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363.《治安策》主要思想
　　《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2364.《治安策》写作背景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当时，西汉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2365.《治安策》主要内容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着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2366.《论贵粟疏》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奏章。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人，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足智多谋，时人称为“智囊”。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他针对汉王朝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提出了加强中央权、削弱诸侯势力、巩固边防和发展农业等一系列建议。由于晁错主张削减诸侯封地来加强中央权力，遭到诸侯王的反对，吴楚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景帝受袁盎挑唆，杀了晁错。

      2367.《论贵粟疏》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种夏耕，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2368.《论贵粟疏》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明君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由于他有给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候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却没有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百姓被遗弃或者瘦弱不堪因而减少国内人口，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防灾的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又多年没有发生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现有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老百姓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种植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水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不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容易违法乱纪。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财物不足，财物不足是由于老百姓不热心从事农业生产，不热心从事农业生产，便不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不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轻便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好的食物才吃。人一旦饥寒交迫，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制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没有东西吃，身子冷没有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国库，防备水旱灾害，这样就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是不选择什么东南西北的。珠宝、玉石、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看得很珍贵，这是因为君主喜欢用它。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便、小巧，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生长要靠天时，收获加工需要人力，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帛，一般人拿不动，不容易被坏人贪图利用，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给官府服役的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房舍，提供劳役；做这些事情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像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要缴齐。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出现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囤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也大获赢利。他们天天在街市上游逛，当朝廷急需某种货物的时候，就乘机抬高物价，牟取成倍的暴利。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坐享农民的收获。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华丽的冠服车盖在大道上互相可以望见，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招摇过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背井离乡、流亡在外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之极；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贫困无比。所以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恶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下去，国家富强、法制建全的希望是不能实现的。
　　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莫过于让老百姓安心务农。要老百姓安心务农，关键在于国家要重视粮食生产。重视粮食生产的办法，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粮食可以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缴纳给政府，使缴纳粮食的人能得到爵位，或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用度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氏留下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长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披盔带甲的百万士兵，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由此可以看出，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和出战马所得到的优待相比真是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只要生长在地里就不会缺乏。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人都十分向往的权利。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由此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大大增多。

      2369.《论贵粟疏》 影响与传播
　　本篇所论，切中时弊，对于当时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是有利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奖励粮食生产以促进农业发展、打击商人投机牟利以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经文、景两朝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日益富足，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相对繁荣。以至于武帝初年，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富庶情况。

      2370.《论贵粟疏》点评
　　《汉书·食货志》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 晁错上书给汉文帝，说明守卫边塞、“劝农务本”是当前急迫的两件事。这一篇《论贵粟疏》就是论其中“劝农力本”的部分。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地主、大商人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大肆聚敛财富，兼并、侵夺广大农民的土地和财产，迫使大批农民破产逃亡，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凋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渐趋激化。针对这种情况，晁错向文帝上了这一封奏疏，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入粟受爵的建议。
　　文章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安定社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让人民丰衣足食，才不会产生暴乱。明君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使农民与土地相依为命，一心务农，不轻易离乡远走，去追逐商贾之利。作者尖锐地指出汉初农业政策的弊病，农民负担沉重，一年四季不停地耕作劳动，却所得甚微。而官府的赋税和劳役都很沉重，劳作一年的结果往往是即使贩卖儿女都不足以缴纳赋税。而商贾们交通王侯，兼并农民土地，操纵市场价格，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不从事农业生产却坐享其成，生活奢侈，并受到世俗的尊重。有鉴于此，文中建议汉文帝采取贵粟的措施，即入粟受爵，以此来打破财产过于集中的状况，提高农业生产的地位，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带来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塞下之粟必多三大好处。
　　这篇奏疏不仅是切中时弊的精彩政论，而且是历代传诵的文学名篇。文中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如用禹、汤有蓄积同当今无蓄积相比；用饥寒则君主不能保有其民，同充实粮仓以防备水旱则“民可得而有”相比；用贵珠玉的害处与贵粟之利相比；用农夫勤劳但生活困苦同商人的安逸享乐相比；用法律的贵贱同世俗的好恶相比；用有粟和无粟相比等等。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揭示了当时农民穷困劳苦的状况，抨击了商人的骄奢逸乐和政府的急征暴赋，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对比中又往往使用排比和铺陈，使得文气流动，气势不凡。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辞意畅达。立论方法上紧扣论点，环环紧扣，论证严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全篇语言风格简练峻急，流畅优雅，于严峻中透出一股逼人的气势。既体现了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之谋，又表现了政论家的能言善辩之才，是鲁迅所称“西汉鸿文”中的代表作之一。

      2371.《盐铁论》
      《盐铁论》是中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人士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公元1487年（明朝成化二十三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2372.《盐铁论》简介
　　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期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
　　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加上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盐铁论》作者桓宽偏向儒家思想，并不能保持客观立场。桓宽於此次会议记录中诸“贤良文学”有明显偏颇的立场，书中多次描述官府官员们的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多有贬抑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