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难忘“蔡武装”（3）
外面，稀稀落落的雨点儿又开始敲击我们的窗户，天又下起雨来。突然，宿舍门外响起来一阵急促的敲们声，紧接着就听见一个孩子在哭泣中喊着“王大哥——王大哥，呜……” 是喊我？我噌地一下子跳到了地上，连鞋也没顾上穿，三步两步地跨到饭桌前，伸手去摸火柴，要点起挂在墙上的那盏马灯。这时知青“小猫”和齐庆大也被惊醒了，小猫从枕边摸出手电筒就向我照来，说：“快，拿我的手电！” 我顺着光路从他手里接过了手电筒，又蹬上鞋，急急地来到外屋厨房门口。我用手电筒隔着玻璃向外一照，啊！原来是大壮。我赶紧推开房门，惊愕地问；“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大壮这孩子浑身已经湿透，泪水、雨水，在他的脸上流淌，他两手擦着眼睛哭泣着，断断续续地说；“我爹病大发了——快要死了……”说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急忙穿好衣服，叫上了几个男知青，一块儿朝蔡武装家里跑去。 蔡武装昏迷不醒地躺在炕上，呼吸微弱。怪不得孩子以为他要死了呢。我伸手摸了下他的头，滚烫滚烫的，细听还能听见他的牙在打颤。 “是重感冒？”我急切地问。 “谁知道啊？头几天他就脑瓜子疼，也没当回事儿，割完麦子就倒下了。” 蔡武装的老伴儿站在一边儿抹着眼泪喃喃地说。 我这时才忽然想起来，那天在麦地头儿上他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气短；在抢收麦子那几天里，向来干活“干净利索快”的老队长为什么看起来竟有些吃力，原来那时候他就已经病了。 我预感到蔡武装病情的严重，决定马上送公社卫生院。可是连日的阴雨，乡村的土路一踩老深，怕是什么车也出不了屯子了。我跟齐庆大、小猫交代了一下，就跨出房门直奔生产队的马棚，牵出了那匹“铁力青”。 这马像是懂得人意似的，一出屯子到了沙石路上就一路小跑起来。大道两旁那奇形怪状的老榆树，在雨夜里魔鬼似的唰唰地向后倒去。经过“北大沟”的时候，我紧张得几乎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因为既使是白天，这里也常常有野狼出没。我用两腿狠狠地夹住马肚子，不时地在马肚子上踢几下，它嘶叫着狂奔起来，我勒紧缰绳紧俯在马背上，生怕它把我从脊背上颠下来…… 值班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看上去比我们知青大不了几岁。 “没有男大夫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问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都下乡去了，今晚我值班，病人呢？” 我自觉话问的有些不妥，于是借着她的问话，简单说了一下老队长的病情。她听了以后二话没说，熟练地整理好医药箱，挎在肩上，从衣挂上取下一件女式风衣，然后快步走到走廊另一端，跟更夫打过招呼，回身一边走一边催我说：“咱们抓紧时间快走吧，最近在好几个村子里都发现了疟疾，你说的病症很像。”说着人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从木桩上解下缰绳，站在马的一旁。“铁力青”撒欢似地用前蹄在满是泥水的地面上猛刨了几下，溅了她一身泥浆，可她一点也没有理会。 “是你一个人骑马来的？”她问了我一句，迟疑了一下。 “嗯 ，你能骑马吗？”我反问道。 “行啊，试试看吧，时间不等人啊，快走吧。” 我先上了马，然后让出一只马镫，伸手拉她上来坐在我的身后。 “铁力青”颠颠儿地小跑了起来，我们很快便消失在细雨蒙蒙的夜色里了。 十几里的路程显得比来时还要漫长。我跟女医生由于不熟悉而产生的那种气氛，渐渐被我们的交谈冲淡了。谈话中我才知道，她姓叶，家住在本县城里，三年前从省卫校毕业，分配到县里。是她主动要求到农村基层医院来工作的…… 蔡武装患的果然是疟疾，具有传染性。叶医生麻利地给他打了一针，然后系好吊瓶开始输液。她刚一腾出手来，又立即给我们几个守在这里的人一一都注射了疫苗，又把房间各处都消了毒。 叶医生说：“病人应当早点儿送医院去，事到如今已经很危险了。我尽量努力，如果不行明天早晨马上往县医院送。” 在蔡武装家里，叶医生跟我们一起守候了整整一个夜晚。 黎明前夕，蔡武装终于醒过来了。他微微睁开布满皱褶的眼皮，目光呆滞地望着被烟气熏得漆黑的房梁，紫黑的嘴唇干裂着。齐庆大急忙俯下身去用小勺舀着罐头汁儿，一点一点地喂到他嘴里，滋润着他那干哑的咽喉。这瓶罐头是小齐昨天下午从哈尔滨回来时给五保户陈大爷买的，还没腾出空儿送去，这下可用到节骨眼儿上了。蔡武装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用手使劲撕扯着身上的被子——他又热得无法忍受了。叶医生又给他摸了一阵脉，没说什么。 一夜没合眼的叶医生，这时也坐在北炕上靠着装满玉米的麻袋睡着了。 蔡武装的命是很苦的，父亲早亡，十四岁的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母子俩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一天，母亲把他送到舅妈家里，说自己到邻村讨点粮食去，结果一去不回，吊死在了村口的歪脖子树上。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东山上抗联里的舅舅摸黑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他上了东山。打那以后，村上人谁也不知道这孩子的下落。 原来，他这个舅舅二十多岁就参加了张甲洲指挥的“东北义勇军骑兵独立师”。一九三二年打下了龙泉镇，后来又攻下了巴彦城。游击队进城以后，到处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派他跟东山骆驼砬子上面以道士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赵老修”联系，保障游击队的后勤供应工作。这回他把外甥带到山上也参加了抗日队伍，并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蔡东山。 一九四六年冬天，蔡东山终于回来了，他在抗联队伍里已经长成了一个体格魁梧的小伙子。后来他在管理区当上了武装干部，又娶了媳妇；四十四岁时才有了这个儿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壮这小子十来岁就顶大人使唤，跑里跑外全靠他。昨晚要不是他冒雨去找我们，他爹今天的病情还说不定啥样子呢。 天大亮了，几个知青领着叶医生到知青点去吃早饭了，我在这里盯着。 吃完饭，几个知青回来说：“你快吃饭去吧！叶医生到大队给她们院长打电话报告疫情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在往回走的路上，早已饿过劲儿了的我这时已经不觉饿了。路过大队办公室门前时，我打算把蔡武装病倒的事告诉胡干事。想不到我刚推开外间屋的房门，就听见从屋里传出一个女人和胡干事吵架的声音。 “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深更半夜的又下着雨，你不来有一百个理由，谁会谴责你？”这是胡干事的声音。 “良心会谴责我。良心！你懂得良心吗？下雨又怎么样，我尽的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这不是叶医生吗？她怎么和胡干事吵起来了？ “良心！良心会谴责你？你就不怕我谴责你吗？你们两个人深更半夜地骑在一个马背上……” “你住口！卑鄙，”叶医生急不可奈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的灵魂这么肮脏！”叶医生扭身一推门要出来，可是被胡干事一把把她搂了过去。 “看看，又急了吧？跟你开个玩笑你也当真？” “别唬弄人了，拿我当三岁小孩子呢？我为什么早没看透你！” “行了行了，我还不是怕你被传染上嘛，得了，你以后也别总是良心、良心的了。你我都是党员，难道忘了我们信仰的是马列主义，是……” “无耻、自私！”叶医生顶撞道：“你简直自私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 “哎——你看看，脾气又上来了吧？你想想，你要是传染上了那种病我可怎么办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嘛！”胡干事的声音有些干涩了。 叶医生再次止住了眼泪，掏出手帕擦干了脸上的泪迹，冷静地说：“真幸运，你今天终于暴露了自己虚伪的灵魂。对你的评价，过去我只是有所耳闻，可今天我体验到了。今天我明确地告诉你吧，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生活。”说完头一甩，推开房门冲了出来。 我打消了跟胡干事汇报的念头，心情极不平静地回到了知青点儿。 刚一进屋，就一下子被好几个知青围了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嚷着，像是刚刚跟谁吵过架似的。 小猫儿气呼呼地抢先说到：“你回来的正好，你看胡干事这小子多不是东西，昨晚后半夜我们几个回来，他听说蔡队长得的是疟疾，怕我们传染给他，一大早就把行李搬到大队去了。” 我心里庆幸没有跟他见面。 快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忽然想起了叶医生。几个女知青四处打听，也没找到她的影子，直到她们饭后回到女宿舍时，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 病人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危险，需要安心静养，口服药我已经留下了。明天上午，我再来给他做静点。我真佩服你们这些插队知青，你们崇高的心灵将永远激励我努力工作，我愿做你们的朋友，向你们学习。以后有事尽管找我，不必客气。再见。 你们的大姐姐：叶霞 即日 叶医生竟然一个人回到了公社卫生院，带着一夜的疲劳和困倦，又到她战斗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天职去了。 这年的年底，我们知青没有回市里过年，要在农村过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从初一到初五，每天上午我们男女知青都参加了村上的化妆秧歌队。从屯子西头儿开始，一个队一个队地一直扭到大东头儿。晚上，知青们还组织了以移风易俗为核心题材的文艺晚会，表演了我们自己编写的快板“晚婚好”、评剧“抛彩礼”以及数来宝、三句半、表演唱等节目，就是没有“二人转”。因为它演的都是“才子佳人”之类，没有工农兵形象，而且两个人在台上还经常出现一些打情骂俏的不文明语言和动作，尽管许多农民很愿意看，但是我们总认为那是属于腐朽的“四旧”之类，所以对它比较排斥。 初一刚过，我们知青点上每天都有各生产队的小青年涌到这里，纷纷邀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一个个带着大人的旨意，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他（她）们一声哥一声姐地叫着，让我们无法不接受他们父母的好意，因为他们都把能请到知青到自己家做客，当作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这几天我们这些知青都无一例外的先后被自己生产队的社员找到家里去吃饭。 初四那天中午，我们才从秧歌队回来，我们生产队就有两家的孩子脚前脚后地来找我们一队的五个知青去吃饭。这可让我们为难了，去谁家不去谁家呢？我们一合计，只好分成两伙，两个女知青跟着妇女队长的女儿上她家去了，我跟小齐、邢大楞三个人跟着大壮上蔡武装家去了。 蔡武装和他的老伴从窗户里看见我们进了当院，就赶紧推开房门把我们迎了进去。进屋一看，南炕上早就放好了八仙桌，还摆好了碗筷儿。这时，蔡武装的老伴就开始脚不沾地儿地在外屋的锅台前忙乎起来了，不大工夫，两凉六热八个菜就摆满了一桌子。 蔡武装的老伴儿站在屋地中间，笑呵呵地看着我们都盘腿坐在炕上，自己却不肯坐，这是农村的风俗，女人和孩子是不能陪客人一起吃饭的。尽管我们再三请求也无济于事，我们也不好再勉强。 因为在蔡武装家里吃饭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所以我们几个也没再客气，不大工夫我们几个都喝成了“大红脸”。蔡武装的老伴儿又把刚煮好的酸菜馅饺子端上来了，真让我们一个个都有了“家”的感觉。心里涌动着亲情的暖流。 我不习惯在炕上盘腿儿，再加上炕热得烙屁股，所以总是不断地扭动着身子。蔡武装看出来了，就喊大壮他妈给我搬个小板凳来。我急忙说自己来，就赶紧趿拉着鞋下了炕到外屋去，几乎就在我一只脚迈出门槛儿的同时，大壮他妈慌忙地拎着小板凳一下子把我堵在了屋里。她左手拿着小板凳儿，右手一边往屋里推我，一边说：“你们喝你们的，快进屋……”大壮他大妈还故意用身子挡着我的视线，连声催我快进屋喝酒。 可是，我无意间却看见了她唯恐让我看见的情景。眼前这一切让我惊呆了——原来，只有蔡武装一个人陪我们在屋里喝酒吃饺子，大壮跟他妈却围在锅台边上吃小米饭呢，旁边还放着几棵大葱和一小碗大酱…… 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一股酸流堵住了我的咽喉——两眼一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今天还没过“破五”，蔡武装家的伙食就“掉”下来了，可还留着饺子请我们几个来吃，我怎么还能咽得下去啊！ 我实在无法再回到酒桌上了。我迟疑了一些，然后灵机一动，索性就从他家的柴禾堆上捞起了蔡武装那件破棉袄往身上一披，假说出去方便一下，推开房门就快步如飞地回到了青年点儿…… 一路上我心想，我们几个真是混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外屋跟他妈两个人吃小米饭，我们还恬不知耻地坐在人家炕上大吃大喝呢！还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呢，有屁知识，狗屁不懂。唉！怎么活来着？ 到了知青点儿，我把我们年前准备的苹果、冻梨、还有两盒午餐肉，一股脑儿地装了一书兜，抬手又抓过一挂鞭炮，回头又往蔡武装家里返。 一进当院，我把满满的一书兜好吃的东西裹在蔡武装的棉袄里，推开外屋门就把它放在了柴禾堆上，然后就举着那挂鞭说：“大壮子，走，咱俩上外头放挂鞭去！” 大壮惊喜地望着那挂鞭，乐得一蹦老高，扔下饭碗就跟我跑到当院去了。听着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我眼里又浸满了泪花。心想，大壮这孩子长这么大，说不定还没放过这么长的一挂鞭呢！ 我回到屋里，蔡武装跟那两个“大红脸”正唠得火热，邢大楞说我逃酒，出去这大半天才回来，要罚我。我没说什么，心想，你们这两个“傻狍子”也跟我一样，都是混蛋！等着罚你们自己吧。 吃完饭要往回走的时候，小齐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进大壮的口袋里。我和大楞也照此效仿。一阵争吵撕扯之后，我说：“大婶，你就用这几块压岁钱给大壮买条新腰带、换个新书包吧！” 蔡武装两口子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 接着我又跟蔡武装说：“蔡大叔，听说你为了一根麻绳还动过家庭暴力，你该向大婶道歉哪！你们这么亏待孩子，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哇！这几块钱不多，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在回知青点儿的路上，我跟小齐、大楞讲述了我看到的情形。他们俩听了一下子“傻了”，默默不语。他们在想什么？肯定跟我想的也是一样的。 第二年秋末，蔡武装因急性脑炎不幸去世，时年五十四岁。为他送葬的是一支百十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屯西头出来，一直到位于三节地的坟茔。据说这种场面在拉拉屯儿还是头一回呢。 每当人们想起蔡武装时，都猜测他的死跟他头部残存的那块弹片不无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