，后人亦把建安文学称之为“邺下文学”、“魏国文学”或“北方文学”。公元204年后文学一改西汉、东汉两朝近四百年死板、格式化的文体和以歌颂宫廷生活为中心的体式，转向重点描写黑暗的社会现实，吟咏战乱时期悲凉的人生，高歌统一国家的理想，讴歌战乱消除给人民带来的安居生活，以及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不仅文体创新，形式多样，而且辞藻华美，语言质朴刚健、清新自然，形成一代新的艺术风格。后人把建安文学时期慷慨激昂地倾吐胸襟，豪爽磊落地施展才华、抒发胸怀；阐明事理不追求纤细、周密的技巧，遣辞造句、描摹形貌唯求通顺明达；以及慷慨悲歌，激越高亢的思想情调与刚健爽朗、清新自然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称之为“建安风骨”。

      2448. 建安七子（孔融）
　　孔融（153-208） ，字文举，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2449.建安七子（陈琳）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22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2450.建安七子（王粲）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有三首）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2451.建安七子（徐干）
　　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22年（217）2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得一往情深。

      2453.建安七子（阮瑀）
　　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