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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场的故事(三十一)太阳终于下了山
太阳早上会升起,傍晚也总会下山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大限到了,伟人终于是撒手扔下了“要想革谁的命就可要你命”的大权驾鹤西去了。大伙儿惶恐不安了,三分场里的小老百姓们怕中国变了个颜色往资本主义道上奔,过上个像台湾那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总场里要召开个毛伟人的追悼大会,三分场里留下了荷枪实弹的五个武装民兵把守着,也怕阶级的敌人们乘虚偷袭我们,其余的人只要会喘上口气还能走的,全部都红着个眼睛步行上十八里地,抬着个连夜做出来巨大的木架标语牌往场部前进着。黑乎乎的一大群人逶迤好几里地,在战备道上慢慢地走着,不知啥地方的解放卡车和“热特儿”只好跟着我们的屁股后头走,还不敢鸣上个笛!这些平时牛皮烘烘极可恨的司机们,到了这个“九月九”的时期也都学乖了,就怕被刚刚失去个带路的伟人都还在这个气头上,就想着粉碎点儿啥的暴民们一阵子乱棍打死了,那就白白枉送掉一条小命了。
我们走完个十八里沙石路到了总场小楼下的操场里一看,三分场里扛去的这个标语牌,大了场部里做的有个一倍有余的,场部的标语架太小儿科了,像是个中小学校学生们扛来的,我们也不敢嘲弄他们地这还是个非常时期哩!出不得半点儿差错的。于是我们三分场的一千余人,就被人领着缓缓地安排在全体队伍的中间站立了。从来都是吃上个批评的三分场里的人,终于在太阳落山时露了把脸了,这个倒真的是没想到的。等大伙儿痛哭流涕地宣誓好“继续沿着毛伟人的路线前进!”开完个会,又扛上个大型标语牌慢吞吞地走回到三分场里后,大伙儿又累又渴地刚喝上点缸里的冷水,正想上个炕休息一下的。
突然一个紧急的消息,在三分场里如一阵大风刮过,又说出大事了!从总场的“小楼”顶上拍的照片洗出来了,发现在“默哀”时这正当中就是个三分场站立的地方,竟然有人戴着个帽子哩,这不是公然地对抗毛伟人么!这伟人的体温还没有完全冷透呢?我们这里就出了个大逆不道的事儿!这可了不得!看起来又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开始了?又是一起反革命的案件!
场部那唯一的吉普车连夜也开到了三分场里,后头还跟着部坐满荷枪实弹民兵的卡车哩!唉!看起来这个阶级敌人真是无处不在!刚刚才露上个脸的三分场领导们,还没高兴上几个钟头--当然这个在脸上是不能表示出来的,不然的话又要问你个居心叵测了?看来我们这个三分场还是像个“抬不起的刘阿斗”,总还是没个好的名声!三分场里在上头的督促配合下,就连夜来了个挨个的追查,人人心里都慌作了一团!这个帽子如果成份差的人戴了,谁就是个“现行反革命”了。到了个后半夜保卫科里终于是查实了,原来是三连的一个“牛鬼蛇神”,去吊唁时还哭得个泪流满面的。三分场的其他人如释个重负,想欢呼一下的--又不敢太大声了,都想着自个儿赶紧地从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影子里逃出来,只想着让别人去抵上这个罪过!
后来对揪出来的“现行”分子无非是批判一番再踏上了一只脚,又是个隔离审查老一套罢了。后来我们每当开会学习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九月九日噩耗传来!”伟人走得如此之匆忙,那时国家什么都保着密,弄得个老百姓思想毫无一点的准备,个个都像乱了个方寸像热锅上的蚂蚁手足无措的样子。
这差不多同时,开追悼会的前夜二分场食堂的上海知青王炳元人称胖子的,住进了场部招待所,觉得冷就到库房拿了条被子,被打更的老头发现了就说:"这么随随便便的,还有个王法吗?"这大块头满不在乎地讲:"皇帝都死了,还有什么王法?"老头立刻上报,场部公安局长吴宝聚立即带人把他抓入"小号",先是一阵狠打,再让他交代。后来就天天暴打要他的材料,在小楼里办公的刘荣拭书记听到惨叫声,才把他救了出来,一看这个人被打个半死了,这身上的乌青是无处不在,这打得也太凶了。刘见他打人如此凶狠真的是没了个王法了,就停了吴宝聚的局长职务让他反省,当时站在刘书记一边的原荣堂政治部主任,还给王炳元拍了照取了证。当时刘书记就说,王只是说错了话么?为啥要上纲上线的往死里揍?那还是一九七六年的九月,四人帮还在台上呢!这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刘荣拭是真正关心爱护知青的,看到王受此酷刑这个精气神全无了,他还特批王炳元病退回沪了。
一九七八年刘书记调走了,由赵铁忠主持了工作,他当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名义上是深入"揭批查",实际上对准刘书记,并为公安局长七六年九月停职的事平反,赵还要把王炳元从上海抓回香兰重新审理此事。当时的原荣堂已经调到汤原县去了,后来是杭州知青杜继平副书记寻到合江地委赵书记,给他看了原主任拍的照片,由赵打电话给赵铁忠才平息了此事。杜身为香兰农场的党委副书记,能会知青的事挺身而出,不考虑个人得失,我们要为你点个赞!
依稀记得一九六六年十月里到北京见毛伟人“红太阳”的情景,几个同学都身无分文了, 在首都工人体育馆里饿着肚子等了一天多,还上不了这个接待车。肚子饿了只好喝上个厕所里给人洗个手的自来水充着个饥,几顿不吃了确实饿得慌的,那时真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就算在首都北京这个皇城边上也是一个样的。又一个白天过去了,天黑了见一辆公交车没关好个驾驶室的门,我和几个同学像瘦猴似地一溜烟钻了进去,揿开了汽车的前后门人群如两股浊流似的涌进来,这汽车一下子就吃饱喝足了。驾驶员气冲冲地骂骂咧咧地只好开走了,给送到了一家电影院里,每人一个座位要饿等天明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排着个长长的队伍,凭三两“杭州粮票”领了包印着“高级”两个字的饼干,两天来在首都北京总算是吃上了第一口粮食,也怪了去了这个干粮下了肚,喝了点儿自来水,这个心里一下子就不那么慌张了。我们后来被安排在北京七十二中住下了,在一个胡同里面还有好几家大使馆呢!离长安街和天安门也不远的。每人发了两个稻草包,当时还弄不灵清?以为下身套一个上身再套上个睡觉?后来说让拆开了,一层铺一层盖就睡在个教室的砖地上,连个火炉也不烧冻得个够呛!心里傻乎乎地想:这人临终后睡的这个铁板,也就是这么冰冷的吧!大伙忍着个寒冷嘴上还老瞎说着:“心里热乎乎的!”等待着毛伟人的召见。
我班姓陈的同学鼻梁上有个月牙似凹进去的疤,被同学们叫成个“香蕉”的脑子蛮灵光的,他从食堂领饭给那些北方来的高中大个子学生吃,换取他们的棉大衣穿上个半天暖和下身子骨,他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初级朦胧阶段了!这七十二中发的饭卡印上了时间,上面写早、中、晚仨字,下面是个空格子,吃一餐就用笔打上个勾儿,这个“香蕉”吃完饭就擦掉这个“勾”,在地上再搓一下就去领个饭,打饭的姑娘也不细看个卡,可能每次都在瞅那个“香蕉”,想像着香蕉的好味道!所以他总是胜利地归来了。不过七十二中的这个饭菜味道,也怪了去了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一碗胶菜炖羊肉热气腾腾的,香气拼命地往你鼻孔里头钻进来,不要说这个味道真的是好极了!
一天大清早被突然地叫起了,四点钟吃过个早饭,领了当午饭的两个馒头,装在个细尼龙绳编的小袋里拎着,排队出发在天安门旁边的小路上傻等着,冷得是个簌簌发抖。说是要以五千人的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见上个毛伟人,要求绝对地服从命令听从解放军的指挥。听着个广播里副统帅有气无力的讲话,一直等到个天都黑了,还没见到个红太阳冉冉升起?最后我们这个队伍还被冲了个稀里哗啦的,很晚才找到个住地。还有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四点出发到长安街上路边坐着,北京冬季刮着黄沙的冷风里,我穿着两件单衣裤冻得嘴唇都发紫了,想活动活动暖和一下身子骨,还被当兵的制止了。只好做着个小动作把衣袋里的沙子倒出去再倒出去,浑身发着个抖连上牙和下牙也“咯咯咯”地响着亲密地接触着,心里真正盼望着红太阳快块地升起来。约九时几辆绿吉普车开得比个飞机还要快,掠过眼前的是几件领袖们的绿军大衣印象特别地深刻,可能是我身上太冷冻的发僵的缘故吧?毛伟人连啥模样连个影子也没瞅着。一些女的号啕大哭着,像一下子失去了亲人都接受不了!统统哭成了个泪人儿还抱成了一团儿。我是冻得个迷迷糊糊地不知所措,也没人来抱我这或许还能让我暖和些呢!为啥这天印象特别地深刻?有一韩姓同学的一句诗为证的:“四个一呀四个一!”不好意思其它的词儿都没记清楚!
记得我在北京没钱了,给在福建漳州当地勤兵的四舅和在北京郊区当铁道兵的小舅各写了封没贴邮票的信,我在信封上写了让接信人付个邮资的,还别说那时的邮电局是真当好,两个舅舅各寄来了十元的大钞,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在此再向两位尊敬的长辈说声:“谢谢!”当时有了这俩钱,就和现在有的人开着个宝马的心情是一样的,同学们也一下子就紧紧地围绕在我的身旁了!
不过随着时光的消逝,三分场里这个“天天读”和开会啥的好像渐渐地少了,有些“人一走茶就凉”的味道。知青们可乐意了,好像一下子自由活动的时间多了不少。这新一轮的太阳又升起了,三分场里的大多数人还是个日升而作日落而歇,这生活也就是如此个循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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