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1908.甲骨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1909.甲骨发掘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中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1910.甲骨研究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如今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1911.甲骨研究者命运
      王懿荣
      在发现甲骨文半年后，王懿荣在“庚子国难”奋勇御敌，后从容就死，以身殉国。据记载，他的自戕过程极其惨烈，先是吞金，未死；又服毒，仍未死；在受尽极端痛苦后，他挣扎着来到院中灰褐色的井边，投水而死。
      刘鹗
      甲骨文再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人刘鹗，其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在购得王懿荣的甲骨后，刘鹗又搜集了几千片，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和《老残游记》同年出版），首次把甲骨上的卜辞公布于众。然而，命运还是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此前，在1900年庚子国难中，为了赈济饥民，他曾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京师官方谷仓）粟，“全活甚众”，按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不料，1908年，他却忽被以“擅散太仓粟”等罪名流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于1909年8月凄凉去世。
      罗振玉
      此后是罗振玉，同样是江苏人，还是刘鹗的儿女亲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振玉发现了刘鹗家中的甲骨文拓本，并意识到价值非凡。1908年，一位常卖甲骨商人酒后失言，罗振玉获悉，甲骨多见于河南安阳城西北一个叫小屯的村庄，这与《史记龟策列传》等记载的“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于蓍龟”和关于“殷墟”等的记载，以及刘鹗的论断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相合。此后，罗振玉收购了大量甲骨片，并实地到甲骨发掘现场查看。作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晚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之一，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考释出大量的单字，并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等。然而，其渊博学识并没有帮助他与时俱进，满清国破后，他投身日本傀儡溥仪“主政”的满洲国，担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于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可谓晚节不保，令人叹惋。
      王国维
      1917年，王国维根据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发表了《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并根据甲骨文研究写出了《殷周制度论》，从而轰动了学术界。但令人至今颇感疑惑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

      1912.最早的甲骨文
      1985年夏，陕西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西安市西南20多公里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发掘出西周名都镐京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部落居住遗址，并且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据此，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中国迄今所见的最早的甲骨文，这批甲骨文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4500~5000之前，比过去认定的商代甲骨文要早1200-1700年。
      甲骨文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 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也有文字符号，它是由刻画的几何线条构成的，大多数比较简单，郭沫若称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象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另外在青海马家窑文化、郑州商代早期文化及河北商代中期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但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准确来说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文字。

      1913.甲骨文书法意义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因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或“殷契”等。
      甲骨文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
      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富有立体感。
      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一字多形的变化美。另外，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
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书法热的兴起，甲骨文书法得到了广大书法家的重视。但由于甲骨文书法创作毕竟不过百年的历史，还没有十分成熟的临习与创作方法可供借鉴。以怎样的笔法去研习这一古老的书体，成为从事甲骨文书法创作者亟需解决的一道课题。沙曼翁先生认为：“写甲骨把笔要轻，运笔要活，要学‘大米’的刷字。要中、侧锋互用，既要写出毛笔的韵味，又要有刀的感觉。”是极为精辟的见解。尽管甲骨文是由锲刻而成，但书写的痕迹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在临习甲骨文时既要体现锲刻的感觉，更要表现书写的味道。起笔微逆入纸，提笔中锋运行，驻笔平出空收。在行笔时切忌出现楷书的顿挫之法，笔致要简率、质直和畅达。尤其是要做到搭笔即成的迅捷运笔方式，做到急缓适中。临习甲骨文尽管以中锋为主，但要间或辅之以侧锋，以增其韵。甲骨文的转折，一般应断而再起，且不可一笔带过，形成圆转之状，而失去了甲骨文方整峻拔的特质。
      最后，尚需指出，临习甲骨文，除掌握上述笔法外，平时要多读甲骨文拓片，品味其线条、结字以及高古的气息。同时，坚持临写小篆和金文，多读一些文字学著作，这对学习甲骨文很有帮助。

      1914.竹简
      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1915.竹简详细解释
   （1）古代用以书写、记事的竹片。《后汉书·宦者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晋 荀勗 《<穆天子传>序》：“ 汲县 民 不准 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 勗 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 清 俞樾 《茶香室续钞·宋人书帖犹用竹简》：“ 南宋 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 胡适 《叔永书》：“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
   （2）指史册。 清 陈梦雷 《作书友人投笔志恨》诗之一：“我志原何许，逢人却乞怜。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

      1916.竹简的由来
      竹简产生的背景
      裁煮烘干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的制作过程
      现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书写、钻孔、编。
      古代：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
      竹简的涵义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之一。简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恒玄下令，简牍制度方告结束。
      竹简的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1917.竹简的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