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连队

那年8月，八五O农场大学成立，我成为首期学员。学校属大跃进产物，不到1年就下马变成中专。我分到科研所，当技术员。后来到9队，在那里成家。工作中勤恳竞业，提升为队长兼指导员。当时场部培养接班人，东片是我，西片是2队的王直敏。
自然灾害那几年，大家都吃不饱，每天出工只发给一个窝窝头。瓜菜代的结果，许多人开始浮肿。等到发工资时就买几袋代乳粉给孩子们吃，大人还得忍着饥饿。
文革期间，人们在运动中失去理性，有的六亲不认，有的政治口号下掩盖着个人利益的色彩。学生斗教师，职工斗领导。我在工作业绩上挑不出差错毛病，照样被造反派关进牛棚。

那个年代，出身好坏是个大问题。一个北京女知青，为了改变出身，找了一个有妇之夫。一名印尼华侨，违心的找个不认字的丈夫。当时的形势下，她只好回南洋。临走前，她携带有1斤黄金，找到我帮忙。我还是尽量想办法，为她开具证明，一家人得以顺利从香港过境。
雷龙福当时在9队，独身。马桂兰和前夫离异，带着3个孩子。由于我的撮合，两人组成新家庭。
1971年12月，我来到36团3连，接替李成祥任连长，受命于危难之时。去年的特大丰收给连队带来辉煌，今年是灾年，减产三分之二。长时间的连续突击，全连人马过度疲劳。
我上任后，在抢收的同时，注意养精蓄锐，保持员工的体力和志气。雪地作业，大家都戴着墨镜，以免雪中反射的阳光刺伤眼睛。尽量减少突击，做到劳逸结合。工作中我并不想去冒尖请功，只求保持中游。

我和全连的职工、知青共同生活工作8年。我当时是拿这些知青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看待的，知青们有困难连队领导都尽量解决，给以照顾。
有一阶段，顾锛调去排水连，劳动量大。她想回3连，我和团里沟通，把她又调回来，安排到果园班。李俊家庭出身高，但本人表现好。我想办法让他上机务队开车，后来当上车长，到外队当上队长。经过我的努力，张广琴得以转干。
张莅和张淑梅回到团里登记结婚后，愿意到连里安家落户，我和严志成经过研究，想办法给以照顾。李丰海调走后，连里就把房子分给了张莅家，顾明香还把家里最大的一只白鹅送给他。
那年秋收过后。连里经过研究，让张莅当了统计员，后来调他到学校当老师，发挥他的才能。

在连里，自己在工作、劳动中尽量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春播时我打好绑腿和小青年一起站播种车；夏日突击，领着全连人锄地；秋收时田间场院来回奔走，和知青一同抬麻袋；冬天排水，和职工家属一样抡大镐。
我在连里，负责抓农业生产。我到3连的头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使连里总共亏损53万5千元。连队领导班子和全连职工、家属、知青一起努力奋斗4年，到1976年终于扭亏为盈。按照我们的规划，连里盖起了一栋栋砖房，《四房》中的酒房率先酿出好酒，大俱乐部也开始修建。
连里的几件大事，我作为领导，没能把握好。孙家义的死亡没能争取到烈士待遇。连里排练《年青一代》，我讲过应谨慎用人，没能负责到底。和几个职工、知青出现矛盾，没能及时解决。
知青回访连队，还特意到密山来看我，令我思绪绵绵：战友情深，回家看望；年华已逝，记忆犹新；几度春去春回，几度花开花落；但愿战友情，地久天长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略有感慨：
淡泊人生无业绩，酸甜苦辣悉数尝。
功过是非自有论，往事如烟无需提。            

                               夏廉  

连队的成员中，有一部分是老职工的家属，下面是我根据马桂兰的口述，加以整理：

           7. 军垦魂reclamation  soul
我原来是青岛中学的学生，和在部队的吕向晨结婚后，变成随军职工。他是驻海岛的机要雷达兵，我们有了三个孩子。1958年春，部队精简人员，由于我出身高，老吕受到连累，一家人去了北大荒原。和我们同车的有1748部队（空军青岛第二航校）的转业军人雷龙福，他原本是要培养成为飞行员的英俊小伙。
修云山水库时，我在7中队。当时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上千个马架子里经常爬进野蛇。一位军官才几岁大的孩子，在草地中玩着玩着就被野蛇给咬死了。我在青岛时就好去舞场跳舞，结识的一个女舞伴常到我家来，往后她和老吕勾搭上，我没办法，带着3个孩子和他离婚了。
1966年，我和雷龙福结婚后，从9队调到2队 。老雷在马号喂马，直到1994年退休。他平时言语不多，班上班下总是穿一套兰工作服。不论白班夜班，老雷加料很细心，他喂的马个个膘肥体壮。老雷掂起钐刀来是很有一手的。下班时，他看到农工们拿着钐刀回来，就默默的替他们把刀刃掂好，然后才回家休息。老雷工作认真负责，我家墙上挂满了连里发的奖状。门头沟、上海的知青经常到我家来玩。
老雷有时也套马赶车，跟着到野地里钐草、拉料、运砖瓦。照片上的老雷，37岁了，还蛮精神的，是71年时二胡子给他照的。

老雷人很厚道，他月工资36块5，后来才漲到41块2，养活着一家6口人，包括我和前夫的孩子。在9队时，老雷在渔业点打过鱼。来2队后，他常替别人织鱼网，自己连工带料搭进去，一点回报也不收。
老雷常和姜世林、纪顺发去北边10多里远的的七虎林河打鱼，河里鱼多，打旋网，用自行车成麻袋的往回驮。一次他用网打到一条12斤重的大鲶鱼，一家人吃了好几天。有时鱼吃不过来，就用麻绳串好，晒成鱼干。
1961年我被拿掉职工，只能当家属在窑地干活挣工分。出窑时家属和男职工一样顶着高温，一揹就是24块砖，整整120斤，汗水湿透胸背，一干就是一整天。各种农活，轻重大小，没有干不到的，后来的知青，没有能撵上我们家属的。
老雷是畲族人，原籍浙江省丽水县。他对我和前夫的孩子和待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好，一个字都不计较，也从不和我拌嘴。干家务活，老雷馒头蒸的又白又大。我在家洗衣服，他就去外面打柴禾。几个孩子长大后都挺出息，大儿子后来在部队当上中校军官。
老雷1996年患上胃癌，不久就去世了，活了62岁。人世沧桑，夫妻一场，老雷一辈子都对我好，我总觉得对不起他，说着说着就想哭，唉！                                                                                                                                                              军垦老兵牧马人， 三十八载黑土情。
                           长眠凉水青山麓， 儿女仍作大荒人。               

                                 马桂兰

下面是我根据连队老职工杨虎的口述整理：

                   军号手
我是扬州人，1934年出生，1950年参军入伍。在21军军乐队，我吹了8年小号。1958年，部队精简，军乐队的20多人来到北大荒。自然灾害年月，饿死的人，山坡上白骨连片。1961年前后，军乐队的人员大都调回原部队，唯独我一人留下来，继续在北大荒劳动，生活。
1962年，我由四分场6队调到2队，到1969年，便改称36团3连了。在连队，统计、农工我都干过。老伴刘淑玲是山东人，我们的4个儿女也都生长在北大荒。
业余时间，我的爱好是打猎，我还记得当时王震说过的话：“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北大荒没有没有的。”我用过的猎枪，有八国联军造，国产的，也有东洋日本造的。当时在连队，我走遍各个角落，打到的猎物：狍子、狐狸、野貉、大雁、野鸡、野鸭子，等等。我在北大荒戴的皮帽子，就是用亲手打到的整张挠头皮做成的。初到北大荒，我见到好多右派，他们之间的不良现象，是相互之间的“残杀”。
文革期间，农场各派争斗，结果两败俱伤。1968年前后，200余名城市知青来到3连，给这片荒凉的土地带来生气。
1975年8月，张莅和张淑梅婚后到连里安家，连里把李丰海家搬走后的砖房分给他们，派我给屋里的火炕换上新炕面，张莅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在连里，张莅到我家，见过我年青时的照片，那是在部队文工团照的，戴着肩章，武装带。我家回到扬州后，那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整个连队立时冷落起来。思念故土，人之常情。受知青返城的影响，在严书记的大力帮助下，我们一家6口人也于1984年先后返回到老家扬州。
回首北大荒，从青年到壮年，我在那里，在那片荒原黑土地度过了27年，光阴荏苒，回首往事，连队的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                                                                        杨虎   

下面是我连几个老职工的简历：
郭元钦，四川邛崃人，1932年生。年少时，家境贫寒，被狗咬过两次。1951年，19岁时参加志愿军去朝鲜，1954年归国。后来去福建修鹰厦铁路。完工后调北京警卫师任警卫排战士。
在执勤岗位上，小郭佩带盒子枪，北望天安门，南望大前门。下岗后，走遍京城，美景古迹、香山红叶，一览无余。
1958年，郭元钦来北大荒，在农场警卫连当看守。1960年来2队，成为农工。爱人李雪兰，1939年生人，也来2队。建队初期，艰苦创业，被野熊舔伤。老郭后来上机务排，开二O胶轮拖拉机。
已经报废的小车，经他调理维修，总能重新转动起来，秋收大忙季节在场院派上用场。
栾锡良，山东昌邑人，1933年生。1950年，17岁时参军。1957年转业时和温荣信一同来到密山。栾锡良属农建二师，随部队北上，在佳木斯一带创建二九一农场，结识当地集贤县女青年王淑英，成家，生有子女5个。几年后，调回八五O 农场2队，一家人住营区西南，靠近8号地的砖房。
栾锡良一直在机务后勤作维修工。机务各种农机、康拜因的改装，都有老栾师傅的汗水。栾师傅技术过硬，说话山东味浓、音高，绰号栾大棒子。最后的哈尔滨知青下乡时，侄女栾秀芬投奔到22连。连队实行家庭农场制，栾新立成为小麦高产大王。
陈荣光，原空军中尉，郭元钦的同乡。反右时被化成右派，来二队。受到队领导保护，成为第一任文化教员。作为编外八大员，陈荣光经常帮助队里出黑板报，搞文艺宣传。
秋收时，陈荣光制作卡尺，协助会计准确、快速计量拖车的粮食吨数。爱人江淑莲，哈尔滨医生，来队里和老陈共甘苦，不在编内，常给队里人员看病。

我和连队的技术员朱万德很要好，下面是我整理出的材料：
             技术员   technician
我是1937年生人，老家在吉林省德惠县。1961年，我考入裴德的八一农大，到2001年退休，在北大荒度过了四十个春秋。
1965年11月13日，八五0农场分配我到2队任技术员。队长王直敏、统计周兴华和我相互配合。我们三个人都是实干家，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不辞辛苦，带领全连人马奋战3年，机械化垦荒6305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245亩，初具现代化农场的规模。但地号仍显得很零乱，中间有不少荒地。又经过几年的垦荒治理和修水利干渠，连队的地块才连成一片。1968年由我对连里的地号重新命名，北面从西往东为1#、2#、3#，南面从东向西为4#、5#、6#、7#和8号地。
年年的春播都由我选定良种，连里每年的轮作布局也由我制定。无论春播或秋收，我都得跟车作业，随时进行检查验收。1970年，小麦大丰收，全连人都高兴、自豪。
文革期间，人人参与争斗，相互间造成精神上、感情上的创伤。自己挨过整，也整过别人。红卫兵频繁的查户口，弄得人心惶惶。

1972年起，团里实施大面积飞机喷药灭虫。我领着农工班的女知青事先做好红、白旗帜，拉开距离，在地号中喷药地段站成一条直线。绿色双翼的安—2飞机低飞过来，高度只有几十米，连飞行员的脸部都能看到。一条线段喷洒完，飞机升到蓝天中，我赶紧指挥她们平移到下一个线段。飞机在空中划完 型轨迹，又返回俯冲喷药，喷完我又指挥她们继续前进。飞机喷洒的农药呈雾状，像似一条绵延千米的薄纱，飘落在田野里。
我在地号里还抓到过野鹌鹑，见过满地飞跑的野鸭子、野雉。知青到来后连里成立了科研班，我指导她们培育新品种。我和广琴都不大会做饭，经常吃面条，喝苞米面糊涂粥。食堂着火后我们还给来家的知青包饺子。我和广秦回吉林、北京探亲，李丽萍和孙维庆就帮我们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