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373.《盐铁论》成书背景
　　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学，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的经济思想亦大多承袭董氏，且更具保守和教条化。《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说：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足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这是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即开宗明义反对 与民争利 、请罢盐铁等，表明他们基本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但他们围绕 罢盐铁 所阐述的理由，却偏离了董氏的原意。如贤良文学所谓 开仁义，毋示以利 的崇义贬利观点，就扼杀了董仲舒包含追功求利的进取精神。董氏虽然重视农业，但没有 抑末 的言论，他们却积极主张 进本退末.董氏反对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在他们那里变成了 防淫佚、尚敦朴 的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这时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把 圣人之道 当作教条，已明显趋向保守。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编次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 宣帝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思想溢于言表，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2374.《盐铁论》主要内容
　　《盐铁论》全书分为10卷60篇。前41篇是写盐铁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59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
      书中记述，在汉昭帝下诏调集的这次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8年），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书中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2375.《盐铁论》历史价值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2376.《盐铁论》作者简介
　　桓宽，西汉后期散文家。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汉宣帝时被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十卷六十篇。《盐铁论》原为汉昭帝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为一方，以各地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举行辩论的会议纪要，后经桓宽推演整理而成此书。《盐铁论》以对话形式，生动地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情况。全书体例统一，风格一致，结构严密，通晓畅达，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2377.《盐铁论》目录
      卷一
      本议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错币第四
      禁耕第五
      复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错第八
      刺权第九
      刺复第十
      论儒第十一
      忧边第十二
      卷三
      园池第十三
      轻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广第十六
      贫富第十七
      毁学第十八
      褒贤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讼贤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论诽第二十四
      孝养第二十五
      刺议第二十六
      利议第二十七
      国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匮第三十
      箴石第三十一
      除狭第三十二
      疾贪第三十三
      后刑第三十四
      授时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礼第三十七
      备胡第三十八
      执务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取下第四十一
      击之第四十二
      卷八
      结和第四十三
      诛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务第四十七
      和亲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险固第五十
      论勇第五十一
      论功第五十二
      论邹第五十三
      论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韩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诏圣第五十八
      大论第五十九
      杂论第六十

      2378.《盐铁论》四库记载
　　《盐铁论》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议相诘难。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实则反覆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故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议不尽行也。书末杂论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记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馀人，而最推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车千秋深著微词。盖其著书之大旨，所论皆食货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诸史皆列之儒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改隶史部食货类中，循名而失其实矣。明嘉靖癸丑，华亭张之象为之注。虽无所发明，然事实亦粗具梗概。今并录之，以备考核焉。

      2379.《论衡》
     《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宣传无神论的檄文，是一部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论衡·对作》篇）。

      2380.《论衡》作者简介
　　王充，字仲任，生卒年大约为公元27年至公元100年，家住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好学，老师是大学者班彪，约在元和三年（86年）至章和二年（88年）期间，王充被扬州刺史董勤征聘，担任了九江的刺史府治中从事。之后不久，王充便辞官返回故里，以教授学生为生。后来肃宗颁发诏书，任命王充担任公车徵，并派公车前去迎请王充。然而王充无意于仕途，借口体弱多病推辞了任命。永元年间，王充因病去世。王充死后，葬于上虞县西南的乌石山上。
　　王充一生的主要著作除了《论衡》，还另外包括《讥俗节义》、《政务》和《养性》。但得以流传至今的仅有《论衡》一书。

      2381.《论衡》内容特点
　　《论衡》一书，分为30卷，85篇（除《招致》一篇外，其余84篇都保存了下来）。全书共计20余万字。
　　王充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元气”的说法是在西汉初期提出的，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春秋繁露》和刘安等人的《淮南子》中，在这两部书中，“元气”被解释为一种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不过真正在中国思想界，最早提出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元气论的思想家还是王充。《论衡·自然》篇反映了王充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在《自然》中开篇说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在这里，王充阐述了关于“元气”的基本观点。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由来，元气和天地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了元气，万物自然而然便产生，万物都是由“气”形成的。庄子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宇宙万物都是由元气组成的实体。元气不同因而各种事物的类别也千差万别。王充还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点，有力抨击了董仲舒及其著述中所鼓吹的唯心主义观点。王充和儒家所展开的辩论，首先是围绕天是有为还是无为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故生人”、“故生万物”，意思是天是有意识的天，天特意创造了人，并创造了万物作为人们生存的依赖条件。与之相对立的正是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王充否认天的意志，认为万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天不是有意识地生出五谷丝麻来供人们吃和穿的，这和天出现灾害和异常情况，并不是想用来谴责和警告人们是一个道理。元气的运动和变化是自发的，而非依靠什么天的意志为动力。王充肯定宇宙和自然界出现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然性，从而否定了董仲舒的荒谬而带有神秘主义的思想。
　　在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是高于万物的，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由天制造出来的，服务和服从于人类。这种观点将人与万物的关系定为从属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强调封建等级观念，董仲舒特意将君王的形象神话，以示皇权是神圣而不可动摇。他的天人感应也是为宣扬君权神授而创造出来的。董仲舒在“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基础上，进而指出皇帝是为了替天行使最高权力而被天创造和安排到人间的。儒家还为君王的诞生也蒙上了一套相应的神话色彩，使得他们区别于普通人，例如讲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被人们视为吸取天地之精华而生的露水、灵芝等物体，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吉祥神圣之物龙凤、麒麟等，都被他们用来作为神话帝王降生的道具。不难发现董仲舒等人的意图，即将皇帝的出现和存在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制造“替天行道”的歪理谬论。然而王充却将人和万物摆在同等的地位，人属于万物，同是元气所产生和构成的。在肯定人是动物的基础上，王充又肯定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即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种类，是万物中具有智慧的群体。
　　在关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两者关系的问题上，王充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是必须依附于形体的。《论死》、《道虚》、《辩崇》等篇章，是王充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的重要论文。王充在《论死》一篇中首先纠正了社会上所说的“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观点，指出人死之后不能变鬼，没有知觉，不能害人。王充这样说道：从天地开辟、有人类以来，人们有的寿命终结而死去，有的中途夭亡，这些人多得可以用亿万来计算。比较起来，当前活着的人不如死了的人多，如果（按照）人死后就会变成鬼的观点来推论的话，那么在路上岂不是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鬼，鬼肯定多得满屋满院，满街满巷。王充依照人们的这种迷信说法，进行了假设推理，从而论证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点。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形式，机巧而有力地驳斥了“灵魂不灭”的迷信鬼神之说。
　　东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解释，于是就将这些理解为上天即鬼神的意志和安排。许多人认为人之所以遭遇生病、死亡、刑罚、破产、意志失常等灾祸，都是因为办事时没有挑选合适的时间（即所谓的吉利的时辰），触犯了主管灾祸的鬼神，鬼神便降罪于他们。王充认为这些都是谎话，他认为人在世上，就不能不做事，所谓的好时辰、坏时辰之说，不过是那些从事迷信职业的人故弄玄虚，鼓吹自己法术，借以骗取钱财的伎俩。王充的思想研究，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进行的，他推翻了当时普遍承认的因果报应的观点，指出自然寿命到了尽头，即便品行再优良的人，也不会被延长生命；寿命应该很长的人，品行再恶劣，也不会因此而被折寿。

      2382.《论衡》主要思想
　　《论衡》一书中，作者为了驳斥迷信思想和各个学派的谬说，使得本人的论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采用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来澄清事实，并对人生老病死以及对比如云、雾、露、霜、雨、云、雷电和潮汐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做出了符合科学的解释。例如王充在《论死》一文中说道：枯骨在野地里，有时会发出呜呜的呼鸣声，就像在夜里听到的哭声一样，有人说这是死人的声音，这是错误的。接着王充就从人依靠口舌咽喉发声和笙箫靠管孔发声的科学原理，指出了人死后，口舌和咽喉都腐烂了，怎么可能再发出声音呢？王充明确指出了“生无不死”，“有始者，必有终”。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方士们宣扬的人可长生不老，甚至不死等蛊惑人心的言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如儒家的书籍上记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大致内容是：淮南王刘安召集了天下所有通晓道学的人帮助自己学道成仙，最后终于得了道，不仅全家都升天成仙，甚至连鸡犬这样的牲畜，也因为吃了剩下的仙药，一起随着淮南王上了天。王充驳斥了这种得道成仙的荒唐谣言，他在《道虚》一文中说道：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即便是身份尊贵的王侯也不例外。只要属于万物之列，就没有不会死去消亡的，那么人又怎么能够不死而成仙呢？鸟有翅膀能飞，但也不能升天。人连翅膀都没有，靠什么飞起来呢？这是对神话邪说的反问，更是对其荒谬性的沉重一击。
　　王充对儒术的批判和揭露是符合实际的，更是惊世骇俗的。他将锋利的思想匕首直刺儒学的中心——— 孔子及其论述《论语》，震撼了整个封建正统社会。他考察所谓的贤士圣人的言论，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上下抵触，他们的文章有不少地方前后矛盾，而后来的学者们对此都没有察觉。王充清楚地看到：“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论衡·问孔》）即认为圣人所说的话，并非都能让人理解，圣人说讲的道理，也未必都是清楚明白的。因此王充又说道：“凡学问之法，不畏无才，难于拒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告诫人们做学问，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没有才干，而是缺乏保持自己的观点和主见，难得的是抵制老师的错误引导，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听信老师的教导，应该学会分清是非，考察事物本身是否符合道义。王充的思想里具有进步的因素，他批判儒家宣扬的“今不如古”的倒退思想，反对落后的复古主张。为此，王充结合实际，强烈抨击了这种片面的认识。王充的观点认为人们如此推崇孔子的70位得意弟子，但他们的才能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儒生如果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他们之中也会出现颜回那样的学生。如果当时没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这七十弟子也就与现在的儒生一样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言行制定了一系列繁杂的伦理道德标准，孔子的学生宰予，因为在白天睡觉，被孔子训斥为： “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也。”在王充看来，孔子对宰予的厌恶是毫无道理的，王充在《论衡·问孔》中说道：“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认为白天睡觉只能算是小缺点，但孔子却将朽木、粪土这样令人厌恶的东西来形容宰予，试问一个人在白天睡觉，怎么就能败坏品行呢？一个品行败坏的人，即使白天黑夜都不睡觉，难道就可以因此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
　　当然，《论衡》中也反映出了王充思想上的不足和错误认识。第一，由于受到当时某些流派的影响，王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着一定的神秘主义成分，例如他提出了“五常之气”、“善气”、“恶气”、“仁之气”等概念，并认为这些气是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的。第二，王充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在这里他并没有排除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某些神秘现象，并割断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发展及终结，都完全由自身决定，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
　　王充的思想及观点，虽然没有彻底地摆脱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但的确有了很高的反神学的觉悟，具备了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由于《论衡》一书的言论，极大地触怒了东汉的封建贵族及官僚大地主们，王充因此被诬为“躁人”，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论衡》一书更被视为“妖变”。而后人，恰恰从《论衡》一书中，看到了作者可贵的唯物主义斗争精神。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和无神论者范缜、唐朝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夫之等后世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王充思想及观点的影响。
　　《论衡》一书，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书写了两汉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