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305.百家争鸣的历史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2306.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2307.百家争鸣是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308.百家争鸣的成果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春秋》、《孟子》、《荀子》
　　主张：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
　　主张：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商君书》、《管子》
　　主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主张：兵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都出自兵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当今社会也深受影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主张：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主张：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 《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
　　主张：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
　　主张：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 ，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10.农家，代表人物：许行
　　主张：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11.小说家，代表人物： 虞初。作品：《虞初周说》
　　主张：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2309.秦文化的内涵
　　秦文化的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称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秦族人、秦氏宗族及其相关组织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它是嬴秦族人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载体包括秦族人及其相关族系组织。据史料记载，秦姓的来源出自赢姓、姬姓和大秦人。赢姓秦氏是秦国王族的后裔，以国为姓，称秦赢，其郡望为天水；姬姓秦氏为周文王的后裔，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秦邑，以秦为姓，其郡望为太原；大秦人是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谓，据称古代迁来中国的大秦人，也以秦为姓。以上三宗秦氏，以赢姓秦氏为代表。
　　秦文化是赢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秦国故地，在西周时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升华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秦国统一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又上升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转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维护国家大一统和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多个朝代、近千年历史的锤炼。早在五帝时期，传说黄帝之曾孙颛顼帝（名高阳），其苗裔孙女修，吞“玄鸟殒卵”生大业，其子大费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乃“妻之姚姓玉女”，又“赐姓赢氏”；大费恩命“佐舜调驯鸟兽”。至“夏桀之时”，其玄孙费昌“去夏归商，为商御”，“遂世有功，故赢姓多显”，“遂为诸候”。至周穆王时，其后裔造父助周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同宗族裔秦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由此为赵氏”。至周孝王时（约公元前900年），秦非子（一世祖）“居犬丘”，“好马善养”，孝王为保西垂，封之于秦地，“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至周宣王时（前827~782年），秦庄公（四世祖，前821~778年）受命率兵七千，征服西戎，被授“西垂大夫”。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秦襄公（五世祖）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赐歧西之地，受封诸侯国，秦国日渐强盛。至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至秦穆公（十四世祖，前659~前621年）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进行变革，势力向东扩展，后又“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孝公（三十一世祖，前361~前338年）时，任用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推行“郡县制”，“并小邑为40县，迁都咸阳（前350年）”；至秦始皇时（前246~210年），夷东周，灭六国（前221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为了“天下大一统”，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政治上“不师古，不崇经，禁儒术，以法为治，以吏为师”，“依古以来典法行之”。从西周时期至秦朝建立约900年间，秦国所创制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2310.秦文化的特点
　　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秦的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虽然原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来，但其后的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到战国中晚期以后，虽然六国各国文字也表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异，但与秦国的文字相较，基本上仍是一个系统之内，而秦国的文字却独成一系。

      2311.秦文化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

      2312.秦兵马俑
　　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2313. 云梦秦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 云梦秦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2314.秦文化的历史意义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国地处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秦族人性格质朴、率直，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候”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候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候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候”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候”；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政治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