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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代丽日记
赵代丽，女，1950年5月生人，哈尔滨市知青。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九团十二连，1976年12月返城，曾在哈热工仪表厂、街道办事处工作，2005年退休。
1968年11月9日 我来到二十九团十二连快一个星期了。因为住房紧张，一直借宿在老乡家。今天，连长通知我们搬家，搬到连队东头的一间茅草房里。听说，这个茅草房是王震旅长带领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建的简易马架子房。外面四壁凹凸不平，还有裂缝。屋内土炕占据了整个屋子的大半面儿，门也关不严实。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战友们帮助我扛着行李卷，抬着木箱子，来到“新家”。我赶紧点着炉子，火苗子蹿了好一会儿，屋子里才有了一些热气儿。
1968年12月24日 天真冷啊，凛冽的小北风夹着雪花，刮起来一阵紧似一阵，像哨儿在吹。有时大雪下起来一小团子一小团子的，人称“大烟炮”，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现在雪已经下了一天。 茅草房里，火炉烧得很旺，炕也烧得挺热。可是草房四面透风啊，撒气漏风的屋子冻得人头皮直发“炸”，夜晚，我们只好穿着毛衣毛裤，戴着棉帽子睡觉。早晨起来第一个动作，就是使劲拽脚下冻在墙上的被子。一推门，哇哈！门被雪封住了推不开，只好用小火铲，一点儿一点儿的往外撮，铲出一条道后，拿脸盆舀一盆子雪，放在刚生起火的炉子上，等雪化成水后，舀一茶缸刷牙，剩下的用来洗脸。
1968年12月25日 昨天子夜，劳累了一天的我们睡得正香，“呼”的一声，一团子雪砸在脸上，睁眼一看，“呀，不得了啦，房盖咋没了呀？”躺在炕上扒眼都能望到天！老孙、周芳我们几个一骨碌爬起来，稀里糊涂地穿上衣服，一个高儿蹿出门外，爬上不太高的房顶，递草的递草、铺草的铺草，最后再把碗口粗的椽木杆子压在上面。折腾了大半夜，回到屋里躺下，还没缓过神儿来呢，天就放亮了，挂在破茅屋后面的半截铁犁杖，被农场职工家属老葛婆敲的叮当响：“起床喽！起床喽！”咳！北大荒真苦，有点儿想家。
1969年3月7日 来连队食堂当炊事员已好些天了。食堂是一个砖瓦结构的大礼堂，前面是高出地面半尺的曼圆形舞台，后面是打饭的窗口，一排排原木支起的长条凳，就是知青们就餐的地方。打完饭，我们要面对毛主席像“三敬三祝”，然后才能坐在原木上吃饭。今天早饭，是馒头菜汤，外加我们自己腌的萝 卜咸菜。我左手抓馒头，右手挥动长杆的大马勺，往窗口伸进来的小盆里舀汤，每人一份：两个馒头一勺汤，咸菜管够，馒头不够可以添。 一会儿，汤就见底儿了。咦？抹布怎么掉汤里啦？我用勺子捞起来，哇！是一只灰色的大耗子，毛都泡掉了——翻肠倒肚子的。可食堂的老沈叔却大着嗓门喊：“嘿，常事儿。”
1969年4月1日 这一阵儿，兵团上下都在嚷嚷“九大”要召开。王连长听说我学过美术,就要我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和北京知青王玉昆共同完成两幅高1.5米、宽1米的毛主席画像，这是神圣的政治任务啊！忙了几个晚上，今天终于交了工，连里很满意。 今天我利用休班，画了一幅《马、恩、列、斯、毛》伟人像,挂在了食堂侧门的墙上,还剪了六幅《毛主席万岁》剪纸,贴在食堂打饭的窗口上方——累得直迷糊。夜半睡得正香,号声、锣鼓声,响彻连队上空——盼望已久的“九大”终于召开了。全连紧急集合，连夜举行庆祝活动。我迷迷瞪瞪地就往礼堂跑，登台表演节目,唱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歌,还有一曲新歌《满怀激情庆九大》。十三连那边有人扭着秧歌、踩着高跷过来了，知青们私下都说:这下,他们找病呢——搞“四旧”！
1969年4月16日 今天下午，跟连队的“尤特”去拉沙子。在返回的路上，空旷的大地上一点儿遮掩也没有，我又不好意思吱声，尿了裤子。回到宿舍，张乃玲她们将炕烧热，把我的棉裤扒下来，用棉被将我围起来，给我打来了晚饭。吃过饭，张乃玲、老孙她们几个拆的拆、洗的洗，又点着炉火烘烤，连夜为我做好了棉裤。我真感动，没有她们，我真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多亏了这些好战友！
1969年6月11日 刚下夜班,睡得正香呢。窗外响起了“轰隆隆”的拖拉机声,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又是北京知青钢环开着拖拉机来接景芝去上早班,真讨厌，真烦，真吵啊!搅得人家没法入睡,气死我了,偏心的钢环,我上早班,你为什么不来接我啊?好小子,你等着!早晨醒来后，我绞尽脑汁,转悠了半天，到连队烘炉找来个亮晶晶的钢圈儿,在食堂里屋的门框中间,钉了个长钉,挂上弄来的钢圈儿,瞅见钢环进来,就拿炉钩子“叮叮当当”地敲,心想我看你烦不烦呐!钢环并不计较，只是用他那双不大的小眼睛斜斜我,什么也不说,默默地走开了……
1969年6月20 日 今天早晨，食堂炸大果子。我上早班，3点钟就开始做准备,揉面、煮粥、切咸菜。灶台上，十二印的大铁锅里盛满了翻着花的油,老沈叔把切好的面果条一根根地放到锅里,我呢,用两根长长的细木棍儿不断地翻搅着。站地上翻了会儿，架胳膊，不太得劲儿,我索性跳上了锅台,蹲在锅台上翻。大锅里,黄澄澄的油条随着沸腾的油花翻滚着,看得直叫人眼晕呐。“哎——,快下来,你可别一头栽锅里呀!”随着一声京腔,一只有力的大手将我拽下了锅台。我知道是钢环，觉得不好意思。下班后，我悄悄地取下了挂在食堂门框上的钢圈儿。
1969年8月13日 这几天接连下雨，地里的水快没小腿了,麦收时节我们遭遇了涝灾。为了抢麦收,知青们背起背篓,拿着剪刀,在泥泞的麦地里捞麦子、剪麦穗头,和老天展开了龙口夺粮之战。开始,大家都穿着靴子下地,如果靴子里灌进了泥汤子,那你就很难拔出鞋来。上海知青小胖子,靴子深陷在泥水里,费挺大劲也拔不出,气得光着脚丫子回宿舍了。两天之后才拔出他的靴子。 接受小胖子的教训，今天，我们全连的知青都改成穿胶鞋,打上绑腿,这样好多了。但裤脚总是脏的,怕换洗不过来，晚上洗裤子我只能光洗裤脚了。
1969年9月17日 我们知青的伙食,以面食为主,食堂每次改善生活,大家总喜欢带一些馒头和肉回来,渐渐地,有一些老乡家的狗就和我们成了朋友。狗通人气,这些狗特别忠诚,每天出工回来,我们在宿舍里大脱大洗，这些狗就在每个寝室门前看门，不咬女的,专对付男的。昨天晚上，宋连长来叫我们开会,刚到女宿舍门口,就被几条狗把大腿撕得直淌血。男知青们也拿馒头喂狗,但他们把馒头里夹上了雷管,狗一咬,肚子都炸开啦,然后就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狗肉,偶尔还给我们送来一大碗呢。现在想想狗真可怜，他们男生也真够坏的。
1969年11月30日 这几天，不知怎么啦，一到晚上，毗邻的大脑袋山上，一片片小绿灯闪烁，伴随着一阵阵小孩儿似的哭声，吓得我们都不敢出门。我们将这事和老职工大老王说了，大老王一拍大腿：“那是狼在嚎，你们是不是惹着狼了？”大家想起不久前，上山伐木时有人曾捡了一只小“狗崽”回来，我们把它用小筐装着，挂在宿舍的屋檐下啦，天天还从食堂带馒头和肉喂它呢。今天，收了工，大老王和我们一起来看“小狗崽”。大老王嘿嘿地笑了：“这哪是什么狗崽啊，是一只小狼儿！”我们吓得赶紧连筐和小狼一起撇了出去。后来这里恢复了安静。
1969年12月6日 夜半,睡得正酣,我被一阵剧烈的摇动惊醒,连队的兽医林强姐拍着我的肩:“快起来,帮帮我,连里的母马难产,折腾老半天了！”我蹬上棉裤，披上棉袄，林姐点亮一盏马灯提着,我们小跑着来到连队的马号。母马在原地打着转儿,痛苦地跺着脚,嘶鸣着……林姐要我抱住马脖子,抚摩着它的肚子。待它稳定些,林姐把袖子挽到胳肢窝,整个胳膊伸进马的腹腔,掏了半天,摇摇头:“腿儿别住了。”我说:“林姐,让我慢慢掰掰试试,反正掰死了牲口也不偿命”。我这人胆大,又天生的缺钙,手特别软乎。学着林姐的样儿,卷好袖子,把胳膊伸了进去,顺着湿滑的肉壁,整个胳膊都进去了,才摸到一个肉团,用感觉试探着一点点捋顺着,感觉着差不多了,小东西动着开始往外滑动,我赶紧抽出胳膊,林姐上前一把将小马驹儿拽了下来,血乎乎的小马驹儿掉到地上后,打了个滚儿,竟自己站了起来,还扑腾扑腾的跺着步呢!天快亮了,我们弄的满身血污,终于松了口气。
1970年2月13日 下午两点，连队里的忆苦思甜大会准时在食堂兼礼堂召开。刘成开、大老王等几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走上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讲到动情处，几位老职工流下了辛酸的泪。会场里，不时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共产党，永远闹革命”的口号声。 晚餐吃的是忆苦饭。我们几个炊事员为了这顿忆苦饭，忙了一小天儿。一早儿上山挖野菜，到菜地扯猪食菜，到猪号弄酒糟，黑糊糊的熬了一大锅。嘿,这顿饭可别提有多难吃啦: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直冲脑门儿啊，可你要是不吃,那就是阶级立场有问题啦!我们捏着鼻子，皱着眉头,端着满满一大碗,站在一边儿,伸着脖子硬往下咽,好容易才吃完了——这辈子最难吃的“饭”。
1970年3月2日 连队学校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学校的勤杂工老张头奸淫学生被揪了出来,一连几个晚上，在连队召开的批斗会上,愤怒的家长们用石头砸，用剪刀戳，恨不能生吞活剥了老张头。为了不使教学瘫痪,经贫下中农推选我和一批知青进驻了学校。 今天，是我头一天上任当孩子头儿。新选的校长是贫下中农代表刘成开,别看老刘一个大字不识,讲起话来却头头是道,没有稿儿的发言,能讲上大半天,人送外号“刘半天儿”学校校舍是一排红砖房,没有走廊，直接和室外相连。因条件所限,我们只能搞复式教学。小学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四、五、六年级在一个教室；老师讲完一个年级的课后,布置完习题,再为下一个年级讲,以此类推。只有初中班的课是在独立的教室里教学的。条件尽管如此艰苦，山村的孩子们还是十分珍惜他们的学习机会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不迟到、不早退、不缺课的。
1970年3月5日 和我一同进学校的上海知青朱童平,父亲是警备区的军级首长,但她一点儿不张扬,朴朴实实的,来到学校后,负责教小学班。这山里的孩子看朱老师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普通话说得也不是太好,总是难为她。弄得朱老师哭鼻子。今天，我实在看不下去,来到她的班级,抓住捣乱的三年级学生头儿郑大海,狠狠地批了一顿。又逮住满教室扔飞镖的淘气包儿冯小福,拎着衣领,将他推出门外。我怕小福冻着，想叫他进来。打开门，不见了小福，我急得正四处找呢，一位老 职工指指房顶，只见穿着棉袄单裤、塑料凉鞋的小福，咧着个怀儿，手里拿着一条熏黑的猪尾巴，一边啃着，一边在房顶上来回的跑呐。这山里的孩子真够顽皮呀！
1970年4月19日 初一学生王楠病了,没来上课。我吃过晚饭,挟上书本,到她家看看。王楠感冒正发着高烧,连队卫生所的王医生刚来打过针，似乎精神了许多,吵着明天要去上课。看着女儿，王妈妈抹着眼泪:“我们结婚晚,挺大岁数才有这么个女儿,今天烧得直说胡话,你说明天去上课怎么行？”小楠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四川汉子，原是四川骑兵旅转业的。他告诉我说,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大家很不安定,王震旅长曾下令，放假三个月,回家找对象。不管用什么法子,追到手的女人,就是你媳妇,我给你们做主!小楠的妈妈是支边青年,北大荒的凄凉困苦,使她想回山东老家,是我追出老远,用炕席把她卷起抓回来,最后成亲的。说到这些,老俩口哈哈大笑起来。
1970年5月6日 今天一上班，刘校长传达上级指示：走“五七”道路,人工拉犁翻地,磨炼坚强的革命意志。你说这兵团都全面实行机械化了,用人工拉犁翻地,这不明摆着折腾人吗？还说今天的停课劳动是发扬“五七”精神，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呢。我们按照要求，把初中的学生分成几组，加上教师，来到指定地号。老刘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副破犁杖,让我们肩上垫了块毛巾,套上犁,开始“吭哧吭哧”的、像牛一样地犁地。前边一人用力的拉,后边一人使劲的压扶着。肩膀磨得又红又肿，起了血泡，一碰，火燎燎的疼啊。一天吭哧下来,腰酸腿疼,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1970年5月8日 今天，我看到别人栽的萝卜苗都破土出叶了,而我栽的呢,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找来刘校长,扒开土一看,哇!栽倒了!小萝卜一个个大头朝下正打蔫呢。庄稼把势的活，真不好干哪！
1970年6月20日 今天，我们开始参加连里地号的二遍夏锄和间苗。兵团耕地面积大、地垄长。早晨，我和初中的学生一道，每人分两根垄开始锄地,中午在地里吃饭,晚上锄到垄头了,就在相邻的十四连住下,第二天再从十四连往回锄地。山里的孩子学习刻苦,干起活来也是行家里手,我竟跟不上趟儿,被学生们拉得老远,回头看看,旷野无边的,好生害怕,索性倒拉着锄头往前追,（倒拉锄是不允许的），但真的是没办法，害怕呀。在黄豆地里间苗的时候,我和小学部教师、北京知青小菊先是蹲着拔多余的苗,但又累又慢。后来,干脆我们俩就在地上爬着间苗,爬得衣服、裤子满身是土,最闹心的是遇上地里的拉拉秧子,“咔哧”“咔哧”，刮得衣服直起毛,脖子和身上直痒痒,狼狈极了。 1970年8月15日 今天晚上，经过紧张的排练, 由我和北京知青冯小菊组建的校文艺宣传队，开始正式登台了。小演员们表演了我们自编的节目:《小小红缨枪》、《采药》、《丰收歌舞》、歌舞剧《歌唱英雄李全洲》，正经不错呢,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受到老职工和知青们的一致好评呢，我和小菊心里美滋滋的。
1970年8月16日 乐队的二胡弓子坏了。听说，马尾巴才是正宗的琴弓子料呢。半夜，我揣着把剪刀，摸进了马号,在连队一匹最彪悍的红鬃马的尾巴上,剪了一大撮马尾，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奥秘：马站着睡觉!今天 ,连长看见我，拉着脸，生气地问：“你怎么随便剪种马的尾巴呐？它是有户口的！”“什么?马还有户口?”看来，我真得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不知道的事儿挺多。
1970年8月27日 今天,宣传队应邀进山慰问演出。吃过午饭，下午两点多，我们二三十人乘坐一辆“尤特”，打着大旗,沿着盘山道，向山里的林场进发。北大荒的秋天,绿荫叠翠，姹紫嫣红,车子缓缓行驶在彩带似的盘山道上,两旁的树叶轻拂着脸颊,绿的松，红的枫，还有叫不上名的花和叶,清香中沁透着山野 气味的甘甜,美极了。顺手摘下一片叶,拂着从身边滑过的树冠，刷刷作响,像一首首绝妙的乐曲。林场到了，8岁的小演员姚金花指着道旁低矮的榛子树说：“老师，咱俩比赛采榛子呀，看谁采得多。”我说：“好吧。”我们各拿一个黄书包,钻进了榛树丛。只一会儿,小金花就喊起来:“老师,我采一书包了!你呢?”“我……一个也没找着呢。”“老师老师，我教你,你看,榛子都在骨朵儿里包着呢。” 傍晚时分,大家围坐在草地上看演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开始用衣服蒙起了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原来是蚊子、瞎蠓出动了,一个男学生在穿黑衣的同学身上用手一划拉,张开手,你猜怎么着？竟逮住12只大瞎蠓！演出结束后,我们全没了来时的兴趣,回到连队,战友们看着我们直乐：乐我们被蚊虫叮咬得满头满脸都是包,成了地道的“包”大人了。
1970年9月16日 今天早7点，在学校门前集合，上山采药。教师和学生每三人一组,向深山进发。树丛,越来越密,道儿,越走越窄,一会儿,就得互相招呼着往前走了。“林子这么密,能不能找不着回来的路啊?”“嘘!老师,别胡说呀,山神爷听到会真的留住你呢。”学生向导王丽娟不让我乱说。“好长的蹿地龙啊!”学生郑大海第一个喊起来。一根手指粗的黄色根须样的东西,被他从土里拽了出来,“顺着出土的方向慢慢地挖,别碰伤了须根。”一些懂行的学生提醒着。一会儿,足有2米长的第一根蹿地龙,完好地被挖了出来,接着,第二根、第三根……,还有车前子、枸杞等等,整整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山药材，被我们采摘出来。“咳!你们看,猴头!”不知谁喊了起来,果真在不远处一棵高高的树上,长着一个似猴脸儿的大蘑菇。“快找,猴头都是对脸儿长的,附近还有!”不出所料,不远处，另一棵树上，果然还长着一个。学生李海波拿出爬树的本领,一会儿,两个小面盆大的猴头蘑就递到了我面前:“老师,带回哈尔滨,算我们代表大山送给你的礼物。” 中午,和学生们围坐在“山里红”树下,吃着带来的馒头,就着随手采摘的狗枣子、山葡萄、山丁子,再使劲晃晃树,山里红又一个个掉到脚下,吃得我们直咂嘴,伸出被狗枣、山葡萄染得紫黑紫黑的舌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可真惬意啊。 夕阳慢慢躲进了锅盔山巅,满载而归的我们“打道回府”。我和小菊走在最后,看到一种粉红色的山浆果,酸甜酸甜的,很好吃,我们想采些,连同狗枣子等，回去给战友们尝尝。我俩边采边吃,不知不觉竟迷了路。走了半天还在原地打转,我和小菊有点儿慌神儿了,开始大喊大叫,可没人听得见。天慢慢地黑了,心中才觉得怕。小菊哭了,我强忍着。心想难道就这么献身给大熊了?我真的心里也没底了。我这人天生胆儿大,这会儿也不行了呀,开始怨自己胡说,这么快就遭报应啦。“亮!有亮!”眼尖的小菊喊起来!我俩站起来。果然,远处隐约有光亮,还隐约有人声和锣声,我俩不顾一切地奔过去……。原来是老职工和学生们敲着锣,在满山遍野地寻我们呢！
1970年11月17日 快期中考试了,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复习。林场的走读生孙艳华好几天没来上学了,我决定进山去看看，顺便为孙艳华补补课。下午，按老职工的叮咛,我带上手电和火柴,和一个熟路的学生搭伴，来到孙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林家小院,温馨整洁,到处洋溢着主人充实的治家之道。课补完后,豪爽的孙妈妈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野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木耳、狍子肉,还有两盘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菜。据孙妈妈讲,野鸡是抓的,狍子是打的,蘑菇是山上随手采的,木耳是院子里一段朽木上生的,全部是地道的“林家特产”。 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傍晚我便启程往回赶。好在有雪的辉映,路途显得白亮白亮的。临近大脑袋山时,从身后“蹭”地蹿过一条暗红色的影子,吓了我一大跳,我下意识地打开了手电筒：原来是一只火红的大狐狸,它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前面的雪地上跳着、跑着……还别说，在寂静的山路上,碰到这样一个伙伴,也是蛮好的。看它没有伤害人的意思,我用手电继续照着前面的路,既给它照亮,也为自己壮胆儿。快到连队的时候,火狐狸突然转身端坐下来,双爪合十,我愣神的工夫,它一溜烟跑掉了。山里之行，有惊无险,煞是有趣。
1971年3月19日 兵团阶级斗争抓得紧，边境形势一有动静,连里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们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学习和武装头脑。下午，连里召开大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连长在会上强调了当前形势，指出继珍宝岛事件之后，边境形势仍然很严峻，要求我们时刻不能掉以轻心。 晚上，走在回宿舍的路上,碰见连里的“黑五类”陈东岱,见了我们忙不迭地点头哈腰,大声背毛主席语录。无依无靠的老人杨雨晨,见了我们也低眉顺眼地弯腰让路,让我心里怪不好受的,你说他们对社会能有什么危害呀,老的走道儿都费劲，连子女都受牵连?陈东岱的儿子陈和平，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评三好学生就愣是挨不上边!还有连里的大学生吕苏、学校新分来的钟老师,他们好像都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到连队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对他们很好，看到钟老师头有些秃顶,整天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为了逗他开心,我编了个故事:有个不长头发的人,为了骗他媳妇,说自己患头风,每时每刻都戴个小帽。夏天天热,夜里偷偷地摘了。天蒙蒙亮时,怕媳妇发现秘密,满炕瞎摸着找帽子,媳妇问他干什么,他满口山东腔:“毛儿（帽）莫了，毛儿（帽）莫了。”媳妇拉开灯——哇!毛儿，真的没啦。
1971年4月2日 兵团系统在十六团召开公判大会,我们团选派四名同志参加,其中有我一个。公判的对象有五名,其中有一个是十六团的团领导，他利用职权,大量奸污女知青,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都是空前的。还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子,长得挺标致。据说她和父亲从关里逃难而来,本地一位四川转业兵经常接济他们,后来其父为了报恩,就把女儿许配给四川人。这个女人看到大批知青来,就和一名男知青好上了,便毒死了自己的男人。剩下的几起案子,就是什么知青打架、打伤人的事啦。最后宣判,有3人被判极刑的。就包括十六团的团领导和那个年轻的女杀人犯。
1971年7月5日 调整宿舍,我和小菊住进了食堂隔壁的一间6平米的小屋。 在这临时的知青宿舍里,我们的“二人世界”充满了愉悦和浪漫。桌上摆满了一个又一个的罐头瓶,里面装着从山上采来的白色百合、黄色山菊和紫色罗兰，窗口挂着两个蝈蝈笼,还有学生送的鸟儿，屋子里整天是鸟鸣蝈蝈叫，很是热闹呢。 早晨忙着上班,我俩索性连被子也不叠,晚上睡觉时直接钻被窝,省力，省事。可是下班回来打开门，傻眼啦：屋子里整洁干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凌乱的桌子被人整理过，窗明几净的。原来，是兵团副政委杜宝盈来过啦。以后可不能太懒啦。
1971年7月17日 昨天晚上，我回到小屋里躺下，刚伸伸懒腰，就听隔壁食堂上海知青“白皮”和打夜班的景芝商量，夜班饭要吃饺子。听说吃饺子,我几步蹿过去,叫“白皮”去地里割韭菜,回来我帮着包。“白皮”听说我帮忙，高兴极了，随手抓起一个篮子，打着哈哈跑出去了。只一会儿,就割回来半土篮新鲜韭菜。我和景芝和面、拌馅儿，捏巴捏巴就包了两大板饺子。夜班的人还没回来,我可困得不行了,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叮嘱景芝,我先去睡觉,别忘给我留饺子啊。 今天起床号响过,我推推身旁的小菊：“快起来,今天早饭咱俩吃饺子。”我们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开始满屋找饺子。桌上、地下、哪儿也没有,大白盆里,空空如也。好你个景芝,为了这顿饺子,我连早饭都没去食堂打,错过了饭口,只好和小菊饿着肚子去学校了。晚上备课，钢笔掉到桌子后面了,我用木棍掏的时候,划拉出一堆带泥的面片儿,想想早上那顿饺子，我猛然醒悟到：“是耗子!一定是耗子把景芝留给我们的饺子吃了!怪不得大白盆里有泥印呢!”
1971年8月14日 农忙小憩。连队决定在学校的后面空地上建一座公厕,已经备好材料，打好地基，剩下的任务由我和天津知青刘文杰带的两个初中毕业班来完成。 山区的学生,平时学习刻苦,干起活来轻车熟路。吊线、和泥、砌砖,一点儿不用我们操心。一盆盆和好的水泥浆、一块块红砖在飞快地传递着,劳动的场面热烈红火。用了大半天时间，公厕便已初具规模。我在家哪干过这活儿啊?用小铲舀水泥砌砖,也太慢了,传过来的红砖已在身边堆住了。咳,干脆用手吧,左手抓泥，右手垒砖，果然快多了。可谁知道,一天下来,烧得满手大燎泡,疼得我呲牙咧嘴的。学生郝树祥提议：“咱们雕上几个字吧,做个纪念。” 我用纸临摹好毛主席手书：“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八个字,学生们高兴地雕在了公厕的外墙上,还涂上了红油彩。晚上躺炕上，虽然很累，但心里挺美。
1971年8月20日 昨天一夜没睡好，非常兴奋。因为刘校长找我谈入党问题。可我来兵团前，连团员都不是，何谈入党啊，倒不是我落后，而是我净搞所谓的“业务”，很少过问政治，所以没当上先进分子。看到其他战友纷纷靠近党组织，我也挺眼热的。听了我的顾虑，刘校长说，不是团员也可以入党，只要你忠于党和毛主席，工作干得好就行。特别是你主席像画得那么像，这就是忠于毛主席的最好表现呀。
1971年9月13日 前天支部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我为共产党员，今天就批下来了，而且没有预备期。也就是说，从今后，我就是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了！心里挺神圣的。
1971年10月22日 忙完秋收，连里给知青放探亲假,大家都准备回家带的东西。东北的知青往家倒腾的是白面、猪肉和豆油，南方的战友则往家带黄豆、粉条子和土豆。吴文芳给了我一些粮票,我在司务长那儿弄了一袋面,老职工给了我一桶豆油,还有蘑菇、猴头、窝瓜籽等。东西很多，我都快拿不了啦。学生王连华、刘杰他们开车一直把我送到双鸭山火车站,我们直接从旁边的道口,钻进了站台。上了车,怕查票,我坐在两位解放军同志的里边。不一会儿,我们开始打扑克,列车员来查票,根本都不理会我们。 到了哈尔滨,父母进站接的我,我用站台票轻松地出了站。之后,我向在车站工作的同学小黄,要张当天的车票,回去报销，再用报来的钱,上连队供销社,买好吃的,和战友们共享，多美呀。
1972年6月30日 好容易坐下来上几天课,可又得放下手中的书本,去劳动啦。因为连里大部分人员都去忙大田,连队砖窑活儿告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学校。 山村学校的孩子们,一年之中有大半的时间得参加农业劳动，所以他们不但学习刻苦,而且干起活来也是把好手。高年级的学生们和泥，脱砖坯,低年级的学生就用手搬。我们学着高年级学生们的样儿,往窑里挑砖坯。一码砖坯是八块,每块砖坯重五斤。我和小菊每人挑一码半砖,都压得摇摇 晃晃,可我们的学生,有人竟能挑三码砖呢。
1972年8月2日 今天，有点儿背。连队瓜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瓜地吃瓜者，花上两毛钱管够，不许往外拿。买瓜者，五毛钱半袋子。我们有时也花上五毛钱，买回半麻袋西瓜，回来挨个在炕沿上砸开，看哪个红吃哪个，不太红或看着不顺眼的当时就撇了。天下着毛毛雨，下了班吃过饭，我和战友小许去瓜地，花钱吃了个够，还想不花钱往回拿。我俩脱下外裤，扎上两个裤脚，装满两裤腿子瓜，趁天黑扛着往回赶，心虚胆儿突突，深一脚浅一脚的，没人撵自己就吓得掉沟里了，摔碎了好几个瓜，弄了一身泥，好容易才从沟里爬出来。
1972年8月16日 我和刘文杰教的两个初中班,面临着毕业升学和就业问题,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升学,去团部上高中,还有几个学生经考试被中专录取了。只有少部分学生选择了就业,就业渠道有两个：一是连队就地安置,二是到收入较高的煤矿工作。 刘树林、毕永和等六名同学准备去煤矿工作。今天的天儿真好，我送学生们去煤矿报到。矿上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办好手续后,领我们参观工作场。煤矿还没有全面实现机械化,所以煤矿还是艰苦的环境、笨重的劳动，给人一种压抑感。几个学生有些后悔了,但既然手续已办,只好如此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劝慰着他们。难怪有人说,到了煤城双鸭山,你看谁家吃的好,鸡、鸭、鱼、肉罐头,那准是挖煤的,挣的多,往家寄钱父母多开心呀！听了我的话，孩子们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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