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知青

亲爱的同志们：
    我主动放弃城市工作，自愿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今天就要和你们正式分别了，心情很激动。
    我觉得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要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为革命而胸怀大志，要到大风大浪里去经受锻炼。现在我的理想已实现，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有的同志确实是以关心的口气说我傻，但我既然决心这么坚决，因此我也永远不会后悔。我所后悔的是在工厂里工作做得不好，有很多缺点。
    弓既然举起，就要射出有力的一箭；船已经开出，就要迎接巨浪与漩涡；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出色地走到底。到那里后，我一定好好听首长们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处处起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继承和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革命传统，过好思想、生活、劳动这三关。要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再见吧，亲爱的同志们、老师傅们。
    再见吧，亲爱的上海无线电三厂。
    最后祝你们在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电气间工人：范志森

我实现了对上海无线电三厂工人们的承诺，在新疆、在兵团一干就是40年。  
明年我就60岁了。退休后我将回沪居住，落叶归根嘛。

                    我来新疆无怨无悔
                            作者 王爱江
“我们新疆好地方呀，天山南北好牧场………”“来吧，年轻的朋友，送你一束沙枣花……”这些充满激情的悦耳歌声，天天回荡在大街小巷和校园里。在歌声中，20世纪60年代的大上海兴起了“好儿女志在四方，到新疆干革命”的支援边疆热潮。当时只有16岁、还是一个中学学生的庄锦楠，对新疆的神秘充满了向往，也积极投入到报名去新疆的行列。
庄锦楠是家中长女，妈妈舍不得16岁的女儿远走他乡。爸爸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干部，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积极支持她去新疆锻炼，并做庄锦楠妈妈的思想工作。就这样，庄锦楠在“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嘹亮乐曲中，带着几分悲壮、几分激情、几分希望，挥泪告别了亲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庄锦楠与696名上海支青一道被分配到了农二师孔雀一场四队。从此，四队便改称为学生队。场领导和老职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由于条件太差，当时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用苇把子扎起来的大通铺；干的工作是挖排碱渠、推沙包、平整土地；吃的是包谷馍和水煮的白菜、萝卜。这里的生活条件与大上海相比，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但凭着一腔热情，凭着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凭着对新疆、对兵团的热爱，庄锦楠硬是闯过了三道难关：一是劳动关。
对于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生活在大上海，家庭条件又十分优越，猛然间每天起早摸黑，不是挖排渠，就是挑土筐，这些重体力劳动连壮小伙都吃不消。可她柔嫩的双肩硬是担起八九十斤重的土筐。肩膀压肿了，火辣辣地疼，咬紧牙关还坚持一担一担地挑；坎土曼将手掌磨出了血泡，包扎一下继续干。几个月后，她不但能担起百拾斤的重担，而且也能跟着老军垦的步伐健步如飞了。
二是生活关。在上海长大的庄锦楠，一年四季吃惯了大米。自从到了新疆，从早到晚吃的是包谷馍，喝的是白菜汤，实在是难以下咽。但劳动了一天，饥肠辘辘，也只有硬着头皮吃下去。
三是意志关。进疆的头一年，由于生活环境的艰苦及繁重的体力劳动，庄锦楠也曾经苦闷过、彷徨过、动摇过，但经过艰苦的锻炼和连队领导的教育，她扎根边疆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

在庄锦楠一生当中，也有最愧疚的事。
1968年秋，她母亲因病去世。庄锦楠的父亲怕女儿经不起这一打击，当时没敢把实情告诉她，只是写信告诉了单位指导员，请他做庄锦楠的思想工作。好心善良的指导员选了个适当时间，委婉地把她母亲病故的噩耗告诉了她。由于庄锦楠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起来，久久不能平静。
她深知，为了到新疆参加边疆建设，作为家中的大女儿，没有为家庭、为母亲尽一点孝、出一份力……怎能不叫她悲痛!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小庄同志，请不要太难过，自古忠孝难两全。若你想回去，组织上现在就批你的假。”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后，庄锦楠决定不回上海了。她想，为了建设新疆，母亲的在天之灵会原谅她的。后来她父亲病故时，由于通讯和交通不便，等庄锦楠赶回上海时，她父亲已入土好几天了。

庄锦楠只有泪流满面地长跪在父母亲的墓碑前，请他们原谅女儿。作为父母亲的爱女，在他们弥留之际，也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而感到终生遗憾。
从1964年进疆，庄锦楠一直在农二师二十八团工作。虽然她身材小巧，体力劳动不如其他人，但庄锦楠却一直被学生队选为班长。她常用一份真情、一份爱心，用人格魅力去团结、感动班里的每位同志，一起投入到开荒造田的热潮中去。转眼间，40年过去了，昔日的荒碱地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良田。
40年人生如歌，40年功劳卓著。这40年，庄锦楠与许许多多上海支青一样，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一生当中虽没有惊人之举，但为兵团、为二十八团的建设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她为建设第二故乡而无怨无悔!

                              50年前赴新疆
                                                                                  作者 徐立汉
    1960年，上海交通大学分配一批学生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即为其一，时年22岁。
    7月30日深夜，我们登上西行的列车。列车启动之际，同学们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许久，我才从伤感的漩涡中挣脱出来，只见对桌的廖天一同学用坚毅的目光望着我，轻声说道：“要坚强一些，今后该独立生活了。”的确，我已长大成人，应该面向未来，勇敢地去接受生活的考验。于是，我擦干眼泪，钻到凳子底下去睡了。
    一路上同学们相互关照，男生还主动挤着坐，让女生躺下休息。兵团派来的带队干部，白天也来招呼体弱的学生到卧铺车厢睡一会。当时的车速不快，铁路是单线运行，跑上两三个站就得停下来等会车。

坐了6天火车，终于进入新疆的东大门——哈密。我们下车一看，车站除了几间平房和不少帐篷外，连站台都未修起，更无班车可坐。于是，在带队干部率领下，同学们背起行李,手提箱包，在沙土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来到兵团转运站。
这里的土坯房宿舍里用土块砌成的大通铺，每房可住10余人。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一桶葫芦瓜片和几盆白面馒头，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吃饭不定量。同在校时吃不饱的生活相比，到兵团的第一感觉还真好。
两天后，一辆10轮大卡车停在转运站的院子里，运输系的同学一看就说是美国大道奇，在上海也属好车了。司机让我们把背包分4排纵列排放在车厢板上，大家上车坐稳后便继续西行。

傍晚，汽车驶入吐鄯托盆地，迎面扑来的热风把我们灼得脸生疼，气都喘不过来。在鄯善的兵团转运站刚睡下没多久，司机就叫醒大家快上车，说是必须尽早穿过火洲吐鲁番，因为那里8月里白天的地表温度可以烤熟生鸡蛋，走晚了汽车就过不了了。
    在吐鲁番的兵团转运站吃早饭时，头戴小花帽的维吾尔族老乡用毛驴车拉来了新摘的鲜葡萄，不管你的脸盆有多大，反正一元钱一盆。由于这里的光热资源特别丰富，葡萄含糖量极高，吃到后来连手指和嘴唇都被粘住了。

  就这样，我们在南京、郑州、酒泉、哈密多次转车，前后历时10天，才从上海来到乌鲁木齐。没想到，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专门抽时间与我们谈话，介绍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壮举和随后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介绍了兵团成立后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要自觉改造思想，安心边疆建设，争取光明的前途。
兵团领导的关怀与信任，对我们这批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又初人社会的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同学们纷纷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到兵团最需要的地方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美丽青春和全部力量。
    次日，我分配到石河子水利二团任技术员。从那以后的40多年，我一直工作在天山南北的施工第一线。1992年，经兵团推荐，我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将此荣誉看做是兵团对我的最高奖赏，并为自己能在兵团实现人生价值而深感骄傲，

                                       今日新疆兵团
                                                                                     作者 马元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在自己所辖的垦区内．依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兵团对外也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
  　兵团成立后，以屯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和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兴建水利，开垦荒地，在茫茫戈壁荒漠上建成了一个个田陌成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兵团从农副产品加工业起步，发展现代工业，逐步形成以轻工、纺织为主，钢铁、煤炭、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等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随之兵团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198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曾于1975年被撤销的兵团。兵团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其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广大军垦战士在两大沙漠边缘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建起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开垦了片片绿洲。

时至今日，兵团总人口257.31万人。土地总面积11185.98万亩。辖有14个师、175个团场、2200个连队和1400多个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交建商企业，控股13家上市公司，11家国家级、50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兵团现有国家级的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农业高新技术园区。有6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698所各级各类职业、技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有202个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33家报纸、期刊。拥有卫生机构1 555个。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体系和健全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等社会事业和公检法司机构。

兵团作为新疆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坚持劳武结合，与军队、武警、人民群众共同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在开发建设新疆、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打击和抵御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渗透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55年来，兵团广大干部职工挺进和屯驻在新疆两大沙漠的边缘地带，用“砍土曼”或人拉犁等近乎原始的劳动工具，在最不适宜人生存的亘古荒漠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治沙治碱，开辟新绿洲。用白手起家的创业方式，在戈壁荒滩上建新城、办工厂、发展社会事业。兵团坚持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支援地方建设，每年抽调大批技术人员到附近的县、乡、村举办种植、农机等各类培训班，推广先进技术。
从1964年起，每年筹集资金帮助地方搞规划和建设，为各民族群众送医送药给予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在新疆发生地震等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自然灾害时，兵团民兵都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抗灾抢险，为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兵团在屯垦戍边中，自觉接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遵守政府的各项法规和法令，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努力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积极发展融合型经济，密切了与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同时，兵团的发展始终得到了自治区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帮助与支持。在屯垦初期，各族群众当向导，提供生产工具，给予各种支持。自治区各级政府给兵团划拨了大片的国有荒地和草场、矿山及天然林等资源，奠定了兵团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的相当多的政策都明确适用于兵团，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兵团在重点项目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资源开发和交通、能源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自治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不断探索兵地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巩固和发展了兵团与地方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在长期发展中，兵团已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37个民族成份。
垦区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约25万人。兵团全面贯彻中央政府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使兵团成为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兵团成立5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百万军垦战士忠实地履行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在万古荒原上开辟片片绿洲，在不毛之地建起了座座城镇。
兵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小筐鸡蛋
                                                                              作者 无锡知青邵维梅
  “同学们，大家别随便说话。今天老师喉咙疼，上课时请保持安静”。刚说完；我用食指对着嘴唇上做了个手势。顷刻间，课堂上就变得鸦雀无声，简陋的教室里，一个个稚嫩的小脸蛋上一双双清澈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那表情似乎在问：“老师，您怎么啦？”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上课特别省心，课堂效果也特别好。
这件事发生在35年前，虽时隔多年，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仿佛就在昨天。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十二月份是我初为人师的第二个月。当时我心里在想，这些才二年级的学生娃娃不仅已懂得尊敬老师，也已懂得了爱老师。我深感欣慰。这件小事让我从心里第一次拉近了与学生们的距离，我真切地感到他们是那么的可爱。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上完那节课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按平时的习惯为学生们点着烤火取暖的炉子，还未及起身，小胖妹澎艳耘同学背着书包，手里提着一小筐鸡蛋，呼哧呼哧地吐着白气扑到我眼前，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老师……这鸡蛋是给……给您的，你喉咙疼，我妈说，吃了鸡蛋就会好的”。说完，她歪着红脸蛋，咧着小嘴，两眼直瞅着我，急切的等待我收下她的一片心意。
我被眼前这一幕感动了，这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是多么的懂事。他们关心老师，幼小的心灵透露出真情，善良而美丽。在这茫茫戈壁滩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

“澎艳耘，老师谢谢你!也谢谢你妈妈!不过，你得把鸡蛋带回去。”“为什么?老师收下吧!"澎艳耘急得快哭了。“老师，收下吧!”同学们也都帮她求情。  
这下可难住了我，当时我想，我若不收鸡蛋澎艳耘会很伤心的。但是，我若收下鸡蛋，。她现在会高兴，但等她将来长大了会看不起我这个老师的。最后，我还是坚持了我做人的原则，并说服澎艳耘同学把鸡蛋带回家。
    那年我21岁，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之中。学着做事，学着做人，学做一名好老师。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就像我心中一直记得的那些好老师一样。
    遥远戈壁滩上的那些孩子是我的第一批学生，那里也是我教学生涯的起点，它为我今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让我严格要求自己，要像我的老师一样为人师表，做个好老师。那一小筐鸡蛋，虽然我没有吃一个，却让我一生受益。人间处处有真情，戈壁生涯真情尤难忘。

                                   重返北塔山
                                                                                 作者  何其行
光阴似箭，北塔山一别已有四十年。四十年间，虽一心向往重返，无奈辗转东西，始终未能如愿。趁此次赴疆开会之机，特意安排两天前往北塔山，在有生之年再看看老地方、老朋友。另外，父子同行，也让儿子看一看父母亲曾经挥洒汗水留下青春脚步的地方。
此行由老朋友、已退休的原准葛尔工贸公司书记王建林陪同驱车前往。
出乌鲁木齐，沿吐乌大高速向东至米东折向北，沿G216国道到五彩湾向东，再沿Z917国防专用道，直通北塔山。上午9:00出发，12:00在五彩湾吃午饭，下午两点再启程。进入将军戈壁，一马平川。
新开通的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长蛇通向远方的地平线。空旷的路上很少有车，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一路上经过四十年前为躲避武斗步行来到过的红柳沟，曾经被牧场开采过的水晶矿，五三年剿匪时牺牲了一连战士的大石头。

下午4点钟轻轻松松来到北塔山山脚下。想起1965年第一次奔赴北塔山，坐的是六师给北塔山送粮的大卡车。第一天走的是“三合土”的路，颠颠簸簸到奇台已是漆黑的夜晚。第二天经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将军大戈壁，一路扬沙飞尘、寒风呼啸，到北塔山已是夕阳西下。
如今的道路已非昔日所比，路途好像也缩短了许多。过去绕行黄山、吉木萨、奇台、木垒要走450公里，今天从乌鲁木齐到此只有374公里，只相当天津到沈阳一半的路程。
进入北塔山牧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牧场标志性建筑——白塔。白塔像一位哨兵挺胸屹立在入山口西侧的山头上，位置未变，容颜已新，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我们开车直接找到巴拉海家。巴拉海早已等候在家门前，将我们迎进去后，立即招呼老伴在庭院里摆上茶桌，摆满了布尔萨克、酥油、奶疙瘩，端上来香喷喷的奶茶。
我已经有四十年没喝这种带有北塔山草场特色的奶茶了，即使是内蒙呼伦贝尔草原的奶茶，都不能与这里的奶茶相比，我一连喝了十几大碗不觉尽兴。茶色、奶香加上主人的热情，让我又回到四十年前住在哈萨克毡房里的温馨岁月。

见面聊天，禁不住聊起四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是牧场试验站的会计兼统计，巴拉海一家是试验站的牧工。牧工们的工资基本按照一家放牧一群羊400只来计算，一个月400元上下。另外根据个人私有羊只在草场收归兵团所有时交公的数量叠加几十元。
记得巴拉海一家放牧的是一群澳大利亚来的美利奴种羊，这是最优秀的牧工家庭才能承担的工作。记得巴拉海的父亲达吾提汗每月领到工资423元，这在当时全国平均工资只有二十元左右的情况下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奇台、木垒、巴里坤、富蕴一带属于地方的少数民族都十分羡慕，因而牧场里的哈萨克牧工们都非常满意在兵团里的待遇。
另外，他们的生活支出很少，领到工资仅仅购买茶砖、粮食、盐、火柴、糖和一点布料，物价又低，大部分结余下来，留给子女们婚丧嫁娶之用。但是，牧场里哈萨克牧工们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他们一年四季要随草场的变化不停地转场。
最好的季节是夏季，羊群迁移到中蒙边境线一带山高林茂的夏草场。那里，气候凉爽、水肥草壮，不仅羊上膘快，放羊的人也毋庸太过于辛苦的跑路。最要命的是冬天，羊群转移到草稀缺水的戈壁滩，羊把式跟着羊群一天要跑几十公里的路，羊群走到哪人就跟到哪。

不论刮风下雪、天寒地冻，随身只带一件羊皮大衣、一顶狐皮帽。白天，穿在身上御寒；晚上，羊群歇脚了，羊把式找一块稍微平整一点的碎石地，就地而卧，将羊皮大衣斜着盖到身上，算是一个温暖的“小窝”。当时牧场里流行一句话，叫“出门在外、大衣斜盖”，这是牧区里一个经验之谈。
冬天的北塔山，天气像一个经常变脸的魔鬼，刚刚风和日丽，突然一阵狂风，卷着飞沙走石呼啸而过，羊群被打的七零八散。如果看到从山口飘来一簇阴云，过来时就是一场大雪和寒流，气温骤降到零下40度。远离毡房的羊群，没有任何遮风避雪的地方，羊把式照样睡在羊群里，早上起来时身上经常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赶上大的暴风雪，人要为羊群开路，千辛万苦地将羊群带到山脚下的避风处。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做着最原始的游牧工作，我们汉族人是受不了的。因此，牧场的领导们都把哈萨克牧工视为自己的父母一样给予尊敬、关心和爱护，干群关系、民族关系都十分融洽。

当时，达吾提汗的老大、老二都是羊把式，一年四季跟着羊群转，老三巴拉海正值年轻，无论身体、形象、品行在试验站的汉哈小伙子中都堪称优秀，被站长招到站部做勤杂工。巴拉海身体健壮、力大如牛，一百公斤的麻包扛起来健步如飞，打骆驼垛子一个人连续打几个滴汗不出。
站部供职工们喝奶的奶牛、两头驯鹿和干部们的马匹都交给他饲养，像打土块、盖房子、割麦子他都跟着干，还积极参加汉族人的政治学习，在站部食堂汉族人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从来不挑剔。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积极主动，生活上和汉族人打成一片，每年都被评为站、场两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在当时是牧场里最高的政治荣誉。干这样多的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8.12元，是试验站职工里工资最低的，巴拉海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这些好的品质太值得我们汉族人学习了。后来，听说他被任命为北塔山牧场的场长，这在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而且，在这个位置上，第一任是全疆大名鼎鼎的剿匪英雄和牧场创始人、传奇人物马尚志，给这个位置增添了无尚荣耀的光环。

聊天当中，试验站老职工夏庭贵的儿子夏国富来了。我离开试验站的时候，他才五六岁，现在已是四十五六岁的人了，在场部担任综合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他还记得我经常带他们一群小孩玩，带他们到站部下面的水库游泳，还给他做过一把木头手枪。不经他提起来，我几乎都忘却了这些往事。由于他的加入，话题更多的转向了试验站。
试验站早在十几年前牧场改制时撤销了，连站部的房子都扒了，老职工们都已各奔东西，空留一条泉水长流、枝叶繁茂的柳树沟和一片山上难得可种庄稼的黄土地在那里，难怪这次来疆前从谷歌地图上已经搜索不到这块绿洲了。我觉得十分伤感。伤感的不仅仅因为我在这里工作过七年，也不仅仅因为这里的宿舍、食堂、办公室每一间房屋都浸透有我的汗水，更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俱乐部是我临走前一手设计、亲自制作预应力大梁又带着大家将一块一块土坯垒上去最后成为试验站的一个“大建筑”，而是昔日人欢马叫的光景已不复存在，一切都成为了过眼烟云和脑海中的记忆。伤感里还有一份惋惜。
这里是北塔山最好的一块绿洲，额腾捞巴融化的雪水顺着大乌拉斯台山涧直泻而下，上游的松柏和下游的柳林将两侧装点得满目翠绿，鹰飞鸟鸣给狭长的山谷带来勃勃生机。
这里距离国境线只有十来公里，是牧场距离国境线最近的连级单位之一。山上是一片鲜花盛开、水肥草壮的夏草场，半山腰是温暖湿润、绿地绒毯的春秋草场，出山来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冬草场，牧场最珍贵的种羊群就放在这里。站部建立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山坡下面是一片红柳林和湿地。

山上下来的泉水从草丛中潺潺流过，清澈见底。南飞的大雁和北去的天鹅在这里歇脚，野猪、狼崽和雪豹不时来这里觅食。不远处的小乌拉斯台遍布着上古时代的树木化石——硅化木，我曾在下羊群时多次躺在两人合抱不过来的硅化木上小憩一番。如今，这些情景是否依然存在？据巴拉海说，通往那里的道路因年久失修小车已开不到那里。这次想看一看试验站的遗址都不可能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里的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四点钟到的时候仅是这里中午两点。下午，我们在场部浏览了一番。昔日的住房、机关办公室、俱乐部、子校都已换成了新的建筑，太阳能发电站一排排电池板的边框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切旧貌都换了新颜。2010年6月，这里曾经遭到特大山洪的侵袭，580余名学生被洪水围困，幸得边防部队官兵前来抢险，避免了一场灾难。如今，已看不到洪水留下的痕迹，只有在人们的谈话里还能听到一些当时的险情。

晚上，巴拉海在家里以哈萨克族传统的手抓羊肉招待了我们。儿孙们齐聚一堂，气氛格外的温馨。遗憾的是，巴拉海的大哥扎卡里亚已经故去，小弟弟木拉提因在戈壁滩采石场检查工作赶不回来，未能见上面。巴拉海的父亲达吾提汗是牧区里有名的厚道人，无论谁，是哈族人还是汉族人，只要到他的毡房作客，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
我在试验站时，下到羊群总是住达吾提汗的毡房。那时木拉提只有十来岁，我一去就坐在我的膝上，依偎着我，让我教他说汉语。如果扎卡里亚、巴拉海在，不免要和我摔跤较量一番。当巴拉海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当年那种民族和睦、亲密无间的情景一幕幕浮上脑海，四十年来没感受过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又回到了心间。

第二天一早，巴拉海陪同我们前往乌拉斯台口岸和边防站。来的时候，专门从天津带了一束朋友从印度捎来的香，原想给达吾提汗扫墓，半途经过时需要走一个坑洼不平的土路，我们的小车实在无法通过，这个想法只好作罢。
乌拉斯台边防站在北塔山牧场场部的西北方，距离三十多公里，正好与我们试验站的方向相反。我虽然在北塔山工作了七年，这个方向还从来没有来过。一路上见到最多的是栏杆和丝网，十里八里就有那么一道，说是体制改革、分羊到户后牧民家家户户将属于自己的草场范围圈起来，对个人利益以及草场都是一个保护。其次见到最多的是含有金属矿藏的山峦。在阳光下发出绿莹莹光的是含铜的山包，闪着金黄色亮光的是含粗金的山包。
据说还有含银和稀有金属的矿藏，似乎都没有人工大规模开采的迹象。据巴拉海说，牧民们一边放羊一边捡拾金粒和金块，小到一克大到几十甚至上百克的都有，这好像成了牧民们的副业。

路经乌拉斯台口岸的时候，这里空无一人。据说口岸已经开放，只是与蒙古通商过货量很小，边境居民的边贸活动规模也很小，每月不定期地开放一两次。开放的时候，蒙古那边的边民过来购买这边的东西，以生活日用品为主，量很小。八九十年代东北绥芬河、黑河口岸我都去过，那里的边贸活动十分活跃，天天都有大批的俄罗斯客人进入到中国境内，除了各种各样的边贸商店，还有广场上的“骡马大市”，天天像是节日一样，人山人海。相比之下，这里的寂静令人叹息。
从口岸一侧过去，远处山头上的两座嘹望塔在高处挺立，代表着一种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山下就是乌拉斯台边境会晤站。车到距离会晤站200多米的地方，两名哨兵上来拦住了车，询问我们的情况后，知道是北塔山牧场的巴拉海场长带着客人来此参观，用步话机向里边领导通报后，给我们做了放行。

会晤室在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里。院子内外是枝叶繁茂的胡杨树，周周围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会晤室和办公室简洁端庄，处处透着一种肃穆的气氛。因团长、副团长外出不在，接待我们的是会晤站的蒙语翻译。他带我们进入到会晤室，向我们介绍了中蒙边境会晤的情况，讲到中蒙边境双方的关系十分友好。这使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六八年那时，我们同原苏联关系很僵，蒙古是苏联的小兄弟，跟我们的关系闹得很紧张，我们一位天津知青刚刚调到北塔山，因为好奇和幼稚，他们来到国境线，跨过界碑拉了一摊屎，上面留了一张写着“打倒苏修蒙修”的纸条。结果，在一次例行的会晤中，蒙方代表端出了这摊屎和纸条，向我们提出抗议。事后，这位支青受到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受到一次外交政策和常识的教育。
因为我们计划的时间有限，参观过后即返回牧场场部，与巴拉海告别后即结束了这程“重返故地探望老朋友”之旅，驱车返回乌鲁木齐。

相隔四十年，北塔山给我的印象是：
1、变化很大，但同内地或新疆其他地方比较，还谈不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2、汉族人口急剧下降，大部分能走的都走了，全场汉族人口从原先的几百人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人，场部的汉族管理干部只剩六七位了，其他留下来的也不安心，都在创造条件离开。可能不完全因为边境生活艰苦，是否与改制后对边境居民鼓励政策不到位有关？我不了解情况，没有资格加以评说。
3、场部子校现有近900个学生，教师几乎完全依靠山下和内地的支教人员。这些教师都是一两年短期的，像走马灯式地轮换，很难保证教育质量。因为大部分是哈萨克族学生，最缺的还是汉哈双语教师，教学质量很难与山下和内地对接。
4、北塔山有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和旅游资源有待开发，这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多做沟通。像喀纳斯，未开发前也像北塔山一样，冷冷清清。最近几年做了许多开发工作，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旅游热点，名声大噪。一些旅居海外多年的华人，回国旅游首选新疆喀纳斯。

尽管国外的自然生态很好，但到了喀纳斯后，他们仍然认为是天下难得的自然景观，赞美之声不绝于口。北塔山有美丽的夏草场，有天然的红松林、胡杨林，有质朴好客的哈萨克牧民和他们的文化，有五十年代剿匪的红色遗迹，是四十年代边境两边为抢夺北塔山战略要地而兵戎相见震惊了世界的“北塔山事件”的发生地，山山水水都有一段美丽的故事和传说。路途上还有雅丹地貌的“魔鬼城”、硅化木公园、出过清朝木乃伊的露天优质煤矿、纪念大唐时期以身殉国的将军杨袭古的将军庙。
更加得天独厚的是，北塔山是乌鲁木齐通向蒙古国最短、最便捷的一条路径，如果与蒙方就开辟和搭建国际旅游通道达成共识，这对活跃双方的经济都是一个收获。北塔山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反而给它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蒙古国也是一个封闭多年的内陆国家，在世界上也属于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如果将这两个神秘结合起来进行开发，加上北塔山在交通和旅游成本上的优势，在吸引旅游客源上将胜喀纳斯一筹。
这是一个综合开发的大项目，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低迷情况下给国内外游离资金寻找出口的大项目，是一个涉及地方行政、边境地区管理、自治区旅游行业、金融业、宣传部门以及民俗、文化、历史、地理和国家外交政策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像这种要开发就要大手笔的项目，必须有兵团和自治区政府的重视和参与，找几个有钱的企业家做投资是开发不出来的。要争取到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必须有一个好的可行性报告和一套系统完整的项目书，要有权威性的推介人。如果组织拍摄一部以北塔山为历史背景的影视片，就像《少林寺》、《霍元甲》等影片将本不出名的河南嵩山、天津小南河镇一夜之间变为旅游圣地一样，无疑会对项目的实施起到巨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不积极创造这些条件，零打碎敲、小打小闹，再有十年、二十年也成就不了这样的项目。一旦项目得到实施，北塔山经济活跃起来，人才流失、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对自治区发展绿色产业大战略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通过短短两天不经意的观察，尽管北塔山还有落后的地方，我对北塔山的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期待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北塔山大开发那一天的到来。
1965年9月来到北塔山，1972年2月离开，一别四十年。今日携子重返，感慨万千，遂吟七律以记之：
津门游子到北塔，蹉跎七年未安家；
只缘风云常变幻，无奈江河多石峡。
遍寻昔日马蹄声，蹄声咽咽催泪下；
掩面登高西望去，白云朵朵披彩霞。

                                   恩师难忘
                                                                                     作者 何军
1966年，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23团。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接受着上海等大城市知识青年们的熏陶和感染。
在幼儿园里，上海知青何阿姨特别喜欢教我唱歌，启发了我的歌唱天赋。小学时，上海知青赵老师、盛老师教授语文。每学期盛老师教案本的扉页上总写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对语文教学特别认真负责，如果有问题就算深夜他也为我们恳切解答。老师字也写得飘逸潇洒，所以我也爱模仿盛老师的笔体。还有教政治的朱老师，教体育的徐老师，教音乐的陈老师，都是上海知青，都是兢兢业业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小学的文体活动很多，每学期有像运动会、大型团体操表演、“六一”文艺演出、庆“十一”晚会等等，我总是活动积极分子。徐老师发现我做操很认真，动作规范，直接推提我上台领操。陈老师见我嗓子好，安排我到校广播室做播音员。藉此锻炼了我的自信胆量，一个土里土气的、羞涩的小女孩，从此会上台了。

盛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对进步慢的同学特别有耐心，课余时间常开小灶。教室紧邻一座垃圾山，为了大家的健康，盛老师率先垂范，下午我们一起提前到校，自备工具，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师生齐力，兵团孩子不怕吃苦，一天天如火如荼，终于搬走了垃圾山，也给我们多辟出一块课间活动的地方。
初一前的暑假里，盛老师家访，给我带来了《中国少年报》，我如获至宝，欣喜不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课外读物。因为工资低、负担重，家长从来舍不得花钱买课外读物，只要求我们干好家务活。盛老师还教我课外算术，类似现在的“奥数”，开启我的数学智力。看到我要承担很多家务，盛老师也劝我的家长少让我干些。

中学，盛老师教语文，王老师教英语。这两门我都喜欢，也当上了语文、英语科代表。考试排名，我的语文、英语总是排前几名、数理化却排后几名。所以高中文理分科时，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文科。初二时，盛老师安排我出班级黑板报，粉笔板书、自创版面。后来在单位办团务、党务板报时的得心应手，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啊。
盛老师在返城之前，忍痛割爱，送了我们许多珍贵的书。上海知青都很清贫，来边疆兵团吃苦受累，奉献着青春和智慧，而我们能得到他们的教育，是最幸运的。

考上大学，再与老师联系上，彼此都觉得特别亲切。每年寒假，春节回不了新疆，就在盛老师家过年，师母也特别欢迎我们。我们在上海周边学校的这几位同学就住到老师家，男女都有，或打地铺，或同他们孩子挤在一张床上。恩师家三代同堂，纵不宽裕，仍对我们吃住玩全包，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上海人的生活很是讲究的，但老师对我们这些懵懂的学生一点不见外，以纯美的性格，对边疆兵团的学生们给予了博大无私的爱。我常默默感念：父母只是给了我们生命，而老师给了我们前途。我是幸运的！

                                    短暂而壮丽的青春
                                                                                  作者  李雪城
1968年春，正当周春山意气风发地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经医院诊断是白血病，一○三团党委立即把他送往天津专科医院治疗。但他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有限的青春献给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第二天，周春山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开天津，赶回兵团。
连队为了照顾他，不给他分配体力较重的活。可是，周春山每天早早的下了地，专拣苦活重活干。平水稻地的活最累，他抢着去干；跟拖拉机耙地的活最脏，他争着往上挤，休息时，他担起水桶给大家送开水；吃饭时，他打开报纸给大家讲时事；中午，他常常帮这家大娘打捆柴，帮那家大爷挑担水；晚上，他又在灯下教老职工识字、学习……
周春山是一个全休病号，而在他重返农场四年多来，基本上都是在紧张的劳动中度过的。就是在节、假日里，人们也很少看到周春山休息。他不是去为畜群打草，就是到伙房帮厨，或是帮助职工的孩子补习功课。雨天过后，他爬上房顶，帮助职工加厚房泥；下雪天，他早早起床，把周围几排房子门前的积雪扫净，把附近公路上的冰雪铲净。
二连的水井离职工住房较远，他就在晚饭后套上毛驴车，为年老体弱的职工挨家送水。几年来，他担任过团支部副书记，代理过连队文教，当过校外辅导员和煤矿学校教师，负责过“五七”家属排。不管搞什么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973年元旦，周春山回天津探亲。从小抚养他的姑母见他日益消瘦的身体，又心疼又焦急，就背着他给一○三团领导写信,希望能把周春山调回天津，在家疗养。一○三团党组织同意了老人的意见。这件事让周春山知道了，他耐心地说服了姑母，像四年前一样又回到了军垦战士的身边。
1973年4月下旬，周春山的病势一天天重起来。连队医生又一次给他开了会诊单，催促周春山去住院治疗，连领导亲自到宿舍探望他，要他休息养病。周春山接过会诊单，说了句“别再浪费国家的药物啦”，把会诊单塞到口袋里，没有去医院。
5月9日晚，周春山巡视在干渠上。发现有段堤面地势较低，渠水漫过堤岸淌了出来。他挖土加高，土扔不上去，他就一锨一锨地往上端。从半夜三点到清晨七点，把一立方多的泥土从堤下搬到了高高的坝面，渠道脱险了，他却倒在堤坡上。
团党委立即把周春山送进了兵团医院检查，他的白血病已经到了晚期。1973年5月21日凌晨，经抢救无效而光荣殉职，时年27岁。他给战友们留下最后一句话：“我这么年轻，就失去为党工作的能力，心里觉得十分惭愧!”

1973年8月10日，一○三团党委根据周春山同志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团干部、战士、家属及知识青年开展“忆烈士、学春山、见行动”活动，全团涌现了大量雷锋式的好人好事。
1973年10月31日，兵团党委授予周春山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追记一等功，批准为烈士。11月4日，兵团党委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向周春山烈士学习大会，农六师党委和自治区团委也先后作出向周春山同志学习的决定。师文工团排演大型话剧《春山常青》在垦区巡回演出。

《新疆日报》用6个整版，在《把火红的青春献给边疆》的通栏标题下，报道全疆开展学习周春山烈士的动态。哈密县二堡公社二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张素珍在学习心得中写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新疆日报关于周春山模范事迹的报道，心里像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
周春山不贪恋城市，不追求个人享受，扎根边疆，立志务农，把有限的生命献给边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一生，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春山烈士不愧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榜样，每一个后来人都会在他精神力量的感召下，为兵团人所从事的屯垦戍边伟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牧民之子李梦桃
李梦桃：一九六三年上海支边青年，一九七O年到兵团农六师北塔山牧场从事医务工作。
三十多年来他一心为牧民医疗救治，表现了一个知识青年的优秀品质，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和优秀医务工作者称号。
如果说当年从美丽的黄浦江畔来到荒凉的北塔山下，李梦桃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年的话，那么，今天毅然决然地谢绝师市常委“到师市机关工作”的安排。依然选择留在北塔山牧场，则是他深思熟虑郑重做出的不二选择。
北塔山牧场位子中蒙边境。距师部五家渠市400多公里，山上乱石杂陈，鲜有林木，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到趟五家渠比别人到北京都难。”这是当地流行的一句话，足以说明生态环境近乎残酷的现状。
1970年，由于北塔山牧场急需医务人员，师组织部门决定调李梦桃到那里去当卫生员。李梦桃也正想到更边远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于是二话没说，行李一背，就上了汽车。

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在北塔山牧场医院，多少人来了又走了，可李梦桃留下来。三十多年里，他把自己交给了这座大山。在那里，吃惯了大米、蔬菜的他学会了啃干馕，喝奶茶。在那里，说着上海话长大的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在那里，曾经连马背都爬不上的他成了牧区最有名的“马背医生”。
三十多年来，李梦桃走遍了北塔山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他记不清有多少次从马背士摔下来，有多少次给病人输自己的血，也想不起有多少回在黑夜里骑马狂奔，有多少回在暴风雪里迷路兜圈。但北塔山的牧民记得，那一年冬天，天下着大雪，牧民坎曼的妻子难产，有人骑马来报信。李梦桃闻讯连夜赶去。夜黑雪大，山陡路滑，走过一段弯路时，马一脚踏空，他被重重地摔了出去。被牧民救起后，他用老羊皮把腰绑起来趴在马背上，忍着剧痛赶到了坎曼的家。

他立即施行手术，整整一个晚上守在产床边没合眼，直到第二天黎明婴儿降生，母子平安。回家检查，他才知道脊椎已经摔裂了。牧民们还记得，那一年，一个牧民不满周岁的女儿得了急病。李梦桃得知后，很快与另外一名医生骑马出发。
路上遇到了大风雪，狂风卷起雪花漫天飞舞，白雪茫茫天地一色，他们在山里迷路了。夜里，他们只有蜷缩在骆驼身下过夜。雪已没到腰部，他们迎着寒风扒雪开路，历尽艰难，抵达那个牧民家，又用了几天几夜抢救治疗，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
2002年7月，李梦桃作为5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新疆只有他和吴登云，殊荣当之无愧。

去年秋天，记者在医院遇到李梦桃，曾问他：“听说要调你到师里来，怎么还不见你过来?”李梦桃平静一笑：“哪能说走就走，在北塔山都三十几年了，习惯了。”
    当时，我没能理解他的心思。这一次听他报告才顿悟：他是难舍救他于迷路之时的牧民，难舍用仅剩的一点白面给他做羊肉热面条的布鲁根大妈，难舍他亲手接生的“小牧民”们，难舍他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医院同仁们，更难舍给了他这一切的巍巍北塔山……
    是一名共产党人对牧区人民的深情，将李梦桃留在了北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