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连队

南北两边安床铺，火炉放在屋中间。      岸上有人堆木头，一堆一堆摞成山。
床面厚厚铺羊草，全屋能容四十人。      等到上冻爬犁来，运下山去建新房。

冬天到了，两栋新房中，一栋住着二十几名赶爬犁人员。他们今天在山上，明天在山下。腊月三十，连里派专人烧炉子，整理卫生。辛苦一天的爬犁工回到山上，又冻又饿，筋疲力尽，无心过年。他们早早回到屋里，脱掉棉鞋，掏出靰鞡草，放到炉边烤。人们衣服都不脱，往铺上一躺，再用皮大衣往身上、头上一蒙，很快睡过去了。炉火烧得旺，屋内温度高。晚九点左右，烧炉工见屋里人都睡着了，觉得没意思，就顺手往炉子里填块大木头，然后去伙房玩了。
炊事员正在连夜包饺子，他玩了一会，又回来了。可进门一看，炉子已烧红半截，烤着了旁边的乌拉草，棉鞋、地上的草沫子。他马上跑到食堂和另一栋房叫人救火。等人们赶来时，火着大了，火势凶猛。黑烟、火舌从门口猛向外蹿，人们无法靠近。连里组织人用铁镐在屋顶猛刨，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洞。黑烟紧接着从洞口蹿出来，既看不到屋里，也无法救人，人们心急火燎。
屋里边叫声常凄惨，爬犁工无法逃出。个别挣扎着爬出来的，满身像火球，眉毛、头发全烧光了；鼻、脸、手都烧焦了。当时屋顶上救火的人太多，屋顶最后压坍了。屋内的23位战友，就这样全都烧死了。

                  烧荒 burning wildland
1958年5月初，大地上的雪化得差不多了。齐胸高的小叶樟草，被厚厚的积雪压了一冬，都趴在一层压一层的老草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像翻着金浪的大海。
队里接到农场通知，准备烧荒，每人准备一根带梢的树条子，用来打火。防止跑荒。这天天晴，风力二三级，东北风，正是理想的天气。队里提前开早饭，每人带两个窝窝头出发了。全队二百多人一字长蛇阵排在头道岗的防火道前。张队长高喊一声：“点火！”大伙抢着点火，顿时火光冲天。野火烧起来，温度升高，风速加大。
火借风势，风仗火威，火苗蹿起来有几丈高。大伙猛地往后闪，又烤又呛。风推火势，向南奔去。火带越烧越宽，瞬间成一片火海。远处的野鸡、野鸭，狍子、野猪，飞的飞，跑的跑，急着逃命。二百多号人一窝蜂的跟着火跑。

脚下没有路，一会水，一会冰，一会塔头一会坑，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赶。我们哪能跟上火烧的速度，时间不长，已经看不见火头了。地平线上全是浓烟，偶尔能看见浓烟中窜出的火苗，隐约听见噼啪的着火声，烟、火弥漫天空。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烧了多远，反正四周都是烧焦还冒着烟的草灰。二百多人撒在无边的荒原上，稀稀拉拉的相互看不见。我和两个人漫无目的往前走。抬头看太阳，该是中午了。摸摸挂包里的窝头，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更难受的是地上全是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明知那些冒烟的草堆跑不了荒，我们还是用树条子去拨弄。
突然间，发现水泡子中冒烟的草堆里有几个圆圆的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一窝已经烧熟的野鸭蛋。我们高兴得一边吃野鸭蛋，一边继续拨弄草堆。只要冒烟的地方都扒。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扒出三四十个野鸭蛋，算是烧荒的意外收获。

下面是我连老职工郑源贵的文章：
             救命鱼  saviour fish
1960年是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也是最严重的一年。那时我在八五O四分场2队当统计，全连的人除老弱病残，都吃大食堂，每月每人交元6钱。农业受灾，口粮标准降至每月职工18斤，家属15斤。那时机械化程度低，冬天净干些脱谷、排水的重体力活。那点粮食哪够吃啊！粮少瓜菜代，可那时连菜也没有啊！于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后来分场推广了一些办法：一是“增量法”，就是在蒸发糕的时候，和面时多加水。蒸出的发糕稀溜溜的，手拿不住得用碗盛。二是代食品，就是把豆秸、玉米核用大铁锅烘干，再用碾子碾碎，用箩筛，要底下的细草粉，掺入玉米面蒸窝窝头吃。
再就是把玉米叶子放入大铁锅里，加上水，放入火碱烧火煮。反复煮几遍后用豆腐包布过滤，过滤下来的东西称为淀粉，实际上是些虫类分泌物和草末，掺到玉米面里蒸窝头。还有榆树钱等，吃这些代食品，把肚子撑大了，脸吃胖了—肿了！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后来连队有几个老头，他们都是小木河来的，会用冬网打鱼。他们建议大家打鱼吃，得到队长张润昌和指导员赵文学的支持，并责成副队长王大个专门负责。
没有网线，几个老头就起早贪晚的用线麻纺成麻线，不到半个月织了三片大拉网，连起来有20米长。他们又自制了走钩、扭矛、冰崩子。网结好后，几个老头赶着马爬犁拉着鱼网来到西大泡子，用冰穿凿了两溜冰窟窿，下了网还招来不少看热闹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头一网就打了20多麻袋泥鳅鱼，里面还有蛤蟆和老头鱼，可把几个老头乐坏了。他们挑了一些大个的老头鱼，放些盐，用 铁桶煮起来，美美的吃了一顿鱼餐，庆贺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然后哼着京剧，高高兴兴的赶着马爬犁把鱼送到食堂。
从此食堂用鱼代替了代食品，一些人吃胖了，一些人吃瘦了—消肿了。这样天天打鱼，食堂吃不完。队领导顾全大局，就向分场上交了一些。

1961年春天，2队南面的草甸子冰中午化冻后，就有一窝一窝的老头鱼。人们正好利用午休时间，全家齐上阵，拿着水桶、笊篱，一中午家家都能捞一桶鱼，成为各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吃了一冬一春的老头鱼，使人们安全的度过了灾荒年。人们感叹的说“天无绝人之路，多亏救命鱼啊！”                                    
我的一个战友在二分场5队，他给我讲了当年在七虎林河钓鱼、舀鱼的故事：
我没事常去河里钓鱼。那时钓鱼没有现在这么费劲、这么讲究。一根鱼线上拴两个鱼钩，加上一个铁螺母。鱼钩放上蚯蚓，往河里一甩，把鱼线绕在河边的蒲棒草上就行了。等鱼咬钩时，草就会晃动起来，钓上来的鱼都是半斤左右，也有一二斤的。那时河里鱼特别多，一个人管两副钩都忙不过来。这边的鱼还没摘完，那边鱼又咬钩了，每回拽上来都是两条鱼，一个多小时就钓到一水桶。
当地老乡有个说法，叫“七上八下”，就是说那七虎林河的鱼每到阴历八月，就成批的往下游去，回乌苏里江过冬。此时正是别亮子捕鱼的好时节。先用胳膊粗的柞树或桦树条子把河拦起来，只留一个小口，做一个鱼能进不能出的机关。口子下边再用树条子围上一个直径大约两米的鱼仓，旁边搭上跳板，等下鱼时人站在跳板上用抄罗网从鱼仓里往外舀鱼。

鱼群回江分批分次，全是同一种类。一次我到鱼亮子后，正赶上下来一群狗鱼。狗鱼属食肉性冷水鱼，专吃小鱼，长二尺余，银白色带蓝星点，是从前驻扎此地的日本兵最爱吃的。我这次可真开眼了，10多米宽的河面，鱼群黑压压一大片，挤挤擦擦向亮子涌来。河面上搅起片片水花，亮子跟前不断闪烁着狗鱼撞到木杆后折回时出现的银光。
3个小伙子换班站在跳板上往外舀鱼。那鱼大的有十来斤，小的也有二三斤。小伙子光着膀子，早已累的汗流浃背了。亮子挡住了鱼群的归路，归心急切，纷纷用足力气从水中蹿出来，飞得高的从高出水面两米的木杆顶上飞过去，十分壮观。
飞得不够高的撞在木杆上又掉进水里，落到别的鱼脊上，劈啪直响，眼睛突出，像似生着怒气的样子。看亮子的老孙说：“这鱼可真够厚的，再加一个人也舀不过来。”

正说话间，只见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朝我们飞来，我赶紧一闪，那东西砰地一声掉在地上。我回头一看，是一条七八斤重的大狗鱼。两个人用力将鱼按住，老孙拍拍鱼头说：“乖乖，你可是找错方向了。”据说鱼蹿到岸上是常有的事，不过只有狗鱼和鲤鱼有这本事，鲶鱼和嘎牙子没这个能耐。
我后来听说这次鱼亮子捞到一千多斤狗鱼。我们回队的当天晚上，亮子终于被鱼群拱开，全都游走了。我真有幸，见到狗鱼蹿亮子的景观，以后这种景观永远也看不到了。
我对北大荒的鱼有种特殊的感情。之所以特殊，一是感激，是它们在创业最艰苦的时期为我们度过难关出过力，在大灾之年救过我们的命。二是愧疚，因为那年月几乎把七虎林河和所有的水泡子都翻个底朝天，把鱼爷鱼爹鱼孙子差不多吃光了，打那以后河里再也见不到多少鱼了。
千年荒原被人为的开垦殆尽，原始生态破坏掉，鱼虾只能游向伊曼河，鸟兽飞走锡霍特山了。

下面是我连上海知青赵武军的文章：
          北大荒，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四十年的光阴，在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上，好似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转眼的瞬间。
四十年前，我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各大城市，包括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回族、满族等各个民族的城市知识青年，曾经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奔赴北大荒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并在这里生活、奋斗和付出，我们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热爱着曾经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只要一说起东北农垦总局八五〇农场2队，一说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六团3连，我们就会浮想联翩，并油然而生敬意。
北大荒，八五〇，三十六团，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魂牵梦绕、终身难忘的地方。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都会以曾经是一名在北大荒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兵团战士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无论时空变迁，斗换星移，沧海桑田，我们已经把北大荒、把八五〇、把三十六团，永远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心间。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那尘封的历史，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刻骨铭心的岁月和那些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往事吧！

                  满怀理想  告别家乡   
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声嘶鸣和站台上一面面腊腊飘展的红旗，随着送行人们一阵阵如潮般舞动的双手和一遍遍嘶声力竭的哭声与呐喊声，我们踏上了奔赴北大荒的漫漫征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似水年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远大抱负。正值含苞待放的豆蔻年华，我们打点行装，毅然告别大城市，告别亲人，来到了北大荒。从此，“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从此，我们的命运就和北大荒、八五〇、三十六团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能畏缩，只有奋进；不能后退，只有前进。要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当年是吵着、闹着才争取来到北大荒的。其中，李蓓芬和王佩琨两位甚至是写了血书后才获准来到北大荒，陈丽娟是担心上海不批准而又直接来到哈尔滨兵团司令部争取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时才刚刚十六、七岁，少年时吟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 ，那稚嫩的歌声，仿佛昨天还回响在我们的耳畔。那时的我们，其实都还是天真烂漫、风华正茂的孩子呢！
火车站上，告别家乡、告别亲朋好友的情景，至今依然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