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那一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就去世，我们连队离厂部很远，有十多公里路程，所以报纸来的晚，十多号才来，这天晚上我没事干，就去了七号屋，实际那时七号房间是办公室，那里是季会计和高植办公的地方，我们是下班以后去的，那时也是真的挺奇怪的，办公室从来不锁门，就是这样我就在那里借着烛光读了起来。我读的是邓小平所致的悼词，我还特意学着播音员的声音，特别放慢了读了起来，这时就听见有人说：“四号病，你嘚瑟啥，就你能读呀，”我抬眼看了他一下，我没有吱声，这时在一边朱正华说了：“你要是能读的想董老四一样我们都服你了。” 这是就看大家都不说话了。我也没有心思继续读了。这时贺喜祥来了。他把我找了出去，他告诉我他过年要回家，问我有啥事不，实际上我知道，贺喜祥这是告诉我，有事就讲，还有另外意思就是我也可以回去，我这时也想回家，但是我就是因为钱的问题，我心里算计着，我这时回去也不给报销，我就不回去了。我实际不是想在农场过年，而是太抠门了。这才春节来个表态，要求在农场过年的。 那是个遥远的记忆了，过年是妈妈给我们做平日里吃不到的东西，过年是淘气或者惹祸后不会受到责罚，过年是和小伙伴玩耍而不需要按点回家，那时侯盼望过年。我还记得一次我用刀切菜，把我的中指切了口子，现在还留在疤，那是过年是真的有年味，我父亲给我点钱，我去香坊街里去买些鞭炮，那是我都是不舍得坐车，都是走着去安埠街，在那里有好多商店，我就是这样五分钱车钱都算计着花。 四十年前的春节，我是在祖国大兴安岭度过的、一个叫做大杨树宜里农场的地方度过的。那是我走出校门的第一个春节，是我作为知青的一员投入边疆建设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我离开母亲、离开家，在外面过的第一个春节。 不记得那时侯的春节放不放假，或是放几天假。那时的连队冬天不是很忙，只是找一间暖和的屋子，或是找一些过期的报纸轮流的读，读得连标点符号都不落下。 我还记得那是季来三还经常来宿舍，我们开玩笑。他在地下捡到了二分钱，放在了办公室桌子上了。我还逗他，说：“季来三，你要是行个礼这钱就给你了。”他看着我说：“老四号我要是行个礼你就给我二分钱呀，我要行两个礼你就给四分呗，这样吧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行一天礼，你就掏钱吧。”就是这样我当时就尴尬的笑了，他接着说：“我就是在这磕一天头都行，一个头你掏二分钱就行。”这时我说：“是呀，这要是不起来谁也给不起。”这时他哥哥来了，他看着我说：“四号病，人家都回家过年了。你不想家吗？”我看着他说：“不想家，我要在这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实际上我说这些都不是心里话，我就是抠门。一听花钱就心里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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