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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知青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能够摒弃个人杂念，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也许会缩小分歧。
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都是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革现象。文革是一场浩劫，没错；这两次运动的主体成员都是“老三届”的学生，也没错；看似关联性很强，实则是内容和目的都不相同的学生运动。把不同性质的两次运动和参与人群，不加区别、不讲分寸地放在文革的大锅里“乱炖”，就不客观了，也会影响对知青和知青上山下乡实践的公正评价。为了避免认识上的偏差，许多概念上的模糊，应该尽量的厘清。
追根溯源，共产党一直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无不妥。从战争年代到文革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象一直存在。在文盲和半文盲率极高的旧中国和解放初期，一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青年深入农村，以他们有文化眼界宽的优势，引领了中国的变革，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鼓励有志青年为农民服务，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文革中“老三届”集体上山下乡的事件。虽然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但没有传承“大有作为”的一贯提法，而是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是不同的政治逻辑。提法上的差异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刻意而为，是十分精妙的政治语言。强调了必要性，就彰显了正当性，同时又给“老三届”中那些“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们在政治层面上施加了压力。目的很明显，就是需要知青在农村老老实实的锻炼和生活，别再闹事。
对知青的安排和要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错误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加剧了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权衡利弊，只能牺牲青年学生，让他们去农村谋生的办法加以缓解。这应该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原因所在。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和先辈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进步行为，不是一回事。知青运动从决策程序到组织形式，都不是国家的正常行为，不应该无原则的美化。至于知青在客观上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农村艰苦生活中得到的锻炼和收获，则另当别论。 领导人的失误，国家的困难，让青年学生去买单，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知青上山下乡减轻了城市的压力，缓解了一些矛盾，为社会秩序的恢复争取了时间。从总体上看，这一举措对社会没有造成大的危害，也没有用暴力伤害他人，不能和文革中的许多丑恶现象混为一谈。
有人和我的意见相悖。某知青作家认为：恰恰是“老三届”的红卫兵们，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把城市红卫兵的野蛮作风和狂躁作派，带到了“广阔天地”之中……文革的烈火之所以在后来“深入”地燃遍山野乡村的每个角落，这同1400万（原文如此）的“老三届”（包括那些铁杆的红卫兵）上山下乡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结论有点离谱，因为与事实不符。 作为过来人，我们都很清楚，文革斗争的风暴中心在城市，农村比较激烈的地区，一般也是城市周边，交通比较便利的城镇和乡村。知青下乡的主要区域是偏远的边疆和农村。除兵团外，插队知青的集体户一般只有几人到十几人，知青点也比较分散。知青在农村，政治上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在劳动技能和生活上也是弱者，很难“大有作为”，从来没有形成一股可以改变农村原有面貌的政治力量。知青在农村“小有作为”的有，出格的人和事也有，都不是主流，不能以偏概全，妄下结论。 知青上山下乡不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早在“老三届”下乡之前，以学校军训为节点，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揪斗老干部、破四旧、抄家、迫害“地富反坏右”为特点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告一段落。“老三届”的上山下乡又使红卫兵运动进一步走向了终结，失去了“运动”的能力。
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到兵团知青大返城，一头一尾都比较“轰轰烈烈”，给了许多人政治延伸的遐想空间。这二者有联系，区别也很明显。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主要是政治上的考量，文革后的兵团知青返城是比较单纯的就业问题。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只是权宜之计，并不反对知青回城。在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大部分早期插队的知青和部分兵团知青已经在城市安排了工作或学习。兵团知青回城的过程比较激烈，是知青再就业政策的调整出了偏差。值得引起关注的教训之一应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潮对社会反弹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一直认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用正确与否进行评判并不科学。知青上山下乡对国家有利，但不得民心，这是社会现实，也是不可持续的结症所在。文革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顺应民意，结束了延续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是明智的选择。 回城，寄托了千万知青的喜怒哀乐，是知青身上抹不掉的符号，世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我承认，许多知青下乡之时，由于年龄等原因，心智并不成熟，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幼稚的冲动。不过到农村是吃苦不是享福这一点，多数人还是清楚的，他们勇敢的走出这一步就值得尊敬。知青在农村，能够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已经很不容易。在城乡差别十分明显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希望从事更有保障更有前途的工作，是人之常情，无可指责。依据知青想回城的普遍现象和心理变化，对知青这个群体进行矮化或丑化没有道理。知青上山下乡的负面影响，不应该成为对知青群体正面评价的理由，这是不同层面的评价，不是一个标准。
中华民族，每遇到大的危机，都会出现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大多命运多舛，但他们的故事世代相传，成为精神上的财富。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英雄，但也不应该对勇敢行为和为国家付出代价的人和事进行嘲讽。如果国难当头，人人明哲保身规避风险，那只有当汉奸的份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从文革的角度讲，知青无疑是受害者（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从历史的视角看，上山下乡是知青一代人成长的坐标。知青从艰苦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下走了出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我反思，自我修复，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国家发展史上的强者。
多数知青的人生可能并不完美，因为不完美才更真实，更常态。我同意老友龙江对知青群体的评价：可歌可泣，自强不息。可泣，是社会对知青的同情；可歌，是对他们为国所做出贡献的肯定。自强不息，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风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突出特点。知青这个群体是国家的财富和骄傲。无论我们的国家发展到怎样的高度，都不应该忘记知青一代人的伟大付出和卓越的贡献。
吕秋梦这样评价的，我们茶余饭后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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