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334.《史记》介绍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

      2335.司马迁的后世影响
　　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它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

      2336.《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写有《史记后传》65篇。父亲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撰《汉书》，历时二十年。《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著作。其体例基本上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并将“世家”取消，与“列传”合在一起，统称“传”，使《汉书》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汉书》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100篇。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

      2337.西汉政论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2338.西汉韵文
　　西汉初年，汉乐府民歌尚未唱响，民间的歌谣还很少见，韵文沿袭着楚声、楚歌的余续。楚汉相争的主角项羽和刘邦的楚声短歌《垓下歌》和《大风歌》是汉初的韵文杰作。
　　项羽的《垓下歌》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其辞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西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诗用的是楚歌“兮”字体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塑造了项羽这样一个失路英雄的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沈德潜评其“呜咽缠绵”（《古诗源》卷二）。
　　刘邦的《大风歌》，比起项羽《垓下歌》的悲凉慷慨，刘邦的《大风歌》则在雄壮中带苍凉情怀：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是刘邦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讨伐叛乱后归师路径故乡沛县时所作。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但最后一句却隐隐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意味。《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自歌之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篇幅虽短，感情却丰富复杂。
　　其他韵诗
　　汉武帝有《秋风辞》，乌孙公主有《悲愁歌》等，此时已非汉初。
　　另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也有其独特之处。他虽有楚辞的形式，但表现的却是屈、宋作品从未有过的招隐的内容。诗中极力渲染山林幽寂凄凉、阴森恐怖的气氛，说明“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久留”的主题，用于冷峭，“音节角度，浏漓昂激”（王夫之《楚辞通释》），是后世招隐的诗赋之祖。

      2339.汉乐府
　　乐府，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这种名称大约从秦代开始就有了，在出土的秦代编钟上就铸有“乐府”二字。西汉立国以后，沿袭秦朝体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被大大扩大，其中“采诗”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这类诗歌源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称为“乐府民歌”。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可以知道当时所采之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的汉乐府诗歌，主要指这一类诗歌。

      2340.汉乐府民歌
　　现存汉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广泛，尤其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情绪之作。诸如民众的悲惨生活，战争和兵役带来的灾难，封建官僚的无耻，家长制的罪恶，爱情的坚贞，弃妇的痛苦等。《十五从军行》写一老兵，十五从军，八十才归，性命苟全了，但家园破败，亲人凋零，不胜悲苦。《上邪》的爱情誓词是：海枯石烂，真爱不变。《陌上桑》中，罗敷美貌动人，有勇有谋。反之，“使君”则好色、贪婪、霸气十足。
　　汉乐府民歌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尤其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各种艺术手段在此都作了完美的发挥。无论人物对话、动作，还是心理刻画，都十分成功，形象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诗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以及浪漫色彩的结尾，在铺排上也都恰到好处。另外，汉乐府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杂言诗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灵活多变。五言诗则形式十分整齐，如《十五从军行》等。这种诗体较《诗经》、“楚辞”的四言诗和骚体诗都有明显的进步，代表了当时的诗歌形式发展的新趋势，此后几百年间，成为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

      2341.汉乐府孔雀
　　《孔雀东南飞》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别名，是汉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最后因母命难违，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在娘家又不见容于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用自己壮烈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

      2342.汉七发
　　《七发》是一篇讽喻作品，揭露了贵族子弟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在这篇赋里，作者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来问疾，在主客的问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见解。赋中以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为题，反复申说纵情享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只有听从圣贤的“要言妙道”，才能消灾祛病。此赋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各类事物，词采华丽，想象丰富，寓讽喻于其中。此赋问世后，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文坛仿作者很多，有时以主客问答形式、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的赋体文章几乎蔚成风气，“七体”几乎成为文章形式中的一个门类。

      2343.司马相如赋
　　司马相如是汉赋全盛时期成就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最为著名。《子虚赋》假设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先生展开对话，子虚夸耀楚国的云梦泽之大和楚王游猎盛况；乌有先生则赞美齐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作者在两个人物的对答之中，运用华丽辞藻作了铺陈夸张的描写，伟貌奇观，光华璀璨，使人如临其境。《上林赋》则用虚构的亡是公的话来夸赞皇家苑囿，以压倒齐楚两国，赋中对皇权的歌颂寓于景观的描绘之中。司马相如的赋想象力丰富，描写细腻，辞藻华丽，结构谨严，建立了汉赋固定的模式，卓绝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