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行”简介

另一篇报道（部分）：
据瑞典籍机械师约翰·斯马克回忆说，当时船上的情景悲惨极了，他有幸攀登到外面的甲板上，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内甲板。海水已经灌进船舱，里面像沙丁鱼罐头挤满了人，他听不见人们的哭嚎，但可看见人们在水里挣扎。仅有的一个救生艇上装满了儿童和妇女，几个男人抓住救生艇舷不放，被悬空挂在那里，后来被人无情地推进大海。此时，救生艇上又一位产妇疼得尖叫起来，说她马上就要分娩了，一位医生赶紧给她注射了镇静剂。后来，这位产妇被转到“洛”号鱼雷艇上，在那里生下一个婴儿

《蟹行》（ImKrebsgang）出版于2002年2月，两周内售出25万册，在德国所有文学图书排名榜上跃至榜首。德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周刊率先将该书作为封面主题报道，标题是“德国的泰坦尼克———格拉斯的新作：被遗忘的难民船悲剧”。德国电视二台的电视节目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蟹行》开掘了一个尘封的历史故事：
1945年1月30日，德国“古斯特洛夫号”轮船中了苏联潜艇的鱼雷沉没，近万名德国难民和士兵葬身海底。
格拉斯不想为德国人民的这场灾难索赔，他感到焦虑的是，二战结束后人们继续制造禁忌，对此闭口不谈：“决不应该，仅仅因为自己的罪过更大更多，在那些年里最重要的是认罪和悔过，就对如此之大的苦难一字不提；决不应该，把这个避而不谈的主题拱手交给右翼分子。”
康尼的祖母、海难幸存者图拉毕生铭记着这桩改变她一生的灾难，并把它传授给钟爱的孙子。

《蟹行》一书，已于2008年译成中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定价13.6元。

<蟹行》这部小说中叙述的维廉·古斯特洛夫其人其事以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对于绝大多数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是完全陌生的。
维廉·古斯特洛夫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出生在德国城市施米林，一九三六年作为德国纳粹党瑞士分部主席在瑞士的塔沃斯被德国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身亡。一九三七年，希特勒亲自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一艘新式万吨游轮，并亲自主持下水仪式。
此后这艘船先是专门经营纳粹政权组织的被称为“动量来自欢乐”的大众旅行活动，战争爆发后改建成停靠在岸边的军医船和军训船。

一九四五年初，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迅速占领德国东部地区，“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但泽附近海港启程，船上载有逃往德国西部的难民近万人和数千德军伤兵。
一月三十日夜里，这条船在波罗的海被苏联红军潜艇“S13”号发射的三颗鱼雷击沉，死亡人数估计超过九千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是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之一。
这一天凑巧是维廉·古斯特洛夫的五十岁诞辰，也是希特勒上台十二周年纪念日。

作者客观地陈述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经过，没有丝毫夸大或者渲染，用了很多篇幅追述三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即维廉·古斯特洛夫，大卫·法兰克福特，下令发射鱼雷击沉“维廉估斯特洛夫”号的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利涅斯库。
亚历山大·马利涅斯库后来的结局颇具戏剧性，战后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荣誉称号，反因其他原因被发配到劳改营服刑，直到去世多年后才得到平反，这一切都是以事实为依据。
作家在钩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事件的同时，巧妙地将这段历史与现时主线串联在一起，通过书中的叙述者，向读者展现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叙述了一个新纳粹分子戏剧性地向犹太太复仇的故事。

小说中的现实人物是主人公保尔、母亲图拉、儿子科尼。图拉是读过格拉斯作品的读者熟悉的人物：在《猫与鼠》、《狗年月》中都出现过，《母老鼠》里提到，图拉也许是上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与之一起沉入了大海。格拉斯在《蟹行》一书中又续起了这条线索，叙述图拉的经历。
当年，她年仅十七岁，怀着身孕，独自乘“维廉·古斯特洛夫”号逃难。船被击中后，她幸运地乘上为数不多的救生艇，上了德军的鱼雷快艇“雄狮号”，当天夜里生下了儿子保尔。图拉获救后逃到苏联占领区即后来的东德城市罗斯托克，当了细木工人，将保尔抚养成人。保尔在柏林墙修筑起来之前逃到了西柏林，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一帆风顺，但个人生活屡经挫折。

他与妻子离异，也很少关心尚未成年的儿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保尔在母亲多年的催促下，终于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一本记录这一海难的书，他在网上查找资料，无意中进入一个新纳粹分子的个人网页。
他追踪化名为“维廉”和“大卫”的两个青年人的网上聊天，最后竟然发现彻头彻尾的新纳粹分子“维廉”竟然是自己的儿子科尼，而痛恨当年纳粹罪行并且视大卫·法兰克福特为英雄的“大卫”则自然成为“维廉”攻击乃至复仇的对象。结果，两个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重演了六十多年前的历史。
“维廉”将“大卫”诱骗到纳粹头目维廉·古斯特洛夫的出生地施未林，像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维廉·古斯特洛夫那样，对“大卫”开了四枪，将其击毙，然后向警方投案自首。

小说里虚构的现实生活里的三代人，可以说是德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对海难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图拉作为海难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经历了战后的艰难困苦，总是破碎支离地絮叨往事，认为儿子有义务将这一事件完整地传诸后世。
保尔在母亲的絮叨声中长大，对自己颇有戏剧性的出生经过并无兴趣，几十年来一直有意回避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信息资料。当他终于动笔要写的时候，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这一数千人葬身海底的事件写成文字，因此后来仍是三心二意，直到他在网上发现并且证实新纳粹分子“维廉”是自己儿子之后，才开始认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