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我的1966》

李再林 发表于 2019-3-17 16:22
1966年4月17日
       个人主义的毒害是最危险的腐蚀剂，它曾经夺去多少人的精神生命，使他们成为苟安于己 ...

其实个人主义是经常存在的，只是表现得形式不同。

大哥不但诗词歌赋堪称一奇，日记也是知青中第一。我大哥的一生坚持点赞！

园林 发表于 2019-4-1 19:24
大哥不但诗词歌赋堪称一奇，日记也是知青中第一。我大哥的一生坚持点赞！

谢谢园林的关注。

（续）
       后来老师找俊太谈了一次话，谈崩了。俊太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当天晚上我和洪箴到他那了解了问题的全过程。俊太由于太激动，（也许没有想到问题会如此严重）只记录了十几个问题。我们对俊太的自由主义给予了批判：不应该把同学们议论宋占霞在班级中的影响说出来，尤其是说出“必交宋占霞才能入团”的话。尽管说这些话的目的在于说明宋占霞的地位，但不能不使人怀疑你是否认为自己入团了就敢于批评宋占霞，而没有入团前则是一团和气。刘老师认为俊太在会议上的批评宋占霞的话有不当之嫌，并对俊太以不堪入耳的讥讽。我们意识到，刘老师可能通过对俊太问题的扩大冲淡或取代目前班级中对宋占霞和郭忠记的批评。
      这些问题除张雪冰曾对学校提出或想提出报告，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外在因素能使班级的矛盾向解决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诉，班级矛盾的两大侧面的基本线索已经清楚了。一个侧面是宋占霞、郭忠记和刘老师，另一个侧面就是大部分同学，涉及到俊太本人。这两个侧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有着很长的根源，必须经过一场严肃的斗争才能解决。
      现在就谈一谈第二个问题：郭忠记的错误。
      我这里谈的郭忠记的错误不是他在历史观点上的错误，也不是生活中的非原则性的错误，这些我都不想谈。我要谈的是他的思想错误，认识错误。
       郭忠记同学一向喜欢古文，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因为喜好古文而忽视了今天的东西势必要产生思想上的错误的。他在数学课堂公然出走，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他个人主义升学唯一思想的小小暴露而已。但这还看不出郭忠记的确有严重的错误，他真正暴露自己还是听了同学的批评之后写了长达几千字的所谓“检讨”里所体现的。
      郭忠记的检讨是怎样写成的呢？据他自己说是写了一个通宵，在这个通宵之前因为酝酿要写“思想斗争激烈”竟然呼呼睡去。但不管怎样，还是写成了。然而，人们不看则已，一看这所谓的“检讨”哪里看得出郭忠记是有错误的呢？没有人不认为郭忠记笔法之高，也正因此，他的思想也就暴露的无遗了。
（待续）

大哥在学校就是觉悟很高的人，点赞！

园林 发表于 2019-4-3 08:39
大哥在学校就是觉悟很高的人，点赞！

这些拿来是供大家反省批判的，现在看来幼稚、浮浅、强加于人、机械牵强，但愿我的同学们看后一笑了之。

（续）
       首先他用了使人听起来并不舒服的语言表示了一通心情的沉痛，并借以对给他提意见的人表示不满，什么“亲爱”的词也上来了；其次，他大谈了一通自己如何爱古文，爱历史，看古文，看历史，尽管他说并非炫耀自己（其实这是不足道的）可丝毫看不出他是无条件的爱那些东西，还是运用了毛主席批评吸收的武器；联系其平时，完全可以肯定他对古人的崇拜对今人的鄙视又暴露出来了。这些也许如其所言是认识的问题，可他是否对过去有所批判呢？上帝啊，根本就看不出这样的字样，于是人们就不能不发问这种自我暴露是什么意思？
     上面所说还不是郭忠记检讨的正文，正文之上言及的竟全是一种辩护，为自己的行动找根据，那口气之强硬，真是如其所言检讨是太“冤枉“了，因此也太“沉痛“了。
     但这些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
     他在正文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是非常荒谬的，其中尤其是对中学生的任务、怎样才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怎样成为“一个有高深文化科学知识的人”的问题有很多错误观念。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他学习的知识应该而且必须是全面合格的，而不是有的科目合格，有的可以不合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无论被党分配到何处，都能发挥作用，才能叫做“一颗红心“做到了“两种准备”。因此产生偏科，不重视一些科目的学习，这本身就不是革命的态度。
      然而郭忠记不但不认识这一点，反而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什么老师引导同学们把高中阶段的课程做一完整的复习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教育局的指示（我们不知道教育局是如何指示的）认为学完了就完了，不应全面地复习，因为这样他复习历史的时间就少了，他也就不能不公然走出课堂。
      这不是升学唯一是什么？不是个人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呢？
      为着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举了一个可笑的例子，说什么“难道五六年以后还要进行高中毕业考试吗？ ”来证明今天就要进行毕业考试，这样对付过去好安心的看他的历史与古文，攻他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然归处——大学。个人主义的流露，甚至不伦不类的比喻真的使人吃惊。他忘了我们的学习任务是学好基础知识，毕业前必须一切学科都要毕业，这样才能在将来的专业上为专一打下基础。当你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时再进行高中考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用高中的基础在某一个专业上取得了特长，已经没有什么分配到和本专业不符的地方的可能。我们现在是高中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被党分配到专业上去，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没有看到这种区别，打出这种比方为自己辩解，岂不是强词夺理吗？

（续）
       郭忠记认为只有上大学才能成为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因为他还不是个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因此他要争取成为。怎么争取呢？那就是上大学。这的确说出了真心话，道出了一系列事实的本质，告诉人们他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没必要的。
       可是他们所说的成为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的知识多少绝不是看他读过多少书，而在于他有怎样的实践。谁能说我们的劳动人民没有知识呢？高深的知识是在大学里学呢还是在斗争中学，这是显然的两种认识论，郭忠记恰恰想钻进“惟有读书高”的路子，这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人，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分配。不顾中学的双重任务，不掌握一个中学生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孜孜以求大学之门，这是我们要反对的。妄想打着成为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旗号而不服从党的需要，不是一个共青团员的作为，也不是今天的青年人所应做的。
      在郭忠记的检讨里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一一重述的，仅仅上面所说的那些就足以看出所谓的“检讨”是什么东西了。显然是郭忠记错误的大暴露，也是他向全体同学的挑战。
       关于这一点从郭忠记平时的表现也是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的：
       他公开声称上课睡觉，晚上看书。他就这样做了，平均每天有两堂课以上是打瞌睡的；他虽没有离开过物理课堂，可是看不出有任何主动性，除了睡觉，很少看他干别的；而且对于同学对他的检讨的批评，没有任何反应。
      以上就是对郭忠记错误的一点剖析，实际还不仅如此，不能一一赘述了。
      第三问题我对宋占霞的认识。
      我对宋占霞接触不多，也不太了解，但通过三年来的各种活动也有点不成熟的印象，觉着这个人工作有些只凭感情，尤其是高三以来有些只抓学习不热心工作的样子了。特别和一些同学谈话他们大多对宋占霞有意见。尽管这些意见有些未必是正确的，也使我感到这种人的人生观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她对“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总是犹犹豫豫，态度不像个青年人，我一直感到她的学习目的是可能不正确的。
      在上次班会上宋占霞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郭忠记颇像。为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她对我们的学习任务也是不明确。她说现在复习的数学是过去学习的，都忘了，跟不上，因此就不能跟着大家复习，只有干别的了。这种说法使我感到不仅是不明确，而且有类似郭忠记的升学唯一的思想在作怪了。既然不是记得很清楚了，而且还跟不上，那就是得想法补上，这才是革命者的态度。为什么不会反而不赶，却把它当作干别的理由呢？不是从根本上不喜欢理科，认为是种累赘，才会产生这种理由吧？知道数学学习不好，不在这即将毕业之时补上，那所说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又怎么解释呢？只把它当口号，而脑子里只有大学，作为一个干部来说是不配的，也就难怪都有意见了。
（待续）

（续）
        第四个问题是对老师的几点意见。
        老师常说谁没有一定升学唯一的思想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谁都有点升学唯一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都有点个人主义思想，这样来衡量我们在党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怎么能使我们同意呢？升学唯一的人是有的，上面所举的就是事实，但说是全部是不妥的，而且这种言论一经传遍，就助长了那些升学唯一的人，使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在革命的道路上越拉越远，这和革命化是对立的。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班级工作之所以这么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刘老师不相信群众所致。
      刘老师不仅实际上这样做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他不能够相信大家，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说革命化他是不相信的。我们说一个人说出的话，对于革命者应该是说一不二的，对有些人可能是要打折扣的，但能因此就对大家都不相信吗？把每次班会上大家的发言都当作谎言，怎么理解我们会议的效果呢？也许老师从以往的学生那里得到了这方面的教训，可是你想过没有，这种狭隘的经验主义是多么有害，它使谎言者总是谎言，而革命者言之有虑也。
      如果当着张三说李四，当着李四说张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话，那么老师的自由主义是很严重的。
      和一些同学谈话，综合一些材料，老师是经常在一个同学面前说另外一个，这种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和某个同学有意见，可以当面交换，如果一个同学当时不能接受，或反而提出反批评，也应该留作下次再谈，而不能通过别的同学发泄。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使同学不满，这也是致使班级处于目前的状况下的又一原因。
      这学期以来，刘老师参加的会议很多，这样工作的担子自然就重了，由于长时间不在家，一回来当然要通过有些人特别多干部反映的情况抓工作，但仅仅如此就不够了，还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否则只听片面之言就在大家面前述说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就会犯主观主义。一些同学反映的情况的确有这种意见，我也同意这种看法。老师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还是需要改正的。
     刘老师经常教导我们：我爱我的老师，但更爱真理。可是在实际中，刘老师的有些做法是不对的。有时发脾气，闹义气，和寇玉祥与杨俊太的谈话就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在谈话中态度不好（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使他们态度不好）可作为老师是看态度还是看真理，是教育，还是指责，是平易近人，还是官气十足，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对于郭忠记的问题，我认为老师的做法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全班同学对郭忠记有意见，老师不但不引导这方面的批评反而一再冲淡呢？是因为“谁都有一点升学唯一思想”就宽待了他呢？还是因为郭忠记的错误和老师的某些做法联系在一起了呢？如果是，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刘老师认为郭忠记的问题不是班级最主要的问题，并且说郭忠记的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的话，只要批评批评就解决问题了。实际是怎样吗？
      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最主要的问题呢？我想只有一种认识是对的，那就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的表现形式最主要的一个侧面就是升学高于一切还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平庸的人。难道郭忠记所做的和他所宣扬的不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吗？他的所谓的检讨不正是向大家公然宣称他是对的吗？还说他的检讨是认真的，不能说不是一种错误。
      以上是对班级存在的矛盾的总述与小小的剖析，并提出来一些意见。应该说由于时间关系，是很不系统的。但我认为这些矛盾所体现的一个整体是应该予以解决的，这是有关我们思想动向的大问题。我已经和团支部谈过，老师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交换的机会，我还是要反映我的意见的。（完）

1966年4月21日
       上午全班开了一个“揭露美帝，仇恨美帝，打到美帝”的故事会与座谈会。会上无名同学讲了美国这个天字第一号强盗在中国一百二十多年的罪恶，提高了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会上很多同学发言，把仇恨立足于“打”上，准备着把美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消灭。并且积极练兵，练出一身硬功夫，也就是坚持长跑，练出铁脚板的功夫。会上我们高呼打到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示我们的坚决与信心。
      田间诗云： 战士的坟场比奴隶的国家还要光辉温暖。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有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美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于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把它彻底埋葬。
1966年4月22日
       为了迎接“五四”同学们办板报向我约稿，草小诗以应之：
                 一
       四十七年光似水，
       革命波涛掣风雷。
       昔日高呼灭三害，
       今朝劲吼驱美贼。
       往事慷慨先辈烈，
       如今奋勇后人威。
       高擎红旗书壮志，
       永远前进头不回。
                二
       缅怀历史气溢胸，
       四十七年烈火熊。
       良种当播贫瘠地，
       继承先辈化动行。
                 三
          四十七年前，
          历史化新篇。
          如今继壮志，
          红旗色更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