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如海：《三分场的故事》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一）一只手表
    我们下乡时期，也正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杭州城里什么"红暴派"啊？"省联总"是斗得个正欢，大多数工厂都停产了，百姓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物品就更缺了。
    那时光好像是个红颜色最多啦！什么满天飘扬着的红旗、人人手里捧着的红宝书、到处都刷着的红色标语、各处都漆得血一样红的板壁和许多人戴着的红袖章，有人说这是红色的海洋，也是叫红色的恐怖；其次是高音喇叭也多，每天都震天骇地的--大的广场里有、操场里也有、稍高些的房子上有、连马路上跑的汽车上也都有。这红颜色的旗帜袖标和板壁只能是看看，这高音喇叭声也只能是个听听，只能激动人心的一时，人们也就像打了点儿鸡血针，过了这亢奋劲儿，就一点点用处都没有了。回到家里是什么东西都缺的，钱是不用说了，从吃的到用的要啥是没个啥？
    我六九年四月下乡到香兰农场里，到了七四年的四月已经五年多了，靠自个的钱还是买不起一块手表来，每月的三十二元工资听听也不少了，但这场里头每月七扣八扣的蛮多。你看嗬！水电费每个月要扣掉三角，杭州发的黄棉袄棉裤他们也要扣，场里发的狗皮帽棉胶鞋还要扣，农田鞋高统水靴也肯定要扣的，再加上一年一度的探亲假这个借款还要扣，这可是个大数目噢！我们每个月吃食堂饭要十七、八块，再买点牙膏肥皂,就这样剩不下钞票了-这是算说的好听些，其实根本是个入不敷出的。女知青吃得少些从牙缝里头能抠点儿出来，估计是能有点儿小积蓄的。我眼瞅着年纪一天天也大起来了，那个时光还想着处上个对象啥的，没这手表心里头还有点儿小虚的哩！再说能寻来个女的多好呵！两个人的钱来个一平均啥的，也许还能多省出几块钞票呢？不是有人说一加一有时大于二么？
    我发现上海的季荣生小四眼是个独子，经济条件就好些，劳动时也带着块手表，要休息时连排长们还要问他呢！知青们暗底里要他把时间调快些，好早些停工休息。到休息时要他调慢些好多歇些时间，这小青年劳动太累吃得也不好，这身子骨又都单薄，只能多憩些，省着些体力的消耗么也是好的！
    还记得有一年，上海六九届的高伟国探亲后回到三分场里，兴高采烈地把袖子捋得老高的，只见手腕上露着块亮晃晃的新上海表，举手向大家打着个招呼，大伙儿都盯着个表瞅，一些平时害羞的姑娘家也直勾勾盯住了表，挺喜欢的样子。高伟国今儿个成了公众人物，脸颊上不免有点儿热烘烘的，他整理好个房间后觉着太热了，就和几个人赶紧到松花江里去游泳洗个澡降个温。估计这个人太热又太兴奋了，这个松花江里的水又太冷，他就一下子脚抽了筋，被湍急的江水冲到下游去了，等大伙儿想救也太晚了！他这新手表戴了没一个月，真是白瞎个父母给的表了，当然他父母最痛心的还是这个才十九岁的儿子，就这么说没了就没了？
    我父母也晓得我没钞票的，一直想给我买块表戴戴，以弥补我离家几千里之遥，好像我到北大荒吃苦头是他们造成的。虽然父母从未戴过个手表，但大人就是这样从不考虑自己，一心想着子女们，省吃俭用总想给最困难的儿女一些帮助。这时我弟妹有的下乡，有的总算参加了城里的工作，家境稍好了那么一点点。中国人又习惯存钱以防不测的，全家总动员也存下了一点钱正好可以买块表了，但苦于没有好像是工业券还是表票什么的，所以这好事儿就一直拖着没有办成，不是常说“好事多磨”么？
    有一次父亲写信来说，上头给我妈单位分下来一张手表票，还是进口的“英纳格”哩！当时要一百八十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六个月的工钱，几乎是一笔巨款了。单位领导念我妈是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所以内定给我妈的，母亲每季度都是个先进--家里头这个奖状都糊满了一面的墙壁了。但那时候这个物资都是个稀缺的，年青人想要结个婚，没个手表这个新娘子还不大肯上门呢！妈单位还是个国营企业人还挺多，所以要手表票的人很多很多，领导说怕群众要造反，看看那时干部还有点怕老百姓的意思哩！他们要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这需要些时间，还要开个会表决一下--不过这都是需要的形式罢了。
    就这么的一拖，一个多月过去了，母亲终于拿到了珍贵的表票，就和父亲兴匆匆来到解放路杭州“亨得利”钟表店，小心翼翼地从胸口掏出带着些体温的钱和手表票给店员，父母脸上还露出些白牙给店员尽量地陪着个笑，只见营业员看了看表票，不屑地朝外头的玻璃门上努了努嘴。亮堂的玻璃门上贴着个“紧急通知”:进口货涨价了，即日起英纳格手表涨价百分之三十。这消息，把父母惊得张大了嘴瞪圆了个眼--这时间似乎定了格。这个从牙缝缝里一角一角省下来也就这么些钱，这狮子大开口的一涨价，这个表是肯定买不成了，最后母亲忍痛把表票还给了领导。再一年后父母托上海的亲戚，买到了一块九十元的沪产宝石花手表，几颗假红宝石还亮闪闪的挺好看的。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五年的八月了，我是总算戴上了父母给的新手表了。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三、四十年，这世界变化是真快。现在是要啥有啥--如果有钱的话。嘿！不知不觉中也不晓得从何时起，我已经不戴个手表了。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二）大头悄然去了
    大头就是那个劈长劈大的陈国强，在三分场时身体好得一塌糊涂，一米八十多的个头有点儿像北方人的身坯，且强壮健康充满了阳光和生机，每日里都神采奕奕地晃着个大脑袋转悠着。退休后牙不掉眼不花不感冒也不上个医院，自我感觉木佬佬地好。
    回想起在农场时的一些往事，如今我还清晰着哩:有一年，张国清当书记时捂坏了许多的粮食。三分场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之中，于是食堂里天天就是个大楂子。杭州铁中高二的谭永祥即"谭头"等人饿急了就凑了份子，从离三分场七里外大老远的舒乐河屯里，买了些没有检验过的，有些可疑的痘猪肉,这农村里的猪散放着，常吃人屎易得此猪囊虫病。谭永祥派一矮一高的时永久和王光烈去外头看看给肉加点儿辅料，土豆也好白菜也中，不然的话就不够猛造一顿的。这新鲜的东西都看守得严，到食堂里可买点儿，俩不肯花这个冤枉钱,就分头进入小学校对过的场园里，分散了看管的注意力，顺利地从场内堆满粮食作物里“捡”了些黄头儿回来，两从衣裤兜里掏出豆来浸入水桶里泡上，就用个洗过脚的大脸盆，胡乱地擦了两遍，就加满水给这猩红色的大块猪肉和黄豆给烀上了，再取个清爽些的脸盆盖上。大伙儿都自我安慰着异口同声地叨咕着: “不怕你个毒就怕你长炖！”众人就添上了些好的块儿煤，围着个火炉子不敢走开，怕半生不熟地肉被人家捞吃光了？这样就是起个大早瞎忙乎了，就完了个犊子--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这个肚子就白瞎了--咋又翻了回去了呢？慢悠悠地水开始有了点儿声响咕咕噜噜着，热腾腾的气也多了起来填满了整个屋子，对面人的眼鼻有点儿看不个灵清了。加了好几次水时间再炖长些，虽然是痘猪肉但毕竟是个荤的肉么？这个香气就很自然地是越来越浓了，大家总算是熬过了强吞口水的一个半小时--这是谭头定下的最低烀的时间，高二生么说起来文化多学了几年，知识面也就宽些，这个么初中生们还是蛮蛮相信的，都要认真听听的。
    估摸着这个病毒是“肯定”煮没了？但是电影科普片上说这个猪囊虫能在人的身体里潜伏十八年之久哩！可以长成几丈长的成虫，唉！不去管他了尤其饿煞么不如做个饱死鬼，正在炕上挪腾出个空位来，大伙的精神头一下子亢奋起来准备好个开吃的时光。这个大头鼻头就是个嘎灵光？他顺寻着肉香味儿就钻进了谭头他们的屋。谭头一米六十几的个头一仰头见这要紧关头来了嘎大个人，心里一下子凉了大半截，别人都耵着肉警惕地不吱个声，他这个领头的就只好稍微地相当勉强地客气了一小声：“来，一道吃吧？”哪知大头就老笃笃地真的站在炕沿边了，一伸手就拿了最近的碗筷，就吃上这烀烂了大块的猪肉，喝起了这个冲鼻子的白干。争强好胜的毛头小伙们，席间趁着几大口白酒下到个肚里，脸孔都有点儿充血热烘烘时，这个病猪肉也个自造下了好几块，肚子都不太饿了，这个嘴巴就暂时腾出个小空来了，于是就讨论起了三分场里谁酒量最大？大头醉眼朦胧胧地，就指着个自个儿一直晃着的脑袋！谭头想自个是一斤白酒的量，就有点儿不屑地从箱子底里挖出瓶没开封过六十五度的“北大荒”来说: “哼！格么，就吃吃看罗！”大头见这好酒眼光冒了绿一把就抢过来！用牙咬掉个铁皮盖，一仰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怕被谭头给夺回去，这个瓶子一下子就空了！就像喝瓶汽水似的，旁边的人都有点儿目不暇接，有人还趴在炕沿上往地上瞅哩--其实那个时期没人会浪费这么金贵稀罕的东西。众人目瞪口呆中都没个人敢吱个声的，估摸着是都看傻了？还是服帖了？不过从此后，这个不要命的"白吃大头"，在三分场里就算是有了个美誉，也算是彻底地传开来了。
    记得有个叫李庆林的给毛伟人写了封信，反映儿子在农村的诸多困难，伟人批示后，各省开始关心起知青来了。那天是黑龙江省委的王一伦书记，来我们三分场里视察的情景，有人说他是排行第六的书记了。我在寻思，反正不管笫几！都是个大官无疑的，我们都有点吓佬佬的！你往外看哪！书记带着人来了，一溜四辆绿色的新吉普车，就停在三分场大壕的桥边路口头，十分的显眼非常地神气。我们食堂旁边就有个常年生活废水积累起来的臭水沟，天热了正在发着酵，大头可不管个三七二十一，抱起块大石头一下子就举过了头顶，使劲儿往沟里扔去，只听到"咣"的一声！顿时间这刺鼻的酸臭味儿，就如个超音速极快地散开来了。从绿小车里走出个年岁挺大，有点儿矮胖秃顶捂着个鼻子的老头子，知青们如潮水般地涌上去，都想让他去瞅瞅自己脏兮兮的寝室，让书记视察一下知青们住在犯人房里，已有个四五年的情形。那个时候的大头还没有开始“进步”呢！还在干着“七兄弟”们的泼皮勾当呢！害得这个省城里来的大干部，熏着个酸臭味儿进行个视察工作。瞅着，他这个皱着的眉头，是一直到离开我们三分场都没有展开过，一脸的严厉总见着他明显地摇着头，一直都没吱个声的。
    那个年头“革命”的运动是经常不断的，好像是到了“一打三反”的期间了。记得当时批判杭州“七兄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江城中学初二一个班的，请了个杭五中初三的来做老大，号称“七兄弟”，就像清末“武昌起义”时新军的几个营统领，趁端方带领大批军队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时，造反推翻了清王朝，想想自个级别低底气不足做不了老大，就从床底下请出个黎元洪来当“临时大总统”是一个道理的。又想起孟加拉国独立战争时，一个上士战功卓越，底气蛮足一举越过众多高阶层军官和将军登上了总统宝座，还治理得蛮好。当然还有个“一战”时的上等兵希特勒，到了“二战”前就靠嘴皮子做了德国的总理，后来也就成了个千古罪人。这样看起来，我们的中华文明是有点儿"温良恭俭让"。   
    再回归到正传里来，工宣队孙队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夏德山及保卫科的李武，晚上点上个雪亮的大气灯，抬来个桌子当作个审判庭,在操场上让七人齐刷刷地站在前头亮相，大哥明启寰即“刁嘴儿”站在了首位，依次为老二姚建文即“俄国佬”，老三陶志超即“灯笼”，老四陈国强即“大头”，老五陈荣根即“黄胖”，老六杜权伟，老七张建新即“尖头”。还有个陪绑的吴山中学方正道即“方吉三”站在左面，好像还有俩上海六九届的陈建国即“陈小子”和“卷毛”也陪着绑站在个右面，你看这声势浩大不？一批判就是十个知青—中国人一般都喜欢凑个十的整数，如北京的十大建筑杭州的西湖十景和刘少奇的十大罪状等等。
    下面小凳子和砖头上坐着全分场的知青大学生及老少爷们和老娘们，接受着这个阶级斗争的教育。无非是先来个揭发检举，后头就开始个大的批判，往上要联系到中央的走资派，往下要结合自个头脑中的私心杂念。再拉上个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加上个台湾蠢蠢欲动，总之从世界批到国内从大的批到小的无一幸免。到了中间要冷场时，就窜出个"积极分子"出来喊喊这个号子，让大伙儿的瞌充都醒醒啦！最终这落到实处的揭发批判无非都是个出工不出力；稻草垛里困觉，聚众讲封资修故事；嘎小年纪一对对的谈情说爱，不思上进；以及打了工人子弟“小钢炮”，偷了干部仪道侧家的鸡等；还专门说些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话语:“酒行皮肤烟通窍，饭是根本肉为膘。”其实依我看，当时的工宣队和大学生见七兄弟占着几个美人不放，不肯让他们来分享这个资源，一懊恼就开起了批判会了，而且夏德山和李武刚刚讨了老婆的还猴急猴急的？孙队长他急是有一定道理的老婆不在身边么，后来他到别的农场色胆包天奸了女知青被抓了进去。我开着会心是“别别”地跳啊跳，心里头吓佬佬的。可大头晃晃悠悠的转着像没事人一个，轻轻松松地站着调换着左右脚稍息着，笑嘻嘻的他像接受着这个三分场里的表彰！
    还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来。有一年他和“尖头”张建新，杭五中的倪红和孙生生即“黑炭婆”--东北人称她是个黑牡丹的，她可是三分场的大美人嗬！回杭探亲的路上途经济南时，三人要去购个物，大头不太愿动就留下看管个行李。他把最大的旅行袋当成了个枕头，脱掉了球鞋把双腿压在了行李上，做好了简单的安全防卫工作，就心安理得地睡熟了。等仨溜达好回来一瞅这个行李是全没了，连大头那双臭烘烘的破农田鞋也给拎走了。俩美女早已吓得花容失色，拍叫他时还睡得挺香“呼呼”的，估计是梦里楼着个媳妇咋愿意醒过来？说那个时期治安形势好得个惊人，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况？其实是相当地不对！照样有人明抢暗夺着。 但偷了这个后来的公安干警了？估计这贼们知道了也都有点后怕怕呢！      
    大头后来可能是根红苗壮的原故？或许是上头想分化瓦解七兄弟这个基本的“体系”？再外加他眼明耳聪鼻头灵光的缘故，培养他入了个小小的"仕途"，让他进了三分场的保卫科里，虽然当年他被批判过啥的也没任何关系，说当时他是个苗好土壤较差的缘故。于是大头这个工作的积极性就蛮高的，不管白天还是个黑夜里，他在三分场里头，总见他晃悠着个大脑袋在游弋巡视--这相当于三分场里多了部活动的监控探头。   
    有一天轮到我休息，趁食堂宿舍里没人挑来水烧好了，关上门窗正细心搓着泥洗着澡，这大头就一脚闯了进来，审视一番还一屁股坐在了小铁床上。甚至弯下腰挺费劲儿地，把那硕大的脑袋伸到几张小床下巡回了一番，也不吱个声慢吞吞地起个身，晃晃悠悠地就出去了，只听到"嘭"的一声，他随手还把门给关严实了。我这难得享受一番的洗澡，蛮好的心情算是给他彻底破坏掉了，那时要洗个热水澡算是比较奢侈的了--除了个夏天，可在松花江里头随便的洗冷水浴！还有我们知青宿舍的门窗一般都是不关的，你如关个严实了，这大头就觉得相当的可疑？肯定是有鬼了？他也来不及办啥个搜查证了--当然那个时候也用不着！
    大头因工作勤奋细致，有一年就选调到场部的“严打办”了，后来就落在公安局里了，一来二去的就和总场小卖部的刘杰处上了对象，再往后就结了婚，刘杰的父亲是省公安厅下放香兰农场的干部。这刘杰的妹子刘伟，在三分场里是个坐办公室的出纳员，抢在她姐前头就嫁给了同是"七兄弟"的陶志超即“灯笼”了，这个正应了一句话叫做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们同结连理一时也传为了佳话。
    大批的知青回城后，农场又划回到了司法局，七九年大头加入了执政党，八一年他升任香兰农场公安局的副局长，从此正式进入这个仕途。八三年农场高层两派斗争甚烈，大头审时度势猜对了支持方，这押宝一成功就顺利地荣升了局长宝座，进入了农场的领导核心。穿上了警服还别上了小手枪的大头，身高马大看上去有点儿威风凛凛的模样了。有了权的大头还是办了些实事的--按眼下较时髦的话叫做个“权为民所用”！他帮三分场杭九中的章祖浩即“野伢儿”夫妻，假离婚先后办回了杭州，害得这对夫妻一直都念叨着大头的好！大批的知青各显神通都曲线回了城，没有了知青群的香兰农场里，就缺少了多少的热闹和有趣？他年龄渐长就开始有些怀旧了，梦里头都是些个“断桥残雪”和“平湖秋月”之类，更思念这手足之情，有了这日思夜想的乡恋，梦寐萦怀不能自己，就毅然扔掉了这个仕途，退出了这个难得进去的“体制”。在他浙江省府里上班三哥的鼎力相助下，于八四年大头携妻带儿调到了杭州的钱江啤酒厂，任了厂里头派出所的指导员。在他姐的帮助下，在下城的长庆弄了套两居室安下个身来。
    陈国强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的，魁梧的体魄健康的面色赞齐的牙齿，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分场的人去临安东天目度假，他很难得的去了这么一回，没什么话语就是抽烟喝酒，看我们搓麻将打老K。到了十月份说是肺癌晚期不用开刀了。去年七月还带老婆和孙女到赤山埠，参加明启寰大哥的乔迁请客，人精神尚可但已瘦了一圈，也是没什么话好说的样子。到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仙逝，才一年有余享年六十有三。这身体垮得如此之快，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细想起来，无非是烟酒过量而已。他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老八的，除了他老二前两年同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病离去，其他人个个蛮长蛮大挺健康的样子，估计原因就在此了。本来的话大头活着多好啊！公务员的儿子漂亮可爱的孙女，真没啥遗憾的事了，只不过…唉！一路自个走好吧！
    大头悄然的走，热闹地走都是个走，这个也叫做是没有办法，还活着的龙江哥们妹们，该多多珍惜现如今这美好的夕阳啦！这才是最要紧的，你说是不？

三分场的故事 （四十三）食堂的管理员  
    我自一九六九年四月到香兰农场三分场后，在水田连里干了半年多，因家里这个“成份”差，未能呆在武装基干民兵连里，被调往后勤连干了一年多的杂活儿。一九七一年经要求调入了食堂里，干到七八年十月病退回杭，算起来在食堂里毛估估呆了个八年多，时间长了些就有点故事要说说。
    三分场食堂里这个管理员职务，像是个要职似的？经常地要换个人。就我知道最长的做了不到一年，最短的才当了个三天：就是那个叫做个“崔包子”的--香兰农场那个四十来岁眼睛大大的，人瘦瘦的崔中队长。他一上任时就把我带在个身边--我像个管理员助理似的和他跑牛栏马号。        
    崔管理员他头天早上正式对外宣称，要给大伙儿吃上顿牛肉包子，刚吃着饭还在饥饿中的知青们，听到了这个如同来了个“最高指示”般天大的喜讯，是一阵子欢呼差不多要高呼个“万岁”的程度。我跟着崔来到了个臭烘烘的牛栏里，见只有一条瘦巴巴刚断了奶的半拉子小牛仔在，崔上前就用根稻草绳绑住个牛脖就想牵走，估计是他想这个牛肉吃，已是个走火入了魔！我想拦住他--但我也没这个权利呀！我最多也只是个临时的“助理”而已吧！牛棚里的老安头正专心致志地铡着草，静悄悄的牛棚有了这个大动静，他赶忙停了手里的活儿，一把就攥住了根牛尾巴不让拉走，说：“还能长个儿的，以后还要干活呢！”还说：“要杀的话，肯定是杀个老牛病牛，从没人见过杀这个小牛的，这事儿咋整的？”
    到了第二天，崔就寻思杀匹病马伤马总成吧？这个马每天工作比人累多了，吃得还差，生个病受个伤应该是常事吧？看来吃上个马肉包子这肉虽粗些带些异味,但毕竟是肉想想也是好的，他的喉结剧烈地动了动。那个穿着件黑不溜秋白大褂的侯兽医正给病马灌着药，马还不大愿意喝这个苦药，他说：“这个大黑马杀了尽是个骨头也没啥肉儿！”崔说：“这总比个猪肉多吧？这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吧？“侯说：“要化验过的，能吃否可不一定喔！再说还要上头有个字条的！”这时崔才想起这个马是个生产工具，哪个领导也吃不落一人说了算的，就使劲地瞅了瞅这皮包着骨头的马，咽了咽口水叹着气对我说：“走吧！还瞅啥？”    第三天了，实在想不出个法子，崔在食堂里来回急走抓耳挠腮的，猛地站住了从玻璃窗外瞅着了猪圈，就动起食堂那头老母猪的主意了，这吃上个老母猪肉包子也行啊！哎，这个内部的事总容易解决吧！他几步就蹿到猪栏边，但那个喂料的老邢头，挥舞着喂猪的料勺子，紧守着个猪圈门就是不让抓猪，还说：“它还怀着个仔是杀不得的，肯定要遭上个报应的。”这个崔盯着看这四百多斤胖嘟嘟的老母猪，他咽着个口水和老邢头僵持着，好几次想去拉上个猪耳朵,磨蹭着宁愿闻着臭气就是不想离开个猪栏。  
    结果么这就餐的千把号人连个菜包子也没啃上，本来这个素的努力一下还是能办成的，只要整个牛车上个菜地，装上车大白菜或包心菜就妥了。于是他自己落下了这么个难听的绰号--不过叫起来倒是挺顺口的--"崔包子"！后来是知道他得了个糖尿病，当时也没啥东西吃的，他这个嘴就馋得个不行，想尽法子吃上个包子也是情有可原的，唉！整了个三天还是吃不上，真有点难为他了，于是常有就餐者十来二十几个人都齐声地呼喊着个：“崔包子，崔包子！”他自个儿也觉得个没劲儿，只当了三天管理员就坚决地辞了职。   
    有的人是自己不愿干了，如有个农学院雪白粉嫩瞅着浑身漂亮的女教师--好像是江浙一带的，只干了一个星期的管理员。这主要的是要个蔬菜没有，要个粮食需溜须个马车老板上场部拉，要车煤需露出个甜蜜的笑容，让热特驾驶员上香兰煤场里拉，好像都挺费事的。都要低三下四地求人，可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光这个脾气个个都像吃过个枪药冲得很，要么百般地刁难，要么语言上戏弄，要么就伸上个咸猪手 。这个女知识分子陪些笑脸和好话是可以的，遭受这个生理和心灵上的调戏可不行，于是说啥也不干这个倒霉的差事了。害得食堂里的男知青和师傅们十分地失望！这食堂里少了道美丽的风景线？一段时间里这个男人们干活时都懒懒的，总提不起个精气神的样子。
    这个管理员级别比较高的，是个农学院的保卫处长朱长富，记得那时朱把俱乐部改造成了个新食堂。还在改建时，有个畜牧兽医系的二级教授田云洙的，当时被打成了个"牛鬼蛇神"的，他上山伐木砍柴火时，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摔了一跤，本来就缺医少药的，对有问题的人也医得个马马虎虎的，一不小心就细菌感染就死了。说起来田教授这辈子还是专门研究这个“细菌学”的呢！他死在这上头也算是有个“缘份”了吧！运回三分场时已没个人的模样了，说不能放在露天里，怕野狗野猫给祸害了，上头就让安放在新建的食堂里,等他的家属们赶过来。
    这之后没过几天新食堂就改造好了，搬进去的前一个晚上要给它烧暖和了，这天和往常一样还是个常态化停电。朱长富就让杭六中的宋锦康去烧炉子，宋听了也不吱个声，他见过那呲牙咧嘴的摔死鬼，心里发了毛！就用手按住个脖子说:“我长了个疮疼了好些日子了。”朱再让杭九中的高贤宏去，高就挺痛苦的样子用双手捂住个胃部说:“肚子挺痛的！”        
    后来朱就让我去。晚上点着个腊烛烧火炉，这吃饭的大厅里贴满了批判和揭发的大字报。有的还画得鬼模人样的，黑暗中瞅了有点儿毛骨悚然的，还拉着好几根长铁丝，上头也挂满了"批刘批邓"的大字报。开始还没啥动静，随着夜渐渐深了炉温也渐渐升高时，这些大字报就飘扬了起来，接触着这沙沙声还贼响，那些鬼样人画好像个个也狰狞了起来，我瞅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只好逃到个厨房内。从卖饭窗口望出去，这大厅里借着炉火的光亮，好像有一群披麻戴孝的人在举行啥仪式？移来飘去如无脚之人在走路，我是越看越觉得个汗毛直立，真想逃到寝室里去。后来是自个给壮胆念念有词地说:“人吓人吓死人！”就提上个粗点的炉钩子，似乎心平静些了，猛地拉开个门到大厅里捅炉子加足了煤，哎！这又惊又累的一宿！
    老苗管理员是离教授级别最近的高级讲师了，我对这个皮肤白嫩没胡须的无锡人印象是贼啦深。记得一次食堂里炸鱼，这是打渔队送来唯一的一次，我印象里这差不多相当于是千年等一回的样子。食堂里大伙就围着油锅猛吸个鱼香味儿，都想尝上一口鲜。老苗就在灶台旁戴付眼镜儿，盯着鱼在滚油中时隐时现，在滚滚的油烟中见他老用那块发黑皱巴巴的白手帕擦着镜片，不时紧张地瞅瞅流着口水的老炊们，就怕被手快的从油锅里捞走一条鱼。
    他见炸好了一锅赶紧地装上盆端到了库房，从腰里哗哗响的钥匙里捡出一把打开门仔细放好，锁上门拉几下锁头确信万无一失了，再急匆匆赶到厨房等第二锅。这个时候全社会都饥肠辘辘的，这鱼锁在仓库里就给人一种憧憬、一丝遐想、一份期待，这鱼是给谁吃的？老苗？不对！他顶多这鱼香味儿多闻点，鱼是连尝一口都不会的，那个时期的老苗还是挺清廉的。
    那时三分场里地多，要请别的农场收割机帮我们来割小麦，有四、五个人就住在办公室里，吃饭要送过去的，这鱼就是给他们留着的。送饭是宋锦康和高贤宏的事，吃完后再去收碗筷时，刚端出门俩见留下的鱼头鱼尾，就赶紧地塞进嘴里吃得"哗哗"地响。等后来俩再去取碗筷时，这剩下的就是整条的鱼了，你们看看这康拜因机组的人，要比波音七零七机组的人素质还要高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他们虽然个个油腻腻模样上不及这个七零七的，但这个人品上肯定是胜过他们一筹的！
    老苗当管理员时炊事员好像就特别饿，有一天晚上宋锦康、高贤宏、郑庆森和我觉得肚中又空空了，怪难受的！就使了个眼色避开了老苗，上食堂里搞点儿吃的，见有桶牛奶在，就撬开火墙边上的炉子，用茶壶烧这个牛奶喝，以防个万一再拿把壶装上水放在一边备用。眼瞅着牛奶就要冒泡了传来了阵阵的奶香味儿，这个肚子就叫的个更欢了，大伙正在准备个饭碗。这时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问:"谁啊？"一听声是个老苗，宋锦康吓得拎起茶壶，就扔进了旁边洗菜剩下的一大锅脏水中，赶紧再把装水的壶架在个火炉上，一只手还使劲儿按在个茶壶把上。
    老苗进屋里像狗似的东嗅西闻（这句话有点儿不敬，一下子还想不出个好的句子)，他找遍食堂里的角角落落，就闻着个奶香不见个"赃物"，就问:"你们在干啥呢？"答:"拷着火呢！"见大伙围着火炉子不离不散的，他也呆古古地等着，实在熬不牢了就去掀那个茶壶盖。估计这知识分子把批评的词儿也在肚子里重复了好多遍了，他一见到只是个水？老苗他整个人就彻底傻透了，呆着半天没挪动个地儿！他这个高级的讲师，咋都弄不明白？明明闻着是个牛奶的香味儿，咋见着只是个清水呢？这个化学的反应也有点儿太强烈了吧！后来老苗他就要求调走了，估计是去研究这个“水”和“奶”关系的新课题了！现在想想，那个时候食堂里的人都饿得个不轻，那下大地下水田里的知青们，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撑过来的？
    这管理员级别低的是一个瓦工，也就拿个三十六元工钱，比我们只多了四块钱，绰号么叫个“猪下水”的东北人。他是来三分场里投亲靠友的，听说会打个灶头的--这说起来也算和食堂有点关系搭上点儿边的，也选过来当了个管理员。他做了不到两个月也走了，毕竟这食堂里是用不着天天打个炉灶的。
    以上就是我当知青时经历过的几个食堂管理员的故事。当然三分场食堂还有不少人当过管理员，如农学院的王老师，上海的陶家训、郑庆森、张宝生、王永（王龙根），杭州的张宝琛和我，而我做到病退回杭从时间上说是最长的,下次有机会再着重地说一说。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四）一大一小的两块咸肉
    现在这个咸肉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烧个冬瓜汤蒸个笋还好吃吃，但我们下乡时常闹个饥荒的，这个咸肉就是极好的东西了。
    东北农学院从香兰农场里撤回了哈尔滨，香坊实验农场也搬到哈市效区的阎家岗农场里。这时三分场食堂里的知青就多了起来，管理员已经是上海六九届的郑庆森来担任了。郑当时到汤原县城里搞来了很多的咸猪肉，于是知青们就吃上了这大块的肉，我想如果再有个大碗酒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个山寨，哪个谁谁的还能做上个山大王呢？
    还记得，有一天雪无声无息地下着就是个不肯停下来，晚上要吃个咸肉，怕缩水厉害就把一爿咸肉用砍刀剁成六大块给烀上了，郑就组织大伙儿在餐厅里读陈年旧报，这里学习挺热乎的，有的北方人还在提意见哩:这个字读错了那个音不太对的？只听到后门“咣”地一声响，有情况？菜班负责炖着肉的宋锦康赶紧地跑去打开了厨房的后门，见一高大的人影儿窜出了这个烧火间。            
    再瞅那炖肉的半圆形锅盖已掀开了一面，白乎乎的热气腾腾地冒着直冲个天花板上，宋上前一扒拉锅里，就发现少了一块大肉。他赶紧地打开门，跑去问烧火和看水房的老邢头，说是那个谁谁的，叫“陶赖昭”的来过了！听这声是个火车站名：南岔过来一点的哪个小站来着？后来才晓得是江城中学的陶志超即灯笼，东北人都叫他是“陶赖昭”的。有的人还说这南方人也怪了去了？啥名字不好取，咋取个北方的火车站名？
    陶志超中午问食堂的时永久：“晚上吃啥个菜？”说是：“炖上个咸肉哩！”灯笼今天就躺着休个头痛脑热的病假，老在炕上躺着他也觉得不太踏实的，就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这个肉该烀烂了。他想去闻点肉香味儿也好，就顾不上个冷，也不下怕个加重病症，就沿着条雪路拉开了拴着条自行车内胎的食堂后门，进了那个烧火间，伸手就推厨房门进不去，里面给插死了。
    他只好趴在烧火和厨房间那个对话的方口子里，把鼻孔对准冒出来的热气量最大处猛吸肉香味，这心情从没这么舒坦过，整个脸沉浸在雾中闻着闻着像个神仙似地。可没想到的是越闻这肚里就越饿，嘴巴里这个哈拉子是越聚越多快要淌出来了。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这个手伸进口子里去，把棉衣也脱了扔在个煤堆上，还差个一米多够不着咋整哩？哎哟！心里头哪个急哟！正在埋怨着爹娘把自个的手生得短了些，猛然想起那叉稻草的四股叉--可以延长这手臂的功能，正在夸自己咋这么聪明！脑子一热赶紧地跑回了寝室，寻了把稍窄的叉子。
    来到原地瞅着还是没个人，就将这四股叉伸进了厨房里，推开了沉重的半爿大锅盖，就往滚烫的肉锅里头“唰”地，像叉到了一条大鱼，很方便地叉走了一长条大肉。这灯笼一只手扛着个四股叉，头戴着顶花狗皮帽，人高马大的他身穿黄棉衣像个复原后的猎户，不敢像土匪那样把肉叉着背回家，怕被发现了。另一只手只好忍着巨烫拎肉臧在开怀的棉衣里，一股热气从他胸口里冉冉升起，远处看过来这路上有人腾云驾着雾，像八仙过海那个铁拐李一个模样。
    他装作没事人一个，兴冲冲地走回寝室里，正好有一值班挑水瘦精精的金志华在。这见者都有个份的，俩赶紧取来镰刀一切为二，两个人捧着大肉就又是吞又是啃上了这半生的咸肉，吃的快了些差点喘不过气来。可不敢把肉留下了，这一怕食堂的人追上门来，二怕给别人发现就剩不下啥了，这饿着的人鼻子个个特好使。说起来吃这生肉要得猪头疯的？这么死咸的还要患上个高血压呢？那是个常年的饥荒年代，人人肚里没油水身上不长个肉，啥啥都想啃上几口！管它啥高血压低血糖的？就都晓得个吃饱了才能不饿！
    说起了这个咸肉，还引出个女人和一个绰号来了。南方知青的家里条件稍好些的，父母会给子女带上一小块腌得咸咸的猪肉，让子女饿时切下一小片解决饥饿和觜馋的问题。这小块肉在困难时期太宝贵了都舍不得吃，放在屋内太热要坏，只能挂在房檐下保存的长些，每天要瞅上好几眼才放心。引得对面邻居家的那条黑狗，每天流着口水就趴在咸肉下仰望着它，真希望肉被风刮下来！
    一天，这个上海六九届的陈胜琴，无意中就发现那黑狗不在个位置上，往上一瞅这个心就一下子抽紧了！咋发现咸肉没了？她就像丢了魂似地到处找都没有。过了些时日隔壁寝室的人来告知，说某某在用钢精锅炖肉呢！好像这派头也有点太大了？肉香在四处随风弥漫着，那个时代这个嗅觉贼灵，鼻子特别地好使--当然也包括这个政治嗅觉方面的。都说她家子女多挺困难的，从没见个包裹邮过来，哪来的肉吃？后来这个丢了咸肉的陈胜琴肉痛的不行，去问哩又没个证据？不问么又不甘心！这心里头就堵得慌郁闷了好些日子，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就常叫唤：“咸肉，咸肉的！”房间里其他人听了也不舒服啊！这个肉如果在寝室里炖着，就算吃不上嘴里至少能闻到肉香气吧！大家就忿忿地天天说这咸肉的事，久之那个吃了肉的杭六中女知青，背后就被人们叫做“咸肉”了。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拿”了公家的叫拿，“拿”了私人的就叫个偷了，好像性质完全不同。当然这是私下认为的，拿到法庭上就是另一回事了，拿了公物可能还要来个从严从重呢！如果来个“一打三反”再给你加个“顶风上”的话，弄得不好来个“从严从重”就要挨枪子呢！这就是我们那个饥饿年代发生的故事。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五）说个皮鞋的事儿
    六十年代那个时光的杭州，瓦蓝的天上白云飘，满山的翠绿吐芬芳，秀丽的西湖碧水漾，艳红的桃花柳枝扬。虽说不上是个野性的原生态的，但肯定是个没有污染过的。那时候的江南没有重化工业，虽然是景色尚可，但基础建设全无。国虚年年还要瞎折腾，民穷不怕子女多，大多数人活在那个时期，就是两个字--命苦！那时想就个业参加个工作，除了个根红苗壮的好当个兵外，其余的是统统农村方向路一条。
    一九六九年我们赴黑龙江，刚离杭那会儿，明明不是什么好事儿，有的还给你戴上个大红花，敲个锣打个鼓弄得震天价响，硬是往喜事上办。套上个“知青”头衔的下乡青年们的穿着，除了还打在行李里头的那套黄棉衣是新的外，都没啥新衣衫，更没看到有知青穿双皮鞋的。那时候的杭州,国家无一分一厘的投资，百姓们少有积蓄，吃了上顿愁下顿没有个着落，一眼望去都是瘦人为主穿的都是个黑灰色，大多数人穷的“搭搭滴” --如同今日我们"鲜血凝成"的朝鲜友邦是一样一样的。那时一般的农村和小县城，都是老母亲纳个鞋底做双圆口黑布鞋，像杭州这样稍微大些的城市里，穿双黄球鞋和买的布鞋为主的，自做鞋子也就是给小孩子和“毛毛头”做几双。知青中如果有人穿上双松紧鞋或白球鞋，那是经济条件算好的了，他们就自我感觉特别地好，有点儿牛皮哄哄的意思，别的人也会多看上几眼羡慕地说，这个人穿的介(这么)“洋”的。
    黑龙江的冬天里银装素裹全是个白雪世界，东北风刮起来是“呜呜”地响，一盆水倒出去用不了一分钟就滴水成了冰。虽然东北的环境要比江南差多了，但那时候黑龙江要比浙江好不少，哈尔滨要比杭州富多了，这个怎么说呢？我想么，这富不富一是看房子造得好不好？二是看大都数人的穿戴怎么样？那时这哈尔滨和杭州比个房子，说得夸张些一个是天上一个就是地下了。你看看，哈市是高楼大厦在白云间晃动着，杭州是低矮木屋一片片。这穿戴，北方青年们穿个铮亮的靴头--就是个短帮的皮靴，棉大衣里面还有白花花的羊毛呢！南方青年么就是清一色--黑色的棉胶鞋，这个棉袄里面是连个皮毛也没有的。
    记得在一九七一年深秋的香兰农场三分场，那天我和陶志超即“灯笼”被派去艾世忠家，他儿子叫做个艾东的,如果加个"尼"字，有点儿像个意大利人的名字？他是在机耕队里干的，他老婆才十八岁丢下了两个女儿,也不知为啥原因吃了瓶农药自杀了。我们就在这个土坯房里帮忙处理这个“小媳妇”自杀的后事，入殓前俩正一人一只给她穿上那双红的新皮鞋时，只听到旁边围观的人都是个“啧、啧”声，我估摸着这“啧”字里头都是为的这双新皮鞋了，总之是有惋惜的、有羡慕的、有惊叹的。说句老实话，当时我心里也在为这双皮鞋可惜着。灯笼的心思如何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那只皮鞋他老是个穿不上去！估计是旁观者十有八九想盗墓取鞋的心思都有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揣测而已，也是不能算个数的。
    记得大约在一九七五年回杭探亲时，我因为在食堂里伙食费便宜些，便有了几十元的积蓄，表弟季康陪我去买双皮鞋。那时整个杭州也就两家皮鞋厂，还有两个门市部的。记得一家是杭州皮鞋店，另一家取名叫做个"红雷"的皮鞋店，分别是设在杭州城里“最繁华”的解放街和延安路上。我们顺道先到解放街的这爿店里，一看只有咖啡色的二孔皮鞋，有那么三、四双搁在个橱窗里。只有一双是我的尺寸，好像是八、九元一双，这约是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当时自己想买双黑的穿穿，表弟也说黑颜色的好，俩还想着俗话说的"货比三家"呢?其实当时最多也就比个两家。我们就往延安路而去，这到了店里一看，就没几双皮鞋，更没有我的尺寸了。我想想不能白跑这一趟，于是就买了一支咖啡色的皮鞋油，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再回到解放街去配双皮鞋。这来回一折腾，再到解放街这爿店里,就没有了我想要的皮鞋了。这以后有空就去这两爿店走走，说起来也是个怪了去了？一直到我的探亲假结束了，都没有我的这个尺寸。这买鞋子就这点儿讨厌，大了是不行，小了的话更是个要命，于是乎只好带着这支皮鞋油回了黑龙江。
    还记得,好像有个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预测说：“到二零零零年，中国每个人都能穿上一双皮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么多的牛和猪，也就是说没这么多牛皮来做皮鞋的。”这专家的名字我是不好说的--怕引起个吃官司的纠纷来，这打官司可是个高消费嗬！这是万万不敢奉陪的，这些费用如果省下来的话，还能买不少的皮鞋呢！你看看现在自己有几双皮鞋？老婆皮鞋肯定还要多些，更不要说女儿乱七八糟堆在那里的皮鞋了--有些成灾的味道了。看来么这些专家的话也是要打个折扣的，不能够全信的。
    现在杭州城里大大小小各种店里的各种皮鞋，有高腰的、低帮的、棉的、凉的真是个应有尽有，看的人都眼花缭乱的，每家店都在向顾客陪着笑脸搞啥促销的，只要有钱是随便的买，或许还会送给你一支皮鞋油呢！时间就这么不经意地过去了四十几年，现在自己连上个水污横流的农贸市场里也穿双皮鞋的，在下雨天也是皮鞋当了个雨靴的，看来这生活是真的好起来了。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六)“老木壳儿”的艳遇
    现在中国也开始这个人性化了，今天说起了这个性压抑的事，老底子是说不来不能说的，说是啥“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还是啥说不清？但当时三分场里的“无产阶级”们生伢儿也没落后资产阶级多少？这个事情是明摆着的，农场上头么只晓得叫你们干活，让你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还就喜欢搞点儿大批判和搞些“一打三反”运动啥的？这说起来还都是一套一套的，把知青们说得是个一楞一楞的，要把你们的神经都弄得个紧绷绷的。这有关性和生理方面这种事是从来不管的，当然他们也没这方面的知识不会管也管不了，知青们在这个方面压抑得久了难免要弄出些事来，这不就出事了么！
    记得有一年的有一天，应该是个初夏的日子，万物都开始复苏了的季节，这是黑龙江各种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光。三连杭九中的“老木壳儿”，穿件像劳动布一样的两用衫，背着个上海产那时最流行的，灰色人造革的“马桶包”，穿了条像圆规似的细腿裤，外出去办个事。说他“老”，其实也就是读个初三而已，我们三分里还有个杭六中初一的，“小木壳儿”哩！这主要是叫起来有个区分罢了，小木壳儿的事下回也会谈到的。这 个“老木壳儿” 到了香兰火车站，一瞅已没个车好上佳木斯了，不是说有困难找领导么，他竟然就进了个“闲人免进”的站长室里，找到火车站值班的白站长，说他办的事有多么地紧急，今天办不成是要出大事情的，说得个天花乱坠像个特工似的，要站长立即帮助解决。这白站长是听的云里雾里的？瞅他这穿戴同别人还不大一样的，有点儿特殊？暗暗思来想去此人有点儿小来头的？随接还真的就来了个特事特办，给即将路过的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个紧急的红灯，让停了一分钟给他上了车--就如现在的“和谐号”动车停站都是一分钟一个样。要晓得让国际间的列车停在香兰的这个四等小站里头，这对于世居香兰这个小镇的民众来说呢！起码是个闻所未闻的大事，差不多有点儿哪个划时代的意思！
    他在佳木斯办好事回来时天已黑沉沉了，回农场可没个车了，咋整哩？这不！想想今儿个办的事都挺顺溜，特别值得夸耀的是，在国际列车上见了几个老毛子的美女，个个都身影婀娜多姿，这眼神儿顾盼流离着。这心里头就是个兴奋，脸上都有些潮红了，还时不时地咽下点儿小口水，他就有了这一丝丝的牵挂了？今夜这小子就喜孜孜地夜宿在农场的香兰镇办事处里了。可招待所里今儿个还停了电，老木壳跟着所里的人借着个手电亮光进房一看，里头也就一铺小炕男女和衣而睡的，还有个人靠着个北墙睡熟了，从昏暗的房间里瞅过去，哟！这身形儿有点儿眼熟的，就像列车上的俄罗斯美女？明显地是个错落有致的妙龄女子么，可瞅不着个小脸儿？这个夜已经实在是太深了，连平时喜爱吠叫的狗们也熟睡过去了，周边显得个静悄悄的。老木壳上了炕靠南墙根躺下睡了，闻着个身旁(就差了两个铺位)异性的气息，就是个睡不踏实，这气味儿咋就这么好闻呢？还近在咫尺的一伸手就可触及的，有点熬不住了就要把个手伸过去的冲动，他就寻思咋对付过去呢？只好默默地数数来把持住，再把持住！都数到个十万的大数目了，咋还是个不中哩？他这个心还是静不下来了，像要个蹦出胸膛来，实在是撑不住了？于是他这个身子就像被慢慢地吸过去了--不是常说个异性相吸吗？看来这还是真的哩！他这一夜的经历是前所未有的，时间么也过去的太久太久，似乎一下子这人就老了许多像患上了帕金斯症，待续微抖着的手还是要去解那个女的衣扣，那个二分场的杭州女知青，可能是太累了睡觉还挺沉的， 黑暗中瞅不清楚咋整哩！他只好凭着自个儿的手还算细巧灵活的--他这是有点儿遗传的，他老爸是个丝织厂里缫丝出生的！摸索着先解开了姑娘的两用衫了，要直接去对付这个极薄的胸衣，恐怕这个难度有点儿太大了？但他在心里头默默地背诵着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他有时间有信心有能力去克服她！此时这个情形还有个小诗儿为证噢！“今宿香兰办，长夜不觉晓，处处闻异香，心中挠痒痒！”这老木壳儿工夫贼啦细，慢慢地就把她的上身算是彻底地暴露在了个暗夜中，这就有点儿像个上海航空公司了，简称么就叫上个"上空"的。木壳儿瞅不太清楚！这个心是哪个急哟！他这个手哆哆嗦嗦地碰着这么嫩的皮肤，咋就这么滑溜溜的？自从个娘肚里出来，有了些对异性的感觉这还是头一次亲历噢！哟？这个手感那是真的相当好！心跳在加速着麻酥酥地像个小触电，寻思着把劲儿稍微加大了一点点，就弄醒了那个她了。这一惊就非同个小可，这姑娘觉着胸前都空荡荡的，怀敞开着整个地都被他给“解放”了，她两手赶紧本能地往胸口上一捂，还不是“嚎”地一声！随着这凄厉的鬼哭狼嚎，这老木壳儿就被办事处的人来了个人赃俱获了！其实依我看这个办事处也是有问题的，你看嗬！这炕咋不用个木板给隔开呢？这烈火干柴的咋好放置在一起！还从来没见过个办事处是这么来“办事”的！这不，害得我们知青又犯事了不是？但至少说明他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虽然个子不大但可以肯定是没有这方面毛病的！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早上就给场部公安局里值班的打了个电话，一五一十就汇报了此事。局里头就到车队里弄了部卡车，把他和那个“人证”和受害者押回到了场部，这一来又让他省下了三角钱的长途汽车票了，你们说他运不运气？在局子办公室里问了他个家庭成份啊！年龄啦！什么动机啥的？后让他在“小号”里头呆了两个多钟头，等局长开好个会来上班了，经请示了以后，也到了个该吃午饭的时间了，他们就没留下他吃上个饭，让他给走了。        

    事后，老木壳儿那个白白净净的同学谢浩军问他咋那么冲动哩？木壳儿自嘲地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都躺在一条热炕上了，还漆黑的连个灯也没点，肯定是心如一团乱麻，你去试试看，可能反应比我都要厉害的多呢？”哎哟我的妈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小子还有个理了！后来他同校的王钟炎即“王炮天”，为了这事儿就经常地取笑他。有一次在刨宿舍门前的小冰山，还有几个女知青邢慈娟刘玲飞和徐敏他们在一起干活的，王炮天又嘻笑着喉咙蛮响地，说起了这老木壳儿的这个"往事"和小"艳福"来了。他就觉着在女人们身旁彻底没了个面子了，气得个不行就闷声不响地举起个镐头往王头顶上刨去了，王正朝着个女人多的那一方拉上了个话正唠上个嗑呢！突如其来的一股小风儿闪过来他觉得不对，头刚一躲开，这镐头就落在了他的手臂上了，顿时肌肉翻开鲜血直流，几个女的还不花容儿失色蒙上个双眼儿，来了个好几声的尖叫！王赶紧地跑到医务室里去自救了，幸亏他两个脚还能够动弹的--还能请上王大夫来个清创缝针了。   

    这木壳儿家里的成份倒蛮好的，老爸是“杭丝联”的造反派小头头，这天下的“长毛”(太平天国造反的)都是个一家亲的，所以他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就没人再来说起这个事儿了。看起来还是我要有事体的，这不，又陈年翻上个臭屁了？我后来想，谁年轻时没做过傻事蠢事呢？你说对不！不过他做的这事儿，已是个犯罪的边缘了，倒确实是有点儿过了！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七)怪病多多
    三分场里杭州、上海和哈尔滨的老知青们，有门道的上学当兵和病退了，往南方农村弄个电机啥的落个户和嫁人的也走了些，调往场部和各分场寻到好的岗位也迁走些，再加上些死去的，老知青留下的真是不多了。于是这新的人就源源不断地补充着，当时中国好像什么都缺，唯独最不缺人了。
    约一九七五年的初冬。灰蒙蒙的天上飘下来大朵大朵的雪花儿，冰冷的风吹过来阴飕飕的，大伙儿都像甲鱼似的把脖子缩了进去的时光，三分场里又来了上百个哈尔滨动力区的小青年，是哈市亚麻厂和锅炉厂的子女们，他们的父辈在东北农学院迁到香兰农场时做过工宣队员的，晓得在香兰能吃上个大米饭的，他们好像是七四届还是七五届的？来食堂里吃饭时看上去个个是象牙色的脸白白的，这小手伸出来像萝卜丝细细长长的，叽叽喳喳说笑着挺兴奋的样子。按金道木连长的说法是，这些小知识青年们：“那真是个贼嫩哟！这小脸儿都能捏出个水来的。”这就是香兰农场接收的最后一批下乡知青了。
    这些小青年来到了三分场里没有几天，也许是吃不惯这乡下的饭菜饮食？还可能是喝不惯这个农村里的深井水？还是这个水土的不服？有一个少女就不停地长肉发胖，饭也不敢吃了光喝点儿水，到粮站里去上个磅秤，总见这个秤砣还是在往上翘，每天看着满身白花花的肥肉，她就哭哭啼啼的。下工回场她就找别人去打上个蓝球和羽毛球，弄得浑身的汗都稀稀湿的。还要去拽那挺沉的杠铃，去玩那些男人们的力量游戏，就想减掉些肥膘也好浑身轻松一些。照上个小镜子时，看到眼前像发得很好的，如白面馒头鼓囊囊的脸，她就止不住地泪如泉涌，这青春期的少女，这个肥这个胖是最最忌讳和害怕了。又过去了这挠人心肺的两个月，她这个肉还是日增夜升“蹭蹭”地长着，这样就不停地打破着自身体重的记录。看着这像胡萝卜一样粗的手指，这大象样的粗腿，摸着像戴上个大号救生圈一样的腰，她就没有个好的心情，这整天整宿都是个愁容满面的。

    再来说那个四连的养猪班班长“傻二糊”有点意思的，他就日里头寻思夜里琢磨着，如果这栏里养育着的猪，能够像这小青年就光喝点水，还能长上个膘那该多好哇！这能给场子里省下多少的伺料来啊？一只猪每天省个八两，一百头每月…这一年呢？哎哟！哎哟我的妈呀！这都算不过来了！他这个脑细胞就兴奋得异常--照现儿个说起来，如果这个东西弄成功了，它这个科技含量还是蛮蛮高的，于是乎他就脑筋也不再动一动，就想去小女知青的寝室里头取上个经：是咋地？不吃上个粮食，光喝点水就能长上个膘的秘笈？这事儿后来就被四连刘才连长给制止了：“你这也太缺个德了！是真的缺心眼儿？还是扯淡一顶仨！”我估摸着，这个胖少女她晚上做梦都要吓醒好几回哩！还没出仨月，她就因突然肥胖而病退到哈尔滨了，这大概是香兰农场知青中最快的返城了吧？不知这做爹娘的看到这一个女儿下乡去，回家时这个体重几乎变成了俩闺女，是喜呢？还是个忧？ 不知她回哈后，这个怪病治好了吗？
    后来我们食堂里也调进两个哈尔滨小青年，男的个儿挺高鼻梁也直眼睛很大，长得也精神叫翟胜利。女的哩，个矮体胖大家就叫她小胖了。小翟来了没多久，常见他捧上个大碗坐下就吃上了，这伙房里头虽然吃得东西不咋地，但总归是有的。他干起活来好像没啥劲儿，要扛个麻袋啥的重活还要我们这些“老人”们上。反正他上了班就是个吃，同他谈了几次话：“你老是这样，对食堂外头的人印象不太好的！”他说：“是的，也知道自个的毛病，但就是改不掉。”小胖就经常帮他干个活，还时常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小翟。但这小子就觉得肚子里空空的，就老想着用食物来填充上，而且他老是吃，这个人还不会胖起来。后来他的眼珠子倒吃得有点儿凸了出来，于是坐上了拉粮的马车，小胖陪同到场部医院，又是化验又是个拍片的，说没啥大不了的毛病！后来他回老家上哈尔滨省级的医院里查了，才查出个甲状腺病来也搞了个病退了。翟终于“胜利”地走了，只见个小胖暗自落着个泪。
    这病退的哈尔滨俩小青年也有意思的，一个吃煞了就是不胖，一个不吃也肥得个惊人，那个年头这怪病也挺多的，这事儿也不知是咋整地？

三分场的故事(四十八)压抑与禁锢
    先来说说三分场知青这生理方面的性压抑和被禁锢的事，我经常地寻思？为啥一说起这种话题儿，年青人就是个打不住呢？咋还容易来上了劲儿呢？哎，这是为啥呢？
    记得有一天，四连几个哈尔滨知青，正天南海北地白唬着，抽着个香烟一支烟差不多烧光了，又在烟屁股上接上一支，不肯扔掉这个烟蒂头的。他们今儿个高兴都畅所欲言地打开了这个话匣子的开关了，先谈起党和中央政府的这个“政治”问题，啥林彪江青的，十大元帅倒了几个？等等。后来就很现实地说起三分场里出工时，这个男的是望过去黑压压的一片，混在里头女的就没剩下几个了。反正是说起这个迫在眉睫的事儿，总之是越说越是兴奋，好像马上就能讨论出个寻找对象上的良策啦！这嗑就唠个不停了，都吞着个云吐着雾，满屋子都烟雾弥漫着，瞅着都个个满脸儿放光亢奋着。这时间就像在田径场上赛跑的计时器“卡，卡，卡”地走得好快！这么一来香烟就抽完了，咋整哩？要买可来不及了，都在个兴头上呢？男人们要吹上个牛没这个香烟助兴可不中！于是就去翻看几个邻床的有没有？这一翻找烟是没寻着，就从枕头套里头模出个用纸包好软绵绵的东西来，拆开一瞅是个橡皮样的玩意儿。用手拉拉还会长起来，闻着呢还有点儿腥臊味儿？那时上头提倡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的理解是这个苦里头就包含着不怕脏，这种思想每天都灌输后，所以么知青们对这个脏是无所谓的，就用这个嘴去吹起那个橡胶来，吹大了后还挺好的像个大白汽球的。别人再抢过去吹个更大的，都吹得个不亦乐乎。那时知青们正是个爱玩的年纪，吃完饭睡足了这满身的力气都没处使呢？当时也没啥好玩的活动，都寻思着啥东西这么好玩呢？都吹得像个篮球的大小了也不会破？嗑也不唠了，烟也抽不了，干脆都做起个运动来了--照现在的说法是，“有点儿时尚的”！这里正是这个热气球越来越大的时候，正好来了个喂牛的老王头来寻找人，见了这么大的泡泡也在称着个奇。这鼓着个腮帮子正在劲吹的人了，猛一见屋外来了个人？这一分神儿就接不上这个气了，没捏住这个橡胶口子，泡泡儿就在空中打了个转儿瘪了落了地。老王头捡过去一瞅，张大个嘴大惊道：“哎哟！哎哟我的妈呀！这，这可是个避孕套啊！哎懂不懂啊？哪儿整来的？”这还了得！有了情况赶紧地报告了连长。连里立马就让这小子停了手头的活儿，赶紧地让他回寝室里开个现场会，这赶牛车的小青年平时里像开个“热特儿”一样还蛮神气的，刚在宿舍自个的床上坐下，看周边的人个个瞪眼瞅着他，就知道坏了事了！看到自个儿已经翻开的枕头套，吓得小脸儿“刷”地就煞白了。刘才连长指着橡皮问：“咋回事？啊！干过啥坏事不？”答：“没！没！怕，怕晚上跑马(遗精)才戴上这玩意了，这是探亲时从哈尔滨家里带来的，没处搞这东西，所以不敢扔掉留着要用的。”那几个吹气球的现在都晓得了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还不“呸呸”地吐着个口水，一面赶紧地拿起个口杯，刷起了大牙--来了个口腔紧急地保洁！还喃喃着:“哎哟！哎哟我的妈呀！原来是这个破玩意儿！这，这不倒了个雪霉了？”        -
    还记得二连有个上海的“阿四头”印象较深的，那时就戴个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儿--有点儿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鸠山的，脸有些像长瓜--就是上海人说的“夜开花”，看上去眼皮倒是欧美式的至少有三四层。他说话口齿不大清的，身材倒是挺细高的--像根竹竿似地晃过来飘过去。那时人胖的极少，所以这超了修长的界线也就不太好看，用上海话说起他是“卖相勿大好的”，也就是说这个相貌不咋地！他女人的活儿也就是这个“女工”倒贼好的，什么缝缝补补、洗洗刷刷、打个毛线啥的都会做，要照顾个人也是挺周到的。三分场里知青男女比例失调严重，男知青有的样子蛮好的也找不上个对象，这“阿四头”要找个女朋友连说说都是不敢的，像他么就只能停留在自个每晚的梦里了，这青年人性压抑太久了就很容易出事的。

    黑龙江的春天来临了，雨天多起来了。有那么风吹雨打的一天夜里，这春雨连续拍打在窗户上，弄得个“阿四头”心里很是个烦燥，就是个睡不着，他脑子里就想的都是以前偶然看到的“红楼梦”里头男欢女爱的一些情景，于是自己脱得个精光了，没地方尝上这个滋味儿，就爬上了一个男知青的身上，可能还不止一次。于是他就被抓走了，后来还判了刑在汤原县监狱服着个刑。三分场这么乱的一个地方，被判了刑的知青却只有一人，当然现在这个是算个毛病的，是不用判罪的。说是啥性取项不同罢了？“阿四头”现在何方？生活还好吗？娶上个老婆了吗？后来答案是有了: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上海知青四十周年聚会时，有人看到了阿四头，个头好像一下子缩了不老少，听说在上海吃着个低保，还算好的总比在黑龙江汤原县生活要强些吧？
    在三分场的日子里，这上头有关性方面的事情，都同党和国家的大事一样全是保着个密，都是个说不来不能说的！这知识青年们都蒙昧无知的能懂得个啥？你说是不？

总算浏览了一遍。章文辛苦了。

李再林 发表于 2015-12-12 09:05
总算浏览了一遍。章文辛苦了。

谢谢再林兄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