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325.《大风歌》创作背景
　　这是一首震烁古今、风格豪放雄壮又充满着质朴之情的名作。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东讨淮南王黥布（也叫英布）的叛乱。回归途中，经过沛县，他邀集家乡旧友和父老兄弟，席间由120人歌唱助兴，刘邦击筑伴奏，气氛极为热烈，和大家一起饮酒，在宴席上他唱起这首大风歌，抒发了他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心情。
　　顺治十七年，富阳典史孙某解饷北上，穿过高邮时，见湖中夜间有光，命人在水中搜索，得玉玺一枚。玉玺方四寸六分，盘龙双钮，辨其篆文，正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 。孙某高兴地将其献于朝廷。这方印不仅精致绝伦, 富有艺术之美，而且其印文可与文献中的《大风歌》相互参照印证。在古代时期的汉高祖：刘邦有一枚“大风歌印章：有古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时候刘邦的大风歌印万世传诵，熟知并且能背诵下来的人多了，但后世人却还是让人难以琢磨。有关此印的记载出自清代王士祯的笔记 《池北偶谈 》。书中说道，顺治十七年，富阳典史孙某解饷北上，穿过高邮时，见湖中夜间有光，命人在水中搜索，得玉玺一枚。玉玺方四寸六分，盘龙双钮，辨其篆文，正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印。孙某高兴地将其献于朝廷。这方印不仅精致绝伦，富有艺术之美，而且其印文可与文献中的《大风歌》相互参照印证。
　　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溧水县一农民耕田，也得一玉玺，被献于朝廷。这方印反映了秦汉时代的社会状况，为史书提供了注脚。

      2326.《大风歌》诗歌鉴赏
　　刘邦得以战胜项羽，是依靠许多支军队的协同作战。这些军队，有的是他的盟军，本无统属关系；有的虽然原是他的部属，但由于在战争中实力迅速增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项羽失败后，如果这些军队联合起来反对他，他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在登上帝位的同时，他不得不把几支主要军队的首领封为王，让他们各自统治一片相当大的地区；然后再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把他们陆续消灭。在此过程中， 不免遇到顽强的抵抗。公元前一九六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由于其英勇善战，军势甚盛，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他很快击败了英布，最后并由其部将把英布杀死。在得胜还军途中，刘邦顺路回了一次自己的故乡——沛县（今属江苏省），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晚辈都召来，共同欢饮十数日。一天酒酣，刘邦一面击筑，一面唱着这一首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而且还慷慨起舞，伤怀泣下（见《汉书·高帝纪》）。
　　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而作为这两种悲哀的纽带的，则是对于人的渺小的感伤对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唐代的李善曾解释说：“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见汲古阁本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这是对的。“群雄竞逐而天下乱”，显然是指秦末群雄纷起、争夺天下的情状。“群雄竞逐”的“雄”，《文选》的有些本子作“凶”。倘原文如此，则当指汉初英布等人的反乱。但一则这些反乱乃是陆续发动的，并非同时并起，不应说“群凶竞逐”；再则那都是局部地区的反乱，并未蔓延到全国，不应说“天下乱”。故当以作“雄”为是。下句的“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则是说自己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了帝位，因而能够衣锦荣归。所以，在这两句中，刘邦无异坦率承认：他之得以“威加海内”，首先有赖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但是，正如风云并非人力所能支配，这种局面也不是刘邦所造成的，他只不过运道好，碰上了这种局面而已。从这一点来说，他之得以登上帝位，实属偶然。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在这方面都具有跟他同样的幸运，而他之终于获得成功乃是靠了他的努力与才智；但对于刘邦这样出身于低微的人来说，若不是碰上如此的时代，他的努力与才智又有多少用处呢？所以，无论怎么说，他之得以当皇帝，首先是靠机运，其次才是自己的努力与才智。他以当进的人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来比喻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客观条件，至少是不自觉地显示了他的某种心理活动的吧！
　　姑且不论刘邦把他的这种机运看作是上天的安排抑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但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得看机运。作为皇帝，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但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猛士？如果有，他能否找到他们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了。所以，第三句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既是希冀，又是疑问。他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但真的做得到吗？他自己却无从回答。可以说，他对于是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也即自己的天下是否守得住，不但毫无把握，而且深感忧虑和不安。也正因此，这首歌的前二句虽显得踌躇满志，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和恐惧。假如说，作为失败者的项羽曾经悲慨于人定无法胜天，那么，在胜利者刘邦的这首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的悲音，这就难怪他在配合着歌唱而舞蹈时，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了。

      2327.《大风歌》后世影响
　　后人纪其盛，日歌风台，后汉蔡邕以大篆书歌勒石，至今二千年。

      2328.秦汉文学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文学史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2329.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秦刻石。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

      2330.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2331.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2332.两汉文学概述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2333.《史记》作者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生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一位博学者，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近十岁时随父迁居长安，以后拜董仲舒为师学习《春秋》，拜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地漫游，游历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此次漫游中，他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孔子、屈原、韩信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结束后，任郎中一职，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此后，他曾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而到过更多的地方，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大开眼界，他接触了各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为后来《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父司马谈去世，父亲历史的未竟之业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自此，他读遍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着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为之震怒，朝臣顺水推舟，斥骂李陵。司马迁以为这对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陈说李陵投降实出无奈。他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加之他写就的《景帝本纪》，直言景帝、武帝过失，武帝借此对他两罪并罚，处以“宫刑”。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想到过死，但著史之业未竟，只得隐忍苟活，继续写作。对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详细申述，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辉煌巨著。此后，他的事迹不详，约在武帝末年去世。

      2334.《史记》介绍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