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106.文学传统：
      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所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样式、文学语言乃至文学风格等的总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传统都体现在本国或本民族杰出的作家所创造的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和理论著作中。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批判地继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不断进行改革，才能使本国的文学创作真正做到民族化，只有民族化的文学，才能走向世界。

      107.文学体裁四分法：
      文学类别的区分方法之一，根据作品的结构、体制和语言运用等特点，把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体裁。此种分类法定名具体、类属单一、易于掌握。

      108.郑卫之音：
      即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这一地区早期是商民族聚集区。它表达感情的奔放、热烈和大胆，也内含着某种团聚意识，因而使独宗“雅乐”的周王室及其维护者对其常常加以排斥和否定。
      《诗经·国风》共有160篇，郑风、卫风加起来有31篇，约占五分之一。“郑风”、“卫风”中却有一些大段的分节歌，可以想见其音乐结构的繁复变化。在一些反映民俗生活的诗篇中，常有对男女互赠礼物、互诉衷肠的爱情场面的描写，隐隐透露出一股浪漫气息，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09.四声八病：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110.讽喻：
      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带有讥讽风格的比喻，作为比喻，可以有多种讽喻的方式，如“直喻”、“隐喻”、“类喻”等；二是作为一种语言方式，用比喻进行讽刺。作为讽刺，可以有多种目的，如：谴责、启示、明理等。它也是把另一层含义隐藏在通常是某种故事的作品之中的文学技巧，通常也指这种故事。神话和寓言全都是讽喻性的。讽喻因而也可以理解为扩大的隐喻，或是连续的形象化比喻。这种形式允许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常用于有宗教或政治含义的作品。

      111.思无邪：
      语出《论语.为政第二》，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经》的著名观点。由于孔子和《诗经》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人们包括当代青年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读。
     《诗经》，中国诗歌的源头。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它太久远了，久远到如果没有注释，我们将寸步难行。其实，它只是民歌，是我们普通人的歌，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疏远不可亲近。千百年来，它就如盛开在彼岸的花，即使无法摘取，也一直存活于心。只是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被我们遗落在另一个时代。
      当我们用诗的清雅去寻找，用经的深邃去看待，用朝圣的虔诚去倾听，它也许是前世的前世，我们心底曾经响过的声音，我们在一起唱过的歌谣，我们前生无邪的记忆。

      112.三表法：
      由墨子创立的一种论证方法。三表，就是立论和论证问题要有三个方面的根据：一是古代的历史文献；二是百姓的耳目见闻；三是政治的实践效验。
      《墨子·非命上篇》：“言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崐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113.缘情说：
      陆机的“缘情说”是艺术社会学走向审美心理学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言情文学日益兴起，促进了我国五言诗发展。陆机早期受了儒家、道家思潮的影响，略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晚年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文赋》里着重阐述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其文学主张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强调文质的统一。这是他的审美意识的进步和提高。

      114.为情造文，为文造情：
      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和创作路线，见《文心雕龙·情采》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在这段著名论述里，刘勰以《诗经》和《汉赋》作对比，指出诗绵作者即“诗人”的创作态度是“为情而造文”；赋颂的作者“辞人”们的创作态度是“为文而造情”。前者的创作态度是有了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积着怨愤，为了“以讽其上”才愤而为语言即有感有为而作文。刘勰指出用这种创作态度写出的文章就内容充实，真实精炼，呈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精纯之美，“要约而写真”。对这种态度刘勰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勰对《诗经》作者的创作态度和路线的总结，实际就是总结了《诗经》内容充实、能真实反映现实，有益于世用，肯定《诗经》文风朴实。
      刘勰对《诗经》创作路线的总结很明显受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影响，“志思蓄愤”而为文，和司马迁据说“发愤之所为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总结《诗经》的创作路线是十分深刻的。和《诗经》的创作态度截然不同，赋颂作者的创作则是心中没有真挚充实的感情，没有郁积愤慨，为了卖弄才华，咕名钓誉，而矫揉造作去为文，也就是无感而为文，为作文而作文。刘勰指出用这种创作态度写出的文章，由于作者的感情空虚，矫揉造作，不是发自深衷，缺乏真情，结果只能以炫耀浮词华藻掩盖其内容的空虚，其作品就必然“淫丽而烦滥”，“繁采寡情”，令人“味之必厌”。刘勰对汉赋和六朝这种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也是十分深刻的。要求创作应“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是刘勰最重要最基本的文艺思想，充分体现了刘勰重视文学的真实感情，重视文学的思想内容，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形式主义创作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

     115.不平则鸣：
      是一种文论观点。是韩愈在送《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观点，“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不平则鸣”是宇宙间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遇到“不平”就要“鸣”，是关于作家生平、遭遇和创作关系的见解，指文章著作皆因心中有感而有所发，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