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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场的故事(一)到黑龙江去（下）
约九点钟，当时也没个手表，列车鸣响了汽笛，如同个命令一样哭声立即响起了，就如在送上前线的战士，也好像庞大的送丧仪式开始了，不过我倒没有十分伤心只是傻望着窗外发呆。突然我表弟孙志湧看到我大哭起来，弄得我鼻子也有一点点酸了，他是来送杭铁中六九届同学师平海的，正好与我们同一个车廂。表弟半年后也去了建德插队落户了。列车“呜”地一声就开动了，车上车下人们的哭声放大了一倍有余，许多人跟着火车哭叫着。
随着“咔嚓，咔嚓”车轮的加快，列车来到了清泰门道口，我心中一颤似乎像心灵的感应：隐约发现我母亲倚在铁栏杆上，火车开得这样快我妈不可能看见我。娘灰蒙蒙的头发在我眼前掠过，我表哥眼挺尖说：“是你妈！”我的视线顿时漠糊起来，泪珠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了下来，说来也怪的就只一瞬间心中对父母这么多年的怨气一扫而光了？母亲在默默送别他不懂事的儿子，她实在是不放心！妈的头发是花白了还是个灰尘，我也弄不清？只是不断地抽泣着一直没有停的迹象。记得那年母亲才四十四岁，唉！看来“儿行千里母担忧”说的真是不假啊？
在北去的列车上呆坐傻想着，自考上中学后的一幕幕，就像电影里重放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清泰门-庆春门两地相差不远，却缠着父母要去住校，无非在学校打个蓝球和乒乓球方便些，和同学玩的时间多些；一九六六年秋向我哥要了十块钱和卢玉金即小狗及一姓陈一姓韩的同学去上海、南京、北京和广州大串联，那时年纪小考虑的都是玩的事情，对于家里的困难有点视而不见，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
当年冬天又和韩安利、沈为群、张定国还有个姓潘的同学领了学校的雨衣、水壶等去井冈山步行串联，开始时还像模像样地举个红旗一溜排着个队，没过几天走累了就把旗杆扔了，旗子塞进了背包里，在接侍站每天凭学生证记帐吃着饭。依稀记得在浙江境内每天都能见到一些肉，一直到常山县出了境。到江西境内吃萝卜一直到井冈山天天如此，怪不得江西癞痢多，看来是营养不良的缘故。
慢慢地走到了萍乡市，那里有韩安利的家，他父亲是市里的检察长，正巧全家又跟随父亲调到湖南长沙去做省里的干部了，他父从沈阳一路南下一路升官。我们住进了矿务局招待所，韩还带了张十人的介绍信，这矿务局食堂供应真是不赖的，于是领馒头是十五份，住了几天把五个干粮袋都装满了。又出发了，扛着鼓囊囊的白颜色粮袋在穷乡僻壤中走着，到了个“三湾改编”时实在扛不动了，就把沉甸甸的白馒头连同干粮袋全扔了，农民捡去了乐得像过年似的--天上真的掉下了大馅饼！
上井冈山时在盘山公路走着，雪下得满山遍野皆白茫茫的，也没个接待站，眼前是满山的翠竹在寒风中摇曳着，风呼啸着“呜呜”地响。我们都两顿没吃了碍着个破面子还不敢要饭哩！还是韩安利脸皮稍微厚些他出面向农民讨个饭吃，都说揭不开锅了。我们那个时候都年少不懂事，俗话说了“晴天带伞，肚饱带饭”忘了个精光，差点酿成个大错。十五、六岁都精瘦的，走在个雪路上都有些晃晃悠悠的，到了傍晚前不见个村后不着个店，灰蒙蒙中望过去，从井冈山方向像一块白布上落下了几颗黑芝麻，朝我方滚动着，大伙瞪起个双眼就像注视着一群猎物，走近了见是一支串联队伍如获救兵了。这一队有一男五女见我们没个声响就围上去，都有些个花容失色了，看来还吓得个不轻，六个人一下子都“唰”地缩成了一大团。那男的还是有点儿英雄气概，他临危不惧像只公鸡似的，把一群母鸡紧紧地护在了身后，都以为要劫财劫色呢？还是韩安利如同个联络官出面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她们才慌兮兮地很不情愿地给我们每人一个黑乎乎的馍。我们是赶紧地塞进个嘴里，这“谢”字还来不及说，那六人早已逃之夭夭不见了个踪影了，大伙儿总算没饿死在雪地荒野里。天黑透了才找到一个毛竹片搭起的修路小屋，过夜时冷风像刀子割在脸皮上，大家“嘶嘶”地吐着团团白气冻得个够呛，双手使劲儿搓着皮都快掉了，还没丝毫热起来的感觉实在有点受不了。韩安利有个打火机也没处找柴禾，他只好从日记本上撕下几张像名片似的小纸，手哆嗦着引燃烧那些挑沙修路成捆的扁担来取暖，毛竹噼里啪啦地爆着有了些暖意了，大伙儿就围着个火堆睡熟了。我睡梦中觉得太烫了就被一下子惊醒过来，先闻着个焦的气息，只见个棉衣袖子冒着烟，赶紧地用手给它打灭了，太困了又昏睡了过去。等再次烫痛了已烧到了手臂上，穿着的全部衣服都有个洞大小而已，内衣洞如鸡蛋般大，棉衣洞比汤碗还要大些黑乎乎的真难看。这件半新的棉衣是我临出发时，我大干娘(姑妈)见我穿着单薄怕我路上冷，从她儿子也就是我表哥志良身上扒下来给我穿上的。
我们一九六七年春节前才回到了杭州，我还藏着一铝饭盒从江西萍乡买来的炮仗，幸亏没在火车上爆炸，不然的话就要吃上个官司了。这爆竹给两个弟弟和邻居小孩们放得个不亦乐乎，家里总算是有点儿过年的味道了。后来这两次大串联的伙食费，还包括同学的，全是在我父亲的微薄工资中给分月扣除了，这都是我老爹当初这"随便"的两个字，引来的众多后遗症之一！我爸是有点“历史”问题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爹爹(爷爷)开了个“平东兴”行，在清泰门外做这个地货(本地产的蔬菜)生意。天才蒙蒙亮菜农们就挑来了莱，伙计用杆很粗大的手提秤过磅后，就像唱戏似地叫着:“毫写帐！青菜两百斤，茄子一百五！”爹爹就用毛笔写下来，农民凭单到帐房里拿钞票。再由杭州城里的小贩们，挑着菜担穿街走巷去叫卖。那时做这个生意利是极薄的，先要给农民支点钱让他们去买点种子，但菜上来了才能分几次把钞票扣回来。小贩来批点菜去卖，还要先赊上个帐等卖掉菜再给你钱。
等到日本佬打到了杭州外围的时光，这个薄利多销的生意就做不成了，爹爹只好领着全家从城门头(现在的清泰水厂内) 这二楼四底的房子里逃难到了金华城里。老爷子挺能干的还盘了几间街面房子，开了家“江南春”菜馆，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我爹的生活(工作)是每天在一只大汤锅里下面(条)。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了，都在扩充着这个组织，经常要到菜馆里搞啥格(什么)宣传动员，小伙子们熟了后就常问我爹：“要求参加啥西(什么)！”我父口讷就说：“随便！”登记员就按最简单的填写，于是就参加了这个三青团，到底啥格事体么？我也弄不清爽，我那时光还没有出生哩！肯定是不晓得的？后来爹爹生了痨病就死在了金华，葬在郊区罗店乡的山里，家道便中落了。
就是这么个“随便”两字，父亲后来在单位里，任何事只能逆来顺受了，从不敢说个“不”字的。今天让你起个大早，跑顶(最)远的生产队，看这个青菜的长势，统计个面积啥的。明天让你到凯旋路上，让农民把钢丝车拉来的菜过磅后，堆在路的两旁。有时菜太多了，直接让村民把菜运到钱塘江边，让我爹过磅后写好个磅码单，叫农民们往江里头倒。反正苦的和吃力的生活(工作)，都是我老爸的份，说起来都是些脚踢踢毛估估的生活，是要凭着个良心做的！常言道：“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不过老爸从此后这做人倒是极简单化了，上头怎么说就怎么做，群众叫咋做就咋干。看来么也是一桩好事。为啥这么说？老父亲一生与世无争，今年已九十四周岁且身体硬朗着，每天用毛笔写好几张宣纸，这粗生活做惯的人，现在倒当起个文人墨客来了？还妄想着今后这些字能有个好的价钱，给子孙后代们谋个福利啥的和有个把交代！老人家静悄悄地生活着，现在已领到了市里头的高龄津贴--这相当于享受国务院的专家待遇了！
我这次支边爹娘又是个借布票借钞票，给我做新衣裳、买新床单、翻棉被添置各种生活用品都是要花大钱的。屋(家)里头经济条件已经算差的了，还要承担如此大的负担，可父母亲从来都是默默忍受着从无个怨言流露出来，对儿子下乡需要的东西尽量给予满足了，虽然大多数时光都是个力不从心的，屋里稍好些的东西都拨(给)我带上了。要到这个时候我才越想越觉得爹娘对我的好，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他们，越想越觉得自己太傻太不懂事了。
表哥送我到上海郊区下了车，在站台上握手叮咛挥泪告别。这一别要相隔六、七千里，儿时的玩伴和亲友何时才能再相见？此时心中才有了一丝的懊悔，但为时已晚了。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表哥是杭八中初三的，几个月后就去了金华十里坪插队落户了。
列车“咔嚓咔嚓”地继续北上，恰逢个中共九大“胜利”地召开了，每天都听着播音员十分激动的声音，好像她自个儿正在新婚之禧了？还是捡了个大元宝？年青人的情绪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亢奋的人们在列车上还群情激昂地选出了代表，从车尾到车头,朝着北京方向进行了庆祝“大”游行。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六九年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这老毛子还想扔个把原子弹呢！可这“人民的政府”还在组织大量的知青专列轰轰烈烈地北上黑龙江，而这时候的首都北京却在向广东和四川大量地转移着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人，这似乎是又一次“长征”的先兆？唉！这同样的中国人，这个“命”是那么的不同！当时我们的列车可能同他们是擦边而过？
火车在茫茫黑夜中疾进着，前方等待我的是险还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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