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农场故事

∣21∣毛主席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话一句顶一万句。刚到农场一个月，杭州知青里边就死了一个，那人是场部基建队的，死在打井工地上。而且，那种死法百不遇一。
农场打井都是人工作业，掘下两米深就在井口安装一副轱辘，以便把挖掘的碎土盛在筐里摇上来，施工人员上上下下也是这样传送。那天收工时，死者最后一个上来，一只脚踏上了井沿，身体重心已经离开土筐了……上边摇轱辘把是两个人，一个迟疑了一下，另一个就松了手，甩脱的轱辘把猛然一个反旋，正巧击中死者后脑勺。人当场就没气了。
这是他最初听到的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死者见轱辘把砸过来，先是扑倒井沿上一个人，然后自己被打着了。当时许多知青要求场部追认死者为烈士，就是根据这个舍身救人的版本。消息传到四分场已是第二天中午，他和同伴们急忙往场部赶，其他分场的知青也在陆续赶来，场部唯一的那条街上挤满了人。相识和不相识的都在谈论那桩悲惨的事故。有人说基建队的哥们正在跟场部领导谈判……一听说“谈判”，大家热血沸腾，这个词具有太多的想象空间。老枪找到基建队的人，跟他们说，除了死者善后问题，一定要提出保障知青利益（那时还没有权益这个词）的有关条款，一定要场部一把手签字画押……
围在机关小楼前的人群直到夜里才散去。后来听说基建队谈判代表跟魏主任（就是后来的党委书记）吵翻了，“烈士”的事情自然没有下文。几年后，在宣传科写材料时，听老宋说，申请“烈士”的材料当时是往上边报了——但农管局一个月就收到十几份这样的材料。你让上边怎么批，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
死者叫什么名字？他一直不知道，当时就没听人说起。

∣22∣从来没有人对知青非正常死亡情况做过调查统计，那些数字和真相终将消融在“青春无悔”的神话之中。可是那些青春的冤魂不会不来惊扰你晚年的清梦。
二连的小段死在打谷场上，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你很难相信死人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是水稻脱粒的夜间作业，就那一处场院，日夜两班连轴转。轰鸣的机器声搅得你昏昏欲睡，可你得打起精神，不停地用钢叉往脱谷机里喂送。初冬的夜晚已是寒气砭骨，越冷越想睡觉。
场院里尘屑飞扬，大家用棉帽、口罩、袖套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只露着一双眼睛，因而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像是太空行走）。突然，有人朝机器这边挥手，听不见他嘴里嚷喊什么。那人走过来了，寒风掀起棉大衣下摆，一步一扇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别人都是短棉袄（腰里还扎着皮带或绳子），他却穿了长大衣。灯光照出帽子上眉毛上白乎乎的尘屑，你抬眼看着这人，心想这是谁。你没有提醒他危险已经临近，因为你根本没想到大衣下摆会绞进脱谷机传动皮带。霎时间，只见那股高速旋转的力量带着大衣带着整个身体把他抛向空中，然后摔到坚硬的水泥地坪上。因是头部坠地，当场气绝身亡。如果当时……其实你很清楚，过去的事情不可能再有“如果”，可是那种假设的逻辑不会放过你。
小段过来是要招呼机器停下，食堂送饭的牛车来了。这个六九届上海男孩会打毛衣，会做菜，你还记得他用龙头鲞做番茄汤，午餐肉煎茄子……

∣23∣死得最惨的是五分场一个杭州知青，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听说外号叫“压不死”（油压千斤顶的俗称）。那人身壮如牛，能扛两麻袋黄豆，走跳板上囤，稳稳当当。两麻袋黄豆是三百六十斤。后来在基建队做装卸工，平日多半跟着拖拉机搬运砖瓦石材什么的。那次和同伴们一起搬运水泥涵管，是用卡车从火车站运过来，就在卸车时出了问题。
那种直径有两三米的涵管简直是一件庞然大物，从车上往下卸，须用粗绳索把它挽住，一点一点往下放，同时跳板上得有几个力气大的在那儿撑着。上边绳子放一寸，他们往下挪一寸。不料放着放着，绳子突然磨断了。一听车上人叫喊，跳板上另外几人撒手就往旁边跳开。他可能是来不及躲闪，也可能是想替别人挡一下，硬是没有挪身。那几吨重的大家伙顺着斜坡刷地下来了，像擀饺子皮似的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死得最离奇的是七分场采石队的一个上海知青，是被炸药崩开的碎石击中头部。让人诧异的不是这个，而是死者当时正在警戒线之外，爆破的抛掷物按说不可能崩得那么远。
这人是跟着他姐姐下乡的，因为还不够当知青的年龄。他姐姐也在采石队，姐弟俩在一起，平时彼此都有照应。这事情更不可思议的是，点放那一炮的正巧是他姐姐。按下起爆器的时候，他正在解手，蹲在用草帘子围起的临时茅厕里。按说那地方绝对安全，可是一块拳头大的碎石偏偏砸向那儿。
官方文件中“非正常死亡”这说法未免是一种隐喻性修辞。所有这些死亡都有巧合、离奇之处，好像只能怪死者命乖运蹇。

∣24∣王丹丹死的时候，老枪成了知青领袖。事情来的很突然，一夜之间就像列宁乘坐的火车驶入芬兰车站，彼得堡群众已蠢蠢欲动，空气里都能闻着火药味儿，仿佛划根火柴就能点着。大家等着老枪拿主意，罢工，游行，还是谈判？老枪在屋里跟各分场代表磋商，从午后谈到天黑。听说场部已发生小规模骚乱，政治处主任和劳资科长两家院子被人砸了。
由于夏忙时节实行超负荷的十六小时工作制，上海女生王丹丹过劳而死，这事情成了引爆情绪的导火线。那天收工回来路上，死者突然晕厥，倒地抽搐不已。当时是晚上八点，一个半小时后送到场部卫生院，已是不治身亡。起先并无骚动的迹象，分场赵主任很明智地让大家休息了一天。事情出在两天之后，这时场部传来消息，王丹丹的死亡未被认定为生产事故，劳资科认为事发当时“不在作业现场”。官方的冷漠激怒了全场数千知青。
事情出在四分场，其他分场都在看着他们，这时候老枪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其实老枪并非平日出头露面的知青干部，只是基建队的统计员。他是另一种类型的老大，不像大卫那样走仕途，这人在知青中间真正是有些根基，因为读书多，有头脑，不当官也有领袖范儿。他原先在二连，身边死党太多，上边觉得不是个事儿，就把他调到基建队了。分场基建队是个排级建制的小单位，那二三十号人里边老职工又占了一半。老枪心里明白，这是册封弼马温的招数，可他一声不吭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基建队的宿舍挺合他心意。那是带院子的家属房，不像知青宿舍几十人塞在一个大统间里。
这儿平日很清静，可现在屋里屋外都是人。赵主任来找老枪，根本进不了院子，小褂子叫他在门外等着，自己进去通报，闪进人堆里就没影儿了。旁边好几家的柞木障子被知青拆了，屋前屋后点起了篝火，四周响起悲怆的《国际歌》……
后来老赵跟人说，我一听《国际歌》心里就发毛。

∣25∣老枪跟各分场代表一直磋商到天亮，最终非常理智地决定——谈判。于是一早派人骑马去场部送信，因为分场通往场部的电话线被小褂子带人剪了。彼得堡起义首先是占领电话局，这小子真以为是要革命了。老枪的信是写给大卫的，当时魏书记刚刚调离，新的书记尚未赴任，大卫以副书记身份临时主持工作。
中午，大卫的信使坐着吉普车来了。大卫当然同意谈判。奇怪的是，提出的谈判地点是在西沟通往筒子岭的山边窝棚。那是一处废弃的林业检查站，离四分场有三十多公里。送信的解释说，之所以不安排在场部，卫书记是怕你们有想法。老枪笑笑，他干嘛不来四分场？当然，大卫是绝对不敢来这儿。表面上看，选在山边窝棚是考虑到双方都不可能有大队人马过去，不至于闹出什么事儿。老枪跟自己身边人说，不在场部谈，是不想给我单刀赴会的戏份儿，这大卫真够精的。可是以老枪的老到，竟没有看透大卫另一层心机。
按双方约定，老枪和大卫各自只带了一名记录员。老枪的记录员是二连的套头，那是老枪的心腹。第二天上午，他俩骑马赶到那儿，大卫的吉普车已停在路边。大卫和宣传科宋干事从车上搬下两箱啤酒，抬进窝棚。
他们一坐下来就喝上了，大卫居然口不择言地大骂劳资科长。套头回来跟人说，他都听呆了，大卫那一副痞相，嘴里没有一句官话。说到那些科室头头，那是逮谁骂谁。喝酒，扯淡，然后说正事。王丹丹的抚恤待遇很快敲定，这事儿大卫很爽快。接下去就说到知青劳动保护事项，包括缩短作业时间，等等。这是老枪跟各分场代表商定的核心问题。结果这上边扯皮扯了老半天，大卫说，你不能要求太过分，真要是哥们当家什么都好说，可是兄弟我是临时守摊……啤酒喝多了，都到外边撒尿，大卫要跟老枪比试谁尿得远。你赢了再让你一个点。大卫好像有个底线，套头说能让的他都让了。最后谈定出工时间减至十二小时。老枪在协议上签字时一个劲儿摇头，一八八六年芝加哥大罢工就提出八小时工作制，这也差太远了。大卫拍拍他肩膀，别提你那个芝加哥，现在你就是哥，你得把你那些兄弟安抚好了！
“窝棚会谈”后，农场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许多人好像忽然发现，大卫好歹是个爷们。老枪这时才意识到，竟让那小子给涮了。有人开始怀疑，老枪是否受招安了，或是跟大卫做了什么交易。是啊，要不然怎么跑到山边窝棚去谈事儿，灌了二十几瓶啤酒……

∣26∣还有一件事，也容易引发知青闹事，就是食堂伙食。刚下去头一年，吃的还行，上一年农场是罕见的丰收年，大米白面管够儿，一周还能吃上一次熘肉段、木须肉什么的。可是转过年就坏了，一半成了粗粮。再往后连年歉收，吃返销粮，全是发霉变质的苞米碴子棒子面，经常整月见不着一点荤腥。
食堂每天是土豆炖白菜、豆角炖茄子，南方人尤其吃不惯这号东北炖菜。食堂起先都是东北人，除了当地的就是哈尔滨知青，南方人挖苦他们只会做猪食。从言语冲撞到动手开打，往往只是几分钟的事儿，蹦出个火星就燃起一把火。为息事宁人，分场调整了炊事班，派进去几个杭州人和上海人。可是南方人掌勺依然是炖菜，因为配给的食油不够炒菜的，只能搁在清水里一锅乱炖。炊事班头儿叫做马掌柜的，见人就嚷嚷——别说俺们东北菜就咋的，熘肉段，炒肉拉皮，那是国宴上招待西哈努克的菜码，咱也不是不会做，可也得有那材料！
说来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可他一直有个疑问：农场种那么多大豆，自己吃的食油还能解决不了？农场再怎么歉收，还能没有自己吃的粮食？他托场部机关的朋友查过生产数据，主要作物总产起落历年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七。魏书记来四分场检查工作时，他当面提过这些问题。魏书记很有涵养地听着，听他说完，没有直接回答，忽而转向在场的赵主任，说今天中午就在你们这儿吃了。老赵屁颠颠的去通知食堂，魏书记在后边叮嘱说，就在食堂跟大伙儿一块儿吃，可别给我搞特殊！
这天中午突然有了熘肉段，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肉片木耳炒豆角。马掌柜亲自掌勺，赵主任特意让小卖部送来几箱啤酒。魏书记不喝酒，执意跟大家一起到窗口排队买饭。食堂里洋溢着久违的节日气氛。吃饭时，魏书记招呼他坐到身边。有些问题你不能理解，我也不理解。说话时一边将碗里肉片往他这儿扒拉。你会动脑子这很好，可读书人就怕认死理。

∣27∣以前在二连时，他写过入党申请书。其实他连团员都不是。小褂子嘲笑他想一步到位。说实在他觉得入团没意思，他不大看得起那些人，一帮牛逼哄哄的二鬼子。在学校读书时班里就有团支部，在他看来那是故意将同学分成先进落后的两拨。如果你认为他这是故作姿态，恐怕也没错。当然，他向往入党。入党毕竟是一种修炼，要修炼到一定火候才行。每次到宣传科，老宋也总是劝他要争取解决组织问题。老宋说，经常调你来给党委写材料，不是党员总归受限制。所以，转到唐司令手下，他又打了一份申请报告。
那几年他看过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毛选四卷不用说了。老枪手里有一本“内部发行”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他也借来看过。他相信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人类社会，必须依靠这样一个党。可是林彪事件以后，许多事情开始露馅。为什么问题都出在党内？为什么老毛说我党懂马列的不多？是啊，像邢大牙、唐司令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党员，怎么懂得马列？他们农活技术是不错，可这跟马列主义是两码事，像马克思、列宁他们，难道还需要通过割麦子铲地来证明自己？
他还经常回四分场，跟老枪、套头、曹懿他们交流读书心得，顺便也聊政治。老枪没打算要入党，却也在考虑精神皈依问题。小褂子说不如干脆自己建党，就叫中国知青党（马列）。毛主席说世界是我们的，那早晚就是我们的。老枪说这可不是开玩笑，叮嘱他别到外边乱说。
小褂子说，老枪就是过于谨慎，首鼠两端什么事也办不成。他知道，这小子就是对地下工作感兴趣，就恨自己没生在解放前。唐司令倒是挺看重他，吩咐支部把他列为非党积极分子加以考察。有人跟老唐说，这不合适吧，他都不是团员。唐司令说，这不碍事，我入党前也没入过团。哎，我什么时候入的党？这都想不起来了，反正上面说我是党员我就是了。

∣28∣魏书记在农场前后五六年，一直住在场部招待所，家属都在佳木斯。农场没有固定休息日，他大概一两个月回一趟佳木斯。有时偶尔放假一天，就在场部四处转悠。他去看过学校那些知青教师，因为有人举报那是个“裴多菲俱乐部”，他有些好奇。其实就像小傅说的，那些人不至于搞什么名堂。他去学校那天，教师们凑份子买了一只鹅，在宿舍门前开膛褪毛，地上都是鹅毛鹅血鹅粪，老远闻着臭烘烘的味儿。
大维是教九年级（当时黑龙江中小学实行九年一贯制）的数学老师，显然是他们的头儿，看见魏书记走过来，猛地喊一嗓子，欢迎魏书记莅临我校视察工作！正忙乎着的一堆人忽的站了起来，噼里啪啦鼓掌。这阵势有些滑稽，魏书记忍俊一笑，上去跟大家打招呼。于是，一只只脏兮兮的手伸过来跟他握手。教体育的蛐蛐趁机套瓷，几句话说到书记腕上老式欧米茄手表，说他老爸也有这样一只表，一模一样。教化学的查理忙着给书记递烟，说是上海生产的阿尔巴尼亚香烟，他姑妈外甥女的男朋友从厂里搞来的。蛐蛐说他有个亲戚在中波远洋轮船公司，带回来波兰香烟，还有伏特加……大维见蛐蛐闲扯个没完，便冲他嚷嚷，鹅肠子都剪了么，赶紧儿擦盐！
大伙非要书记留下来一块儿吃晚饭，硬是把他推到炕桌前。那天的烧鹅大餐实在令人难忘，大维先掰了一块鹅翅塞到书记碗里，然后让大家举起酒盅。说一句“打倒法西斯”，大伙儿一起说“自由属于人民”。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接头暗号，作为耍舌逗哏的经典台词很有仪式感。放下酒盅，十几双筷子齐刷刷伸向盛在脸盆里的红烧鹅。魏书记没有动筷子，看着那只欧米茄表。十七秒，只是十七秒功夫，脸盆里只剩下一副骨架。
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说话，嘴里都嗞咂个不停。还有一道炒菜，是鹅肝鹅心鹅肠配着土豆白菜什么的，端上来也是风卷残云一扫而空。菜吃完了又重新斟上酒，加工厂自酿的苞米烧，带一股大碴子味儿。这会儿大家才七嘴八舌地聊上了。
魏书记很想知道他们都喜欢聊些什么，可是这些人嘴里没有一句正经的。他试探性地透露一个很重要的内部消息，邓小平可能要复出！这些人的表情不是惊讶，或者说有些故作惊讶。蛐蛐说，不会吧，老邓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化学查理倒是一语惊人，二号人物最有变数，想想刘少奇，想想林彪……大维吩咐蛐蛐，拿骨架炖汤去，多搁些白菜！

∣31∣有个上海女生叫蓓蓓，各方面都很上进，是邢连长重点培养的非党积极分子。这女孩身材颀长，长得也不错，一看就是那种“很乖的”的样儿。男生宿舍里闲来议论女生相貌，将蓓蓓排在全连第二，分场第七。可小褂子却说大伙看走眼了，你们只看她皮肤白，笑起来很甜，可是蓓蓓眼珠子有些鼓凸，怎么看也是个金鱼眼。小褂子这么一说，大伙才觉得是有这问题。而且，不妙的是很快又发现，蓓蓓的眼睛鼓得越来越厉害了。
很快，他和全连的人都听说了，蓓蓓患了甲亢（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原来，眼球鼓凸是甲亢症状之一。那时全场正好要举行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给了二连两个名额，蓓蓓被指定为代表之一。就在去场部开会途中，蓓蓓在马车上犯病了，胸闷，心悸，两眼翻白，样子忒吓人，于是直接送进了场部卫生院。诊断出来后，大伙儿听说这是可以“搞病退”的病种，转而都为蓓蓓感到高兴。小褂子感慨不已，怎么什么好事都让她给摊上了!可蓓蓓自己并不怎么开心，她说人很难受，有时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他和王彩霞去卫生院去探视，发现蓓蓓那两只眼球好像瘪下去了，但看着愈发像是嵌在脸上的两粒玻璃珠子——他想起小时候楼上小妹成天搂在怀里的布娃娃。他到门外去抽烟，彩霞在病房里跟蓓蓓聊着。忽然走廊上来了许多人，“哧呐哧呐”的上海话一径飘来，他听见那些人向护士打听甲亢病人住在哪个屋。他认识其中七分场一个通讯员，那人拽住他就问，甲亢哪能个情况，侬讲啊！甲亢这事儿搞得许多人都很亢奋，成了全场知青的焦点话题。
那时候患甲亢的人不多，尤其年轻人里边可谓罕见。有些人研究了好几年病退条例，却一直没遇见过甲亢病例。甲亢是怎么形成的？是否跟遗传、跟生活习性有关，是否跟农场的水质（多半是高氟水）有关……现在四分场出现了一例甲亢，不啻给“病退”新开了一扇门。那些天，来探视蓓蓓的病情的知青络绎不绝，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了。据说正在场部举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也搞出许多花絮，小组讨论中最时髦的话题是运用《矛盾论》、《实践论》观点分析甲亢问题。

∣32∣可是蓓蓓并没有很快办成“病退”。病得死去活来是一回事，可是要确定符合“病退”标准则另有一套章程。甲亢跟肝炎、肺结核、高血压那些常见病不一样，要做的检查项目可谓繁多，什么血清总甲状腺素，什么TT3、TT4、FT3、FT4……要达到多少纳摩尔 / 升，要看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指标、要看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在什么范围……那一个个项目都很专业，听着就让人晕菜。有些项目场部卫生院做不了，还得到佳木斯去做。
蓓蓓因为是真的有病，以为不必在医生那儿走后门。可是，由于跟医生缺乏默契，化验指标就很不稳定，时不时就落下来了。医生拿着化验单直摇晃脑袋，那上面的数值根本就达不到“病退”条例划定的杠杠。她跟卫生院几个医生都很熟了，人家说这很正常。抗体反应时时都在波动，是受客观条件影响，就像地里的庄稼逢涝逢旱都不好说……
他通过宣传科老宋找了卫生院药房的万大夫，打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万跟他们说了实话，说的很精辟——搞病退的，跟有病没病是两码事，你不能真把自己当成有病的，你得按照病退的程序来，该烧香的就得烧香，该上供的就得上供。从卫生院到劳资科、政治处，一颗颗图章就是一尊尊菩萨，你得一路打点过去。这些话他没好意思跟蓓蓓去说，他也不知道说了会怎么样。蓓蓓是那么革命上进而又清纯无比，怎么能跟这种龌龊的事情搅到一起？
结果是王彩霞去跟蓓蓓说了。蓓蓓这才大梦初醒，后来就乖乖地走了程序。蓓蓓家里条件算是不错，光是上海牌手表先后就送出五六只，还有涤卡料子和绒线什么的，香烟糖果就不用说了。那年头送礼很少有直接送钱的（那时东西比钞票贵重），送礼本身是一门学问，送多送少都有讲究。蓓蓓的病退搞了两年多才办成，虽然她是农场发现的第一例甲亢，可在她之前全场已有十几个以甲亢名义办成的病退。
蓓蓓离开农场后，彩霞跟他说，这辈子她算是废了。在医生手里，蓓蓓完全按那套糊弄人的程序走，人家说什么都只能照办，为了一个什么指标，居然一直让她服用避孕药，还有一种什么激素，弄得妇科紊乱，内分泌也整个儿乱套……调理有个鬼用，你们男生不懂的，那是女人一生一世的事情！

∣33∣人称“老虞婆子”的虞喜娟是四分场卫生员（又称“赤脚医生”），杭州人，老高三知青。这娘们确实显老，一脸褶子，真有几分老太太模样。长得老相自然显得老成持重，那年头这很占便宜，领导看着放心，群众也有一种信赖。所以，这老虞婆子在分场也算是一号人物，人家有事都找她拿主意，知青中发生纠纷，甚至老职工两口子干仗，也愿意找她调解，俨然三姑六婆，说话很管用。
有一年，知青中接连有两个哈尔滨女孩做人工流产，保卫科阎科长认为这是大事，一定要查，开会时把老虞婆子叫去，让她说说情况。虞喜娟却说，这事情不能查，因为两人死活不肯透露男方是谁。她提醒分场赵主任：她们这么死扛着肯定有原因，你们可得想好了！赵主任做事不像阎科长那么莽撞，就把这事情压下了。过了大半年，两个女孩都办病退回了哈尔滨，这才慢慢透露出内情——把两个女孩肚子搞大的是同一个人，场部劳资科孟科长的独生子孟大虎。当时那小子在机耕队开胶轮，是上边有意培养的后备干部。孟科长和他老婆冯姨都是场部手眼通天的人物，赵主任心想，多亏老虞婆子一句劝，幸好没沾上这事儿。阎科长问老虞婆子，你怎么知道是孟大虎？她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就知道这事情不那么简单！
分场卫生室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叫小环的女孩是坐地户子女，生着一对小虎牙，笑起来很喜兴的样儿。小环平时负责注射、包扎什么的，有时背着喷雾器在家属区搞消毒防疫。说来小环倒是正经学医出身，佳木斯卫校护士班毕业的。可是遇到任何伤患情况，小环都不敢上手处理，只能听虞大夫吩咐。现在虞喜娟都被称作虞大夫了。其实她只是看过几本医书，简明内科手册和外伤包扎常识之类的小册子，可此人就是不一般，脑子灵，胆子大，一般常见病都掐得很准。她做卫生员倒也事出偶然。刚来农场在一连干活，铲地时有人晕倒了，只见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大家都慌了神。她判断是中暑，冷静地采取救治措施，连续掐压几处穴位，那手法那架势看着就很专业。分场正好缺医务人员，没多久她就调到卫生室了。

∣34∣分场卫生室有点小权力，就是可以给人开病假条，有三天之内的权限（超过三天须场部卫生院出具证明）。所以，想偷懒泡病号的知青都成了老虞婆子这儿的常客。二连的刘大力，后勤喂猪的韩晓军，基建队姓夏的四眼瞎，还有周会计的小姨子柳芽儿，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来卫生室转悠。刘大力血压有点偏高，虞喜娟认为可能是家庭遗传的原因，应该不影响正常劳动与生活。不过她多半会给他开一两天病假。韩晓军经常说胃痛，她这儿没法诊断是真有问题还是咋呼事儿，让他去佳木斯医院做钡餐造影透视。拿回来的片子上确是有一处阴影，但病历上医生却写“未见粘膜皱襞异常”。这是你的片子吗？这一看就不对劲儿。韩晓军也不瞒她，说是在医院里顺手换了一张片子，说不定以后有用。原来韩晓军早就打算搞病退，趁这机会跟老虞婆子把话挑明了。也许就是那一瞬间，虞喜娟发了菩萨心肠，或者说心里倏然想明白了——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如果让韩晓军、刘大力这些人病退回城，岂但省去天天让他们纠缠，倒是一桩不小的功德。
从帮着韩晓军搞病退开始，虞喜娟的工作有了新内容，她要重新熟悉自己的医疗业务，重点是各种疾病的诊验手段；她要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去建构符合病退条件的各种症状与化验数值。譬如，量体温量血压如何让水银柱蹿升几格，验血验尿怎样使阴性体征呈现为阳性，做胸透做钡餐造影用什么法子在X光片子上搞出边缘不规则的阴影……等等。这虞喜娟果真是厉害，韩晓军、王大力、夏国俊他们都是靠着她的医学指点，闯过了病退诊验的一关又一关，最终离开了农场，这样被她送走的知青先后有十几人之多。这些事情柳芽儿都知道，私下里很有感慨地说，虞姐你可真是活菩萨！她知道虞姐帮人搞病退从来不收人钱财，跟场部卫生院那些大夫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虞喜娟大概是从中得到了一种快慰，甚至还有几分医学上的成就感。她跟柳芽儿说，人有病没病就看病历上怎么写，其实你想让他怎么写，动动脑筋都能做到。她替柳芽儿感到惋惜，因为是坐地户，没法往城里搞病退。后来小环嫁人嫁到八分场去了，她就把柳芽儿调来卫生室，替了小环的位置。
柳芽儿一直不明白，虞姐自己为什么不搞病退？这事情她一直没敢问。

∣35∣一九七三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最初的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经文化考试进行选拔。不料当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考试交了白卷，还给领导写了一封信，满腹委屈说自己一心扑在生产队工作上，根本没时间复习功课。他在信中詈斥“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其实就是喜欢读书的知青），认为“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谁也没想到，这白卷事件改变了招生规则，“四人帮”拿这封信大做文章，将文化考试视为一种“复辟”。所以后来就取消了考试，那年的考试成绩也不作为录取依据，完全以所谓“思想好”作为推荐上大学的唯一标准。
说张铁生这事儿有些离题，虞喜娟没能上大学，绝对不是因为张铁生的搅局。那年她也参加了文化考试，不用说考得不错，全场一百多考生中名列第二（当然，真正的强手大多未被推荐参加考试资格）。后来不看文化分了，其实对她也没有什么影响。她这人群众和领导两头看好，撇开文化成绩也占尽优势。可是，最后公布的名单中偏是没有虞喜娟的名字，原因是领导不让走——赵主任要提拔她，让她主管分场团委和妇女工作。虞喜娟千算万算偏偏漏算了这一处。这不是昭君出塞没有回路了？她一时情绪有些失控，当着柳芽儿摔盆砸碗骂骂咧咧。其实人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柳芽儿这才明白虞姐自己为什么不搞病退，人家要等待更好的机会。
她成了分场班子里排名末位的副主任，大卫在分场时就是这把交椅，许多干部都认为这个位置“最有前途”。可是，当了官的虞喜娟心里似乎别扭着，工作上并没有显出人们期待或想象中那种大刀阔斧大开大阖的气势。上边布置搞路线教育，本来是想抓一下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出几个典型事例（七分场就揭出地主婆子腐蚀知青，说来触目惊心），可是这老虞婆子却热衷办夜校讲课，讲遵义会议和毛主席四渡赤水，组织家属大妈大婶们唱歌跳舞……全是娘娘腔的文青思路，搞得有些不着调。你说她工作不投入，看着也不是那回事，一个月就搞了两场文艺晚会，她自己还上台唱那个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什么金丝鸟。

∣36∣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那年，他在场部学校。学校有一个推荐名额，报名的有五六个人（知青教师中大多家庭成分不好，敢报名的不多），结果领导把名额给了蛐蛐，就是那个体育教师。后来他听说这背后的猫腻很多，蛐蛐的父亲是个局级干部，那时已经出来工作了，还为这事儿专程往农场跑了一趟。蛐蛐是六八届初中生（俗称“老初一”），兵乓球打得不错，除此别无所长，不用说文化考试是其软肋。在张铁生白卷事件之前，大家都以为最后的关键还是看文化成绩。可蛐蛐就是有办法，这人绝对是个人精，事先探知考场就在场部学校，到时候由学校教师担任监考，就买通了监考人员（其实不只是买通考场里那两个教师，还要买通教育科，指定谁谁谁负责自己所在的考场），用作弊手段交出了完美的卷子。

蛐蛐也有未能料到的情况——事先谁也不知道，考试后是在农场批卷，参加批卷的就是场部学校八年级以上的教师。蛐蛐原以为卷子要送到分局或是佳木斯去批阅，所以如此大费周折，要是早知道这样，批卷时托几个同事做做手脚就相当容易了。大维就嘲笑蛐蛐，一泡尿撒了一大圈。

他是八年级语文教师，自然也在批卷教师之列。那年的考试科目只是语文、数学两门，各科批卷教师都是三个人。做手脚的确很容易。他原先在良种站的一个哥们就来求他帮忙，那人是老高三，按说水平不错，但语文不是强项，心里有点不踏实。虽然那时考卷也作糊名处理，按照笔迹从一百多份卷子里也不难找出来。另外一个教师已经批了七十五分，他拿过来就改成了九十分。参加批卷的每个教师都有人托着这样的事儿，彼此都好商量。

他帮忙的那哥们进了浙江农业大学。蛐蛐是体育教师，名正言顺进了北京体育学院。

∣37∣他在八分场时，彩霞每个月都来看他，带一些家里寄来的酱肉、鱼鲞什么的，在他的小屋里做一顿好吃的。这种“过家家”的把戏有好几年了，他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真的过下去。彩霞嘴碎，一聊起来就是谁跟谁有一腿。困在八分场这种鬼地方，听她说说那些扯淡的事儿，突然觉得也有点意思。她说老虞婆子跟曹懿好上了，你都想不到这两人怎么凑合到一块儿。曹懿就是让他代写情书的那位，姓舒的女孩当兵走了，还曾死去活来一阵。其实，曹懿跟虞喜娟倒是绝配，两人都是老高三，脑子里都很有想法，就不知道那老虞婆子会不会下厨。彩霞做饭是一绝，做什么都好吃。
八分场没有什么熟人，他呆着很无聊。他来这儿是因为场里在八分场办了个培训干部的五七干校，宣传科老宋设法把他弄来做理论教员。老宋一直没能把他弄进宣传科，这算是一种补偿。八分场离场部四十多公里，场部机关没人愿意来这地儿，教职人员都是从各分场抽调，校长竟是过去四分场二连的邢大牙。此前老邢已是分场副主任，出掌干校是给他升了半级（这是场部直属单位，校长相当分场正职）。还有一个姓周的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是三分场调来的知青干部。农场干部配备有个不成文规定，各级正职领导必须是过去的农场干部，知青中提拔的只能担任副职。老宋私下里曾跟他嘀咕，这就像过去清廷内阁都是满汉两套人马，满大臣占着茅坑不拉屎，套轭拉车的都是汉大臣……他对班子的事情不感兴趣，但说到让邢大牙执掌干校，确是让人笑掉大牙，那老邢几乎就是个半文盲。
农场干校跟外边的五七干校性质不一样，不是杨绛《干校六记》写的那种下放劳动，农场干部平日多在第一线带队干活，来干校培训倒真正是脱产学习。当时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讲话已经传达，报纸上天天评《水浒》、批宋江，这就是他给学员讲课的一项内容。评《水浒》事关“继续革命”的宏大叙事，当时他不会真正理解老毛的微言大义，但宋江热衷搞招安，要说投降主义也不冤枉。他带着学员分析一百零八将里边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讲解宋江如何打通李师师的枕上关节。除此还有几门马列课程，他和一个姓钱的知青教员轮着讲，他讲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老钱讲列宁《国家与革命》。学员都是各分场连以上干部，别看满嘴污言秽语的大老粗，看问题是一针见血——你说那路易妈拉个巴子搞政变，干嘛抬出历史亡灵，这跟林彪傍上孔老二是一个道理！
晚饭后，他送彩霞过河去。河堤上草木萋萋，月色溶溶，吱吱嘎嘎的木桥仿佛诉说着内心的感伤。“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每次都是怎么来了又这么走了。她搭乘明儿一早去场部的胶轮，晚上只能去八分场女生那儿借宿。

∣38∣在干校，他交往最多的是钱珉，理论教员只是他们两个。这老钱原来也是四分场的，杭州人，老高三。知青中有点头脑的几乎都是老高三的杭州人。老钱书看得多，一肚子马列主义，《联共（布）党史》几乎倒背如流。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老钱是单镚儿，既不在老枪、曹懿他们那个圈子里，跟场部学校大维那帮人也不来往。他听说人家不大喜欢钱珉，他们说钱珉身上有小市民气味，带点“笨头笨脑的小聪明”，这话说得很逗。没错，老钱确是喜欢卖弄自己那点小心计，譬如去食堂打饭叫他尽量晚去，过了饭点炊事员就把留给自己的菜端出来了。如果畜牧队有人搞病退走了，老钱就在那儿核计，那人腾出的铺位如何引发多米诺效应（有多少人都盯上了那间八个人的小屋）……
不过，他感到老钱不止是“笨头笨脑的小聪明”，还有另一种脑筋，那绝非小市民的眼界。相处久了，他知道这人不是冬烘秀才。对知青的生存状态，对混乱的世道，乃至对整个国家，老钱都充满了绝望。他们私下议论毛泽东，从“继续革命”理论说到斯大林的大清洗，说到江青跟维特克谈话引起的“红都女皇”事件……老钱仔细研究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革命的“排他性”的理解极为深刻，譬如苏联的例子就是如何从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的过程，难道中国不是么？林彪事件过去两年了，在人们心中还是迷雾重重，他们都注意到传达林彪罪状中提到“国富民穷”四个字，老钱认为这正是中国的深层矛盾。他们两人住一间宿舍，晚上在炕头上什么话都敢说。他们自己也将这些言论称作“反动话”，说着说着，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不过，他心里隐隐觉出，老钱要比他更“反动”。也许是家庭出身的缘故，对“革命”二字彼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他知道老钱父亲是资本家，照老钱自己说法是“可怜的资本家”——十几个亲戚合伙开了个皮货店，他老爹也算入了股。五十年代工商业改造，皮货店归了公家，按股本每月折给三角七分钱利息。在以往的阶级教育中，他还未曾听说这种作价几角几分钱的资本家。当然，他不会当面提及“阶级立场”问题，因为“阶级”这字眼就十分可怕，可是……他不能完全排除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立场”。
他和老钱白天在课堂上讲马列，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晚上炕头上全是“反动话”，这是何等荒诞、扭曲！那时他还无法预料，这种精神世界的“无间道”将持续终身。

∣39∣钱珉不抽烟不喝酒，几乎没有什么嗜好。除了看书，这人唯一的爱好是钓鱼。八分场这地方没有别的好处，说到钓鱼倒是方便。流经分场的这条河是汤旺河支流（其实是人工引水渠），有几处河湾是垂钓的好地儿。还有一个废弃的小型水库，里边有不少鲫瓜子。老钱去钓鱼，总把他拽上。他性子急，鱼不上钩他时不时挪地方，老钱说钓鱼就是打坐，你得磨磨自己的性子。他刚下乡那年在分场捕鱼队呆过一阵，那是在松花江上用巨型张网作业，跟这耐着性子的垂钓完全不一样。
干校有固定的休息日，而且往往一期结束下一期学员还没有到来，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钓鱼。有时他们出去小半天就能拎回半桶鱼，水库的鲫鱼特别肥大，就是土腥味重些。姓周的副校长是上海人，一见活蹦乱跳的鲫瓜子满脸兴高采烈，迭格是好物什，好物什！便亲自到食堂下厨，做葱烤鲫鱼。休息天学员都回家了，他们十几个教职人员摆一桌鱼宴，老邢让食堂拿出招待客人的瓶装白酒，一伙人吃着喝着，其乐融融。在干校那一年多，是他下乡九年中最快活的一段日子。
可是立秋后就钓不着鱼了，这时节鱼儿不进食，拿它们没辙。老钱空闲时无处消遣，又找了一处水泡子去钓蝲蛄。还是把他拽上。蝲蛄就是现在大排档常见的小龙虾，不过当地人不拿这玩意儿当吃货，说是蝲蛄体内带有某种寄生虫，吃了易患血丝虫病。老钱钓蝲蛄，依然是钓鱼那副架势，稳稳地坐在那儿，一手轻轻按着架在地上的钓竿，一副闭目养神的样儿。几乎不用看浮子，这人就有这等本事，从手上的感觉就知道水里是不是咬钩了。那泡子里蝲蛄多得很，拎去的水桶很快就满了。老钱把桶里的蝲蛄倒回水里，再接着钓。
看着老钱悠游自得的样儿，他想，这人就是不一般。

∣40∣刚到农场不几天，他们就下水田平地。那时刚开冻不几天，水里还漂着冰碴子，光脚下水只觉寒气砭骨。老职工都有胶靴，他们知青没有这装备，忍着那股钻心凉，挽起裤腿在水里蹚着。老枪去找赵主任，要求给知青发胶靴。赵主任说，这不可能，上边没有这规定，也没给这笔经费。老赵挠着头皮想了想，又说，要不我跟周会计商量一下，争取给大家发一双“水田袜子”。所谓“水田袜子”，算是一种廉价胶靴，是在针织衬里上塗一层薄薄的乳胶，也能防水，却没有多少防寒功能，毕竟太薄。可是周会计连“水田袜子”也不同意给，说是没有政策。于是老枪就想跟周会计死磕，带人到会计室去闹，他也跟着去了。结果阎科长喊来执勤队把他们轰了出去。当时执勤队都是哈尔滨知青，人称“正黄旗骁骑营”。
周会计是啥人，侬搭伊搞啥名堂？这时有个上海知青劝老枪熄火。此人外号“克格勃”，是个业余情报专家。他们上海人比杭州人先来半个月，这家伙已将四分场干部人事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他说，周会计是阎科长的姐夫，而阎科长的小舅子是机耕队长俞大拿，那俞大拿又是场部人事科长的亲外甥。还有，周会计跟二连连长邢大牙是要做儿女亲家的，两家早就认了娃娃亲，而邢大牙跟后勤刘哆嗦又是连襟……这中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干脆就是蛇鼠一窝。别说是你，就是赵主任也搞不动他们。赵主任是外来户，那人倒是个老资格，铁道兵下来的师参谋长，以前在八五三农场做副场长，犯了什么“右倾”错误，调到这儿降职使用……克格勃是六九届初中生，那年才十五周岁（比老枪小六七岁），说话有点“老嘎嘎”，着实让老枪吓出一身冷汗。老枪不是怕周会计他们，倒是觉得这小赤佬太有名堂了，给自己上了这一课，真是太重要了。
后来老枪总带着克格勃，凡是跟农场干部有什么交集，事先总让他去打探情报。除了包打听，克格勃并无别的本事。说到底还是个孩子，有一回不知怎么丢了五块钱，想起来就哭，一连伤心好几天。他发现，克格勃花钱很省，饭菜上都尅着自己。他们知青每月工资三十二块大洋（还要扣去五毛钱住宿费），男生差不多刚够吃饭和买点肥皂牙膏，但克格勃每月都能省出两三块。他说他要攒钱买双胶靴，明年一定不能再遭这份罪了。

∣41∣保卫科执勤队，也即阎科长麾下的“正黄旗骁骑营”，一共十六个人，全是人高马大的哈尔滨知青。他们配有枪支，统一着装，戴着执勤袖标，列队在分场各处巡逻，简直威风凛凛。他们那套服装有点怪，不是军装（军装有些过时），而是一种黑色紧身夹克，套头的V字领两侧缀有金属孔眼，用白色鞋带穿成菱形网格。看着很醒目，这种服装他们南方人没见过。分场每当召开群众大会，他们在台前一字儿排开，那样子有些吓人。
执勤队队长叫焦挺（跟《水浒》里绰号“没面目”的同名），很会打架。小褂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加塞儿，被焦挺掐着脖子拽出来，上去一顿暴扁。维持秩序是执勤队的天职。在井台上，在开水房，在供销社（小卖部），经常有人被揍得鼻青眼肿，挨挨挤挤、推推搡搡这功夫麻烦就来了。那时候商品紧缺，供销社进了白糖，门外马上排起长队。这时，执勤队就来维持秩序，焦挺拿着电喇叭喊，“都排好了，排好了！谁也别给老子找不自在！”
执勤队还负责检查宿舍内务，经常是晚上闯进屋里，拿着手电筒（东北话称“电棒”）晃来晃去——“都呆着别动！”他们检查是否有外来人员，是否有人在偷听敌台，是否有人聚众赌博……看见有人床头贴了一张外国女人像，执勤队上去一把撕了，这资本主义骚娘儿别在这儿臭显摆！曹懿上去评理说，那是阿尔巴尼亚功勋演员……那时阿尔巴尼亚也是“革命”代名词，那女人图片是《阿尔巴尼亚画报》彩页。执勤队的人不听解释，你们南方人尽拿老阿蒙事儿，这娘们一看就是个妖精！
除了巡逻、纠察、维持秩序，执勤队还经常组织训练。理论上是半脱产的武装基干民兵，其实除了农忙他们不用下地干活。阎科长有句口头禅，没有威慑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分场办公室门前是一个小广场，他们每天一早在那儿操练队形，扛着清一色苏式7.62步骑枪，喊着震天响的口号：“时刻警惕，随时出击！”

∣42∣拿阿尔巴尼亚蒙事儿，他们不是一回两回了。
路上有人弹琵琶，曲调很熟悉，他听出是新疆民歌《送我一枝玫瑰花》。心里像是让什么东西拨了一下，然后慢慢就想起歌词了。你送我一枝玫瑰花，我要衷心的谢谢你。哪怕你把自己看作傻子，我还是深深爱上你……
那是到农场的第一天。一座旧仓库改建的大统间塞进了上百个知青……四周乱哄哄的，空气里弥漫着农药和机油味儿。大家开始收拾铺位。这叫什么破地儿，疯狂的时代列车就这样无情地把他们甩出去了。葛凳从敨开的铺盖卷里抽出小提琴，一脚把行李踹到地上。彼时彼刻，除了那把琴，天地之间似乎什么都不存在。那边，小褂子也拨弄起吉他。突然，他听见了那首玫瑰花的乐曲。陆续有好几把小提琴加入，还有一支单簧管，很快又响起手鼓的节拍。最后大家都扔开行李加入了合唱。歌声里带着无奈和愤慨，还有那么一丝兴奋，手里没乐器的用勺子敲着搪瓷饭盆。上百人声震屋瓦的歌喉形成了二部轮唱，混在一起像是风在吼马在叫——花儿一样一样可爱可爱的百灵鸟儿，你怎么怎么舍得将它将它抛弃抛弃！
正唱着吼着，分场赵主任带一帮人进来了。满地狼藉的情形让领导们大吃一惊。他们是来问寒问暖的，所到之处想来应该是一片掌声和口号。可是，在排山倒海的歌声中，他们面面相觑地傻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歌声骤然打住，主任脸上马上漾开平易近人的笑容，连声夸赞唱得好，又问唱的是什么歌曲。这当儿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陡然意识到麻烦来了，这首爱情歌曲（当时的说法是“黄色歌曲”）绝对犯忌，绝对属于“封资修”。没想到竟是小褂子上去堵枪眼，这小子挟着吉他一摇一晃地挤到前边，卖弄地说：没听过吧？阿尔巴尼亚民歌，啦啦啦啦唻哆唻咪……《山鹰之歌》吔！
阿尔巴尼亚绝对是苦大仇深根红苗壮的主儿，那东欧小国当时跟中国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小褂子真是有急智，就这样糊弄鬼子似的化解了一场意识形态灾难。真敢唬人啊，也不怕穿帮。领导们离开后，大家嘘的一声全都瘫倒在铺上。那天的事情是他走上社会的第一课，他开始明白生活是怎么教人撒谎的。他大声朗读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心里莫名其妙地诅天咒地，“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这轻飘飘的一句，也是谎言。
当然，那天的事情还给他留下许多教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有上百号知青在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穿小褂子的谎话？那可是个邀功求赏的机会。答案只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被阶级斗争的恐惧绑在一起了。
有一点他百思不解，那只是一首爱情歌曲，怎么让大家唱得震天动地、气贯长虹？音乐这东西真是很奇妙，歌里明明只是一个姑娘的单相思，却从上百个男生嘴里唱出了《国际歌》那样的气势。没有爱情的季节自然没有失恋，可是从那一刻起，理想已经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