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连队

连里青年人多，打仗的事时有发生。排里、班里常开我的会，说是帮助我，其实就是整我。让我检查，他们批评。有时连里开大会也把我当批评对象，叫人受不了。特别是有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听见嚎唠一嗓子：“曹明，站起来！”接着又是高嗓门的尖叫：“曹明，到前边来！”其中还有落井下石的，揭发我这事、那事。
会后我从台上下来，走到他那，低声说：“你等着。”没想到他又汇报说我威胁他。我找到机会，将这小子堵在苞米地里痛揍了一顿。
1969年，为迎接新一批上海知青，老知青给他们腾宿舍，我们二十几名男知青住机务队的保养间。那是两层的大通铺，我还在上铺，并放上张木床。郝宾贵的铺位较好，却让别人给换了地方。小郝人有点窝囊，不敢声张，只对我说了这件事。
我一听就火了，过去就把那占小郝位置的铺盖全扔到地上了。那小子自知理亏，没敢声张。还有一次，某人欺负弱者，我过去和他理论，手中握着镰刀。对方确实害怕，退缩了。其实我是不会动刀行凶的，无意识的舞动几下，倒成了下马威。

连里一连串的斗殴失窃事件，是我干的我担了，也认了。让我不服的是一些与我本不相干的事也怀疑到我的头上。接连不断的批斗会上，我成了众矢之的。会前会上那刺耳的振臂呼声让我不寒而栗，高昂的口号变成道道雷电，灼伤我的身心。上纲上线，扯到我的家庭背景。
团里开公审大会，连里拿我当成坏分子，送团部。一路上押送我的知青和我保持着距离，她时刻戒备。我倒是想：“真多余，要是出事，还得我搭救。”人送到团部，拿不出戴坏分子黑帽的依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下乡多年，我一直干农工活。尽管不够格，我还是想上机务开拖拉机。到了1972年，有一次老潘师傅对我说：“我看你上机务队开车行。”连里几次研究都有人不同意，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正不知怎么办时，王翠琳对我说：“你不是想上机务吗，今天我和杜瑞霞去朱高家干活，再给你说说。”，好心的朱副连长爽快的答应了，没两天我就当上拖拉机手。

1974年秋，两台车在4号地夜班作业。在地头吃饭时，我一看那包子是用面袋子装着送来的，沾满着生面，还没馏透，没法吃。
我开车回连找领导，食堂只好给换成病号吃的热汤面。第二天我就被拿下机务排，去积肥班干活了。
一次生病，我以为自己是不会有人理睬的。却没想到王贵宝在出工前对我说：“曹明，我箱子上有罐白糖，你自己随便用吧。”
我没去动那罐糖。对于置身于冰窖中的我来说，能听到这种暖人心扉，充满人间真情的话语已经足够了，令我多年不忘。                                 

下面是王翠琳的口述整理：
                    第一天      
1969年5月16日，阳光明媚。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身背行囊，和邬丽娟等兴致勃勃的从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六团3连。
下乡那年我的实足年龄还不到17周岁，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尤其是对于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而且又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的小女生来说，所见所闻都是那么的好奇。北方农村的广阔天地、鸡鸭鹅狗、一草一木都成了我们有趣的话题。
晚饭时候，每个人拿着一个饭盒到食堂去打饭。走向大食堂门口，一块小黑板上赫然写着“今晚全连开大会，由XX同志检查”。我好奇地问：“XX同志是右派吗，是黑五类分子吗？”先前来连队的老知青告诉我说：“他是一名哈尔滨知青，因为回家探亲超假了，所以必须做检查。”这时我却不以为然的说：“这有什么，怎么弄得这么严重呢？
回家探望一下老爸老妈，这是天经地义的。与老爸老妈恋恋不舍，超两天假，本是无可非议的吗，何至于非得让他在全连做检查呢？教育教育，个别说一说他就罢了。”我的这一看法顿时引起了所有哈尔滨知青的共鸣。

过后，哈尔滨知青打趣的与这位做检查的男知青说：“喂，你要走桃花运了。今天新来个上海小阿妹，打听你来着，她还替你说好话了呢。”这位作检讨的哈尔滨男知青饶有兴趣的各处寻找我，一定要见到我。我的淳朴言语，化作甘露，温润着他那颗冰冷的心。我就这样在下乡的第一天便结识了他。
那天到食堂打饭时，老耗子神兮兮的告诉我说吃鸡蛋糕。结果她把饭递过来，我一看，原来是黄橙橙的玉米面发糕。因为在上海从来没见过，也没吃过这种粗粮饼子，只觉得粘嗓眼，吃不下去。我顿时把发糕退还给她，并且愤然的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去吃从上海带来的真正的鸡蛋糕吧。”
到了晚上，宿舍里一片漆黑。这时，同宿舍68年先来的知青给了我一个小煤油灯。这个煤油灯是用带铁皮盖的玻璃药瓶子做成的。望着这个微光闪闪的小油灯，我展开信笺，给爸妈写到目的地的平安信。我告诉爸妈这里的一切，并郑重其事的表态，到农村锻炼自己，过艰苦的生活。
对于一个生长在黄浦江边的阿拉小妹来说，往后40年的塞北生活便从今天开始了。

那个年代，知青之间谈恋爱是不允许的，不符合时代潮流，是受限制的。我和黑子间萌生爱意，受到别人的讥讽，被人称为“早熟品种”、“八五O一号”。团支部找我谈话：“你家出身红五类，他家属黑五类。你和他谈对象，会影响你的前途，入不了团组织。”
我倒是横下心来，宁可不入团，近墨者黑，和他相处到底。黑子安慰我说：“你不入团我入，替你争这口气。”他回到哈市后，在单位入了党，还提升为处长。
爱河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幽会。我俩有时去小南山，去麦草垛，有时去菜窖，受到坏小子的盯梢，在连里添枝加叶的宣扬。没办法，我俩又幽会到学校，却受到连里的批评：“学校是圣洁的地方，不允许你们玷污。”爱情真是又甜又苦，我俩总算挺得住，熬过来了。
1974年秋，我俩一起调往19连，再回到哈尔滨。他成了我的郎君。我们相濡以沫，一直在松花江畔幸福生活到现在。

下面是我连知青尹花美的文章：
         15、忆往昔   
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我于1968年11月3日来到2队。当时我们住的是个家属房，进门就是厨房，有口大锅。屋里有个大炕，屋子不算大。我们屋有陈秀珍、李玉芳、李桂琴、刘颖、曲桂芝、朱世珍、加上我，7个人住在一起很挤，可我们处的很和气。每天下班都抢着烧火炕，有一次把炕席都烧煳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又给我们调整了宿舍，重新分班后我分到七班。顾建存当班长，我是班副。当时我觉得她是高干子女，咱跟人家能处好吗？跟顾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这个人很好，为人正直、热心，爱帮助别人，没有架子。我做棉衣的活还是她教我的呢，现在每当做棉衣时就会想起她来。
后来班组人员变动，上海的冯琴芳调到七班，作我的搭档。小聋梆这个人是个非常诚恳、能干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的很好。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是在07年见面时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十多年的北大荒生活提高了我的思想，磨练了我的意志。1973年，我在猪号。
当时我最反感的就是清猪圈。每次清扫时我都戴着口罩，还不敢大喘气。后来我看到王秀凤等老职工在打扫猪圈时什麽都不戴，好像猪圈里没有不好的味道。

当时我就意识到，我捂得那么严实，大家能对我有好的评价吗？以后再清扫猪圈时我就不戴口罩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跟老职工接触的日子学到了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在猪号喂猪，有时晚间值班就我一个人。值班室很小，我把马灯放在窗口上，门口堆放了一些破铁桶。外面漆黑一片，我一夜都不敢睡觉，生怕野兽进来把猪崽吃了。
1974年到75年，我到食堂作炊事员。工作中苦啊、累啊我都不怕，唯独让我心惊胆战的是送夜班饭。第一次送饭是往保养间后面的地号送。我挑着两桶饭往朱高家的屋后走去。当时是半夜点10多。我顺大道往前走，听见有小孩的哭声，我心里想：谁家的孩子深更半夜的还在哭？饭送到地头，机务队的师傅们把拖拉机开过来吃饭。
说起话来，他们都说那不是小孩哭声，是狼嗥。听师傅们这么一讲可把我吓坏了。后来师傅们说看见狼不要害怕，把桶和盆翻过来敲，或者是点把火，野狼就吓跑了。以后在食堂工作的两年，每次送夜班饭我都把老职工多年积累的这些经验记在心里。

一次打夜班，我随意吃了几个凉包子，第二天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发高烧40度不退，吃不下饭，喝水都往外吐。连队领导把我送到西岗团部卫生院，经有经验的卢军医检查，我全身都起了粉红色的痱子，是出血热！
我这才想到昨晚吃的包子可能被那种带黑道的黄色野耗子爬过了。我听说这种病死亡率很高，就非常害怕。我在西岗住院期间赶上1975年的春节，同病房的3位病友都走了。我感到孤独，年三十晚上就去走访原连队的指导员王兴海、卫生员侯培祥两家。他们和全家人待我都非常热情，像亲人一样，摆上许多的水果、糖块，尽量不让我想家。
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治疗护理，我渡过危险的肾少尿期，终于康复了。
1976年，我到菜班工作。春天育苗时，我跟纪顺龙在一起。纪大爷是山东人，年近60，在他身上我看到贫下中农的本色。
老人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青年人的指教耐心细致。刚开始我对育苗不熟悉，纪大爷就耐心的告诉我：每天早上把育苗池上的草帘卷起来，放在一边，然后试一下苗池内的温度。

等太阳升高，天气暖和点，就把塑料布揭开。再到水房去压井水，挑回来后用喷壶浇小苗，每天得用十几挑水。这样熟练了一段时间，纪大爷工作忙时就让我一个人育苗。可他还是在中午回家吃饭的途中进来看一下工作的质量。老一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
2007年回访连队时，那天刚到新队部附近，就听到有一位当地女同志在喊：“谁叫尹花美？谁叫尹花美？”我一看这位老大姐很面熟，仔细辨认原来她是李雪兰大姐。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止不住流下了眼泪，紧紧的握住她的双手。
她亲切的对我说：“回到场部，到我家坐回吧。”我由于时间的关系没能去她家，可我的心里还是挺高兴。因为我们30年前在菜班只接触了一年的时间，30年后的今天她还记着我，使我能感到李大姐对我的热情胜似亲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