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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农场章文 于 2015-12-18 17:22 编辑
前些日子看到网上有一些博友列出了五六十年代自己喜爱的歌曲，还有些知青列出了自己下乡时唱过的歌曲，感到很亲切。不由得想起在北大荒那几年，我们经常唱过的歌曲。翻阅纸页发黄发脆的老歌曲集，看着当年亲手抄写的一页页歌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聊一聊我们刚到北大荒头两年时唱的歌，以及这些歌背后的喜怒哀乐。
1968年7月刚到北大荒时，文艺舞台在风暴摧残下一片凋零。没有电视、电影（只有纪录片），没有任何话剧、戏剧和专业的歌舞演出，更没有现在的相声小品。在完全政治化的舞台演出中，革命口号加语录歌，或许还有一些生硬的蹦跳亮相就是全部“文艺”了。我们刚到农场第一天就赶上场部的欢迎会。只见一拨又一拨的贫下中农大爷大妈们轮番在舞台上跳起“忠字舞”，直让我们这些来自北京各校的学生吃惊得合不上嘴。我身旁的一个同学脱口而出：“简直是XXXX！”
各地知青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用大量那个时期堪称丰富多彩的节目征服了农场的男女老少：上海芭蕾舞校学生“白毛女”的轻盈舞姿，北京知青充满阳刚之气的独舞“八角楼的灯光”，各地青年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再版前言"，充满乡土气息的曲艺小调“松阿岔河水滚滚流不尽，教导员王树成今天要回连”……知青们用靓丽的青春形象，高雅的艺术表演将“XXXX”的“忠字舞”统统赶下了舞台。农场的文艺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了N个档次，“看知青演出”一时成了群众业余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些，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农场职工，特别是对青年人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我在先前的博文中讲过：在这场运动中，“知青最大的贡献与最大的代价都不是物质方面的。最大的贡献是知青用城市文化全面影响和提升了农村文化，表现在思想、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诸多方面”。北大荒的文艺生活应该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不止一个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们对我讲过，他们觉得这几十年“最有意思的”生活就是知青到来的那几年。在我们的《八五八农场史》中也有这样记载：“文教卫生战线，知识青年的作用更加明显，……以青年为主体的文体活动，从基层到机关十分活跃。体育比赛、摄影展览、美术作品、板报墙报、文娱演唱都搞得热火朝天。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僻静的边疆增添了欢乐和活力。”
1968年底，沈阳军区各部队年终文艺汇演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队的水平远远高出其它单位。知青演员刚一上场亮相就引起全场一片轰动，并很快传遍了军区大院。当时军区正在抽调一批现役干部到兵团，一般军人都不愿意。兵团宣传队演出后，竟有不少人主动申请到兵团工作了，使得沈阳军区首长对颜文斌副司令发起牢骚：“你们的宣传队，动摇军心啊！”
不仅在兵团一级和师、团一级，知青的文化影响渗透到了一个个基层连队。
那时每逢过年过节纪念日、最高指示发表，连里都要开会歌舞庆祝一番。场部也要开颂扬会，由周边单位在场部礼堂演出。68年7月我们10个北京知青到达农场副业队的第二天，指导员就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准备节目，参加场部的下一次颂扬会。初登舞台，我们的小合唱“任重而道远”就得到好评。不久就是“八一建军节”，场部的庆祝会上我们的节目还是小合唱。这次唱的是三个军歌：“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和“解放军进行曲”。主持者把我们的节目放在最后压轴，效果相当不错。这些雄壮厚重、充满历史感的歌曲感染力极强。特别是前两首，许多职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军歌，还有人来打听这是哪里弄的歌，有没有歌篇。问得我们心里直打鼓。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在当时，公开演唱这几首歌是很成问题的。
先说“新四军军歌”。我在文革前的歌曲集中看到，这首歌的作者有的只写陈毅作词，不提曲作者，有的写“集体词，何士德曲”，后期干脆只写“集体词曲”。何士德究竟是什么人物我至今都不清楚。但既然不提，必定是有问题。陈老总在67年被批判是众人皆知的。而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交响音乐沙家浜》在文革之初还被说成是“样板”之一，音乐的主旋律就是这首军歌。但后来忽然销声匿迹了。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
再说“八路军军歌”和“解放军进行曲”。作曲都是我以前就非常景仰的作曲家郑律成。他原籍朝鲜，在五十年代还一度回到朝鲜，这在当年足以构成大罪。后一首的词作者是公木（张松如）也是“右派”。这二人文革十年未见踪影。这样的歌岂能公开唱？
或许是因为在偏僻边疆，或许有人装糊涂，始终没有人对我们提到歌曲作者问题，大家的反应都挺不错。革委会负责宣传的人夸奖了我们，还约定，下一回你们再搞个小合唱吧，还把你们放到最后压轴。
这下子我们的胆子渐渐大了，在连里半公开地唱起“长征组歌”，“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水兵见到了毛主席”，“井冈山的道路”中的歌曲。它们都是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流行的歌曲，但后来在广播中消失了。1967年以后，北京大中学校的多数学生对运动已经失去兴趣，兴起了一阵叛逆潮流，被戏称为“抓革命，促文艺”。从军队到学校纷纷成立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创作了不少语录歌、诗词组歌，有的还很好听，风行一时。我们那时不止一次油印了这些组歌。拿到农村，正好填补一些那个年代苍白的精神生活。1968年9月，我们连已经有了20多名知青。连里搞了个文艺宣传队，练习的节目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等歌曲。这些在当时还很新鲜，很受欢迎的。
68年夏天广播中一天到晚反复播放的是“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高不过喜马拉雅山”和“献给亲人金珠玛”这几首歌。指导员还教了我们两首黑龙江本地歌：“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和“巍巍的兴安岭啊，万山飞彩云哟”。这些歌听多了就渐渐疲了，可是哪里有新歌呢？
68年冬季的一天，报纸上忽然发表了四首新歌。那天我和另一个知青正在“看牛鬼”值夜班，就拿着报纸学唱起来。还记得歌曲是“日出东方红，光芒照四海”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等四首。后来听被解放的“牛鬼”老夏讲，当时我两个看守在外屋一句句学唱，里屋的“牛鬼”们听着新鲜，也悄悄跟着学，真是有意思。看来那时连“牛鬼蛇神”都嫌文艺贫乏呢。
68年12月21日晚，广播中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一天我正在场部值夜班，听到广播，心血来潮，用了大半夜时间为这段语录谱曲。回到连队教给班里的知青在全连大会上唱了一回。
那时我在基建班，班长是长我两三岁的“老”职工小魏。他听了之后不满意批评说：为什么你只强调“到农村去”，不强调“接受再教育”？原来是我谱的曲子中将“到农村去”三字重复了一遍，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没有重复。这个意见吓我一跳，赶紧改。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注意到，现在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与文革前的一个区别，就是不能随便重复某一句。小魏当年就有这么高的政治水平，着实叫人惊讶。经此一吓，我再也没有兴趣唱这段语录歌了。
小魏毕竟是个只有二十几岁的青年，心里一定也喜欢文艺活动。68年底全班年终总结会开完后，他要大家娱乐一下，要我们每个人唱一支新歌，不准重复。记得有人唱了“毛主席穿上绿军装”，有人唱“红太阳照边疆”，小魏唱了一曲不知什么地方的小调。我实在想不起新鲜歌曲，就翻遍歌本找到一首越南歌曲“红星歌”。另一个知青一见，赶紧和我一起唱了。一个班只有十几个人，居然让人无新歌可寻，可见当时的音乐是多么贫乏。
68年底是我到北大荒后最苦恼忧郁的一段时间。有人发现仓库有架陈旧的手风琴，让我惊喜万分。一个知青还给了我一份油印的手风琴教材。可是刚学着拉了几个练习曲，琴的低音贝斯就坏了几个，只得凑活着拉。我最喜爱用它拉的歌曲是“八角楼的灯光”和毛主席诗词歌曲“赤橙黄绿青蓝紫”，婉转缠绵毫无铿锵的旋律多少符合我那时的心境。还有那份教材上优美伤感的怀旧歌曲“多瑙河之波”（苏联版的）也令我陶醉共鸣。有多少个夜晚我久久沉浸在这些旋律之中，暂时忘掉了现实的烦恼，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可惜坏掉的琴键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放弃。
那年的秋冬有个电影——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其中有首插曲：“波涛汹涌，烈火熊熊，全世界无产者发出怒吼”。虽然现在回想，什么“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将燃烧在克里姆林宫”显得很可笑，但在那时，这首不算难听的歌已经很难得了。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有枪又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段妙语不知是谁创造的，真是太经典了。关于“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还有个政治笑话：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你知道中国最著名的电影明星是谁吗？一个是我，一个是你”。那些电影，无论是“有哭有笑”还是“搂搂抱抱”，在当时都受到了很大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都有插曲，那两年这几乎是新歌曲最主要的来源。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报导全会的新闻纪录片中有两首歌。一首是“公报字字放光辉，万里东风心上吹”，在当时算是好听的。我们连的知青都对这首歌印象颇深，是因为附近良种站有个知青嗓音很好，总是在小穆棱河边唱这首歌练嗓子。每句的最后一字他都用美声唱法拖成长长的颤音，引得我们发笑。
另一首歌“打倒刘xx”，不好听也没人唱。不好听的歌就是在当年也是不受欢迎的。
引起我们极大兴奋的是新闻电影《干革命靠毛泽思想》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前者带来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后者的插曲是“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幸福的喜讯传遍了万里海疆”和“伟大的舵手指明了方向，红太阳照遍了祖国的海疆”，每一首都非常好听。有的一听就知道是吕远作曲。1966年以来，乐坛上除了打打杀杀的红卫兵歌曲，就是歌颂红太阳，这种被称作“抒情歌曲”旋律已经完全绝迹多时了。所以这些歌曲的出现简直像石破天惊一般，给死水一潭的生活带来一阵波澜。其中两首是由我学生时代最崇拜的歌唱家吕文科领唱的，他那高亢明亮、逍遥直上的嗓音更为这些歌曲增添了无限光彩。我们在宿舍、车间、野外一遍一遍地唱这几首歌，总也唱不够。尽管随着时光转移，这些歌曲早已无人再唱了。但它们优美的弦律却余音缈渺，几十年来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还有一首插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首歌从头到尾就这一句歌词，高低快慢徊转重复地吟唱了几十遍，让人很是新奇。我也学着样子，把“革命青年的好榜样”金训华的一句话“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谱成了歌曲。
不久以后又有一部电影《南京长江大桥》，带来了“巍巍钟山迎朝阳，万里长江育新装”、“中国人有志气，架桥完全靠自己”和“长江水啊水流长，急浪滚滚向海洋”等歌曲，也很好听，在边疆流传一时。忘了哪一年广播里又传来一首吕文科唱的歌“祖国山河遍地红旗飘扬，五湖四海升起万道霞光”。这些歌曲虽然也是以抒情旋律配合着革命词语，但毕竟不是第一次了，影响没有以前大。
1969年春天，广播里传来欢快的乐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从“满怀激情迎九大”到“满怀激情庆九大”，足足唱了两个月。但这首歌必须唱得字正腔圆，否则会显得油滑。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歌后来不让唱了。直到前些年看了资料才知道，在“九大”期间，江青审查文艺节目时批判一些歌曲“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她的这段吓人的话中，不知“唱语录”指的是那一首，但“唱九大”的显然只有这首歌。不知道曲作者是谁，要受多大的惊吓。这一棍子打下去，很长一段时间，原本就很少的抒情歌曲几乎销声匿迹了。
幸亏还有军旅歌曲。“九大”之前发生了珍宝岛战斗，不久传来沈阳军区创作的几首歌曲：“我守卫在珍宝岛上”（就是后来那首“为伟大祖国站岗”），“走上打靶场高唱打靶歌”等等；70年还有“五二零声明威力大，九号公路大捷传天下”。这些歌曲的艺术水平都很高。这时刚刚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些歌曲在连队里传唱一时，从此我们熟悉了魏宝贵、邬大为等人的名字。
兵团成立之际，开始落实“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连里相继“解放”了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老职工，从他们那里我们借到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歌曲集，包括一些苏俄歌曲集。有些歌曲以前就很喜欢，如“斯大林颂”、“列宁山”；有些以前没听过，比如“共青团员的告别”；还有些虽然以前也知道，但此时的感受已大不相同，比如“青年团员之歌”、“孤独的手风琴”、“伏尔加河纤夫曲”、“三套车”。
这一年又有一批哈尔滨青年来到我们连。年龄最小的小孙看上去还是个少年，分到了我们班。这时我已经回到酒厂工作了。小孙的母亲不放心，跟随着来连队，一个劲儿地嘱咐着我们几个岁数大一些的知青要把他当成亲弟弟照顾，说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就是从这时我开始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么小的孩子弄到农村？
未经世事的小孙活泼好动，爱玩爱唱，文艺细胞丰富，真的把年长四五岁的我当成了大哥，连他在哈尔滨戴着墨镜与女孩子的合影都拿出来让我看。我们俩在连里唱过一次二重唱“战士胸有红太阳”。有一次打马草在野外住帐篷，他很神秘地对我讲，他会唱一首“很好听很好听”但是有点“黄色”的歌。我一听，原来是“冰山上的雪莲”，就告诉他这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五六首插曲之一。他一听兴奋极了，非要我教他唱另外几首。他哪里知道其中的厉害。
1966年曾在全国流传一份据说是“旗手”写的东西，历数17年来上百部国产电影的罪状。《冰山上的来客》被说成音乐带有伪满电影的味道。这是一项多么可怕的罪名！我经不住小孙的再三恳求，唱了一遍不带“黄色”内容的“高原之歌”给他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别人说起这些歌。
小孙后来调到团部宣传队演《沙家浜》去了，开始还常回连队和我聊天。我感到了他的变化，这让我有些失落，又不好多说。我辜负了他母亲的嘱托。
酒厂的人员以知青为主，除了我和小孙，还有许多人爱说爱唱。小陈是北京青年中年龄最小的，开会学习总像是没睡醒，被女同胞起外号叫“小迷糊”。“迷糊”还带着“小”，这令他很不甘心，一心想给别人也起上外号。另一个北京知青小吴是我们的副排长。他在部队大院长大，忠诚正直，性格内向，却能非常投入地唱那几首军歌和“长征组歌”。可惜他不久就被调走学军事外语，离开了我们。上海青年小龚的嗓音不佳，可唱歌格外努力认真。因为性格急躁，被小陈起外号叫“鲁爷们儿”。小龚不大理解北方语言，建议我们取消“们儿”字，改叫“鲁爷”，不料反被小陈称作“鲁孙”。另一个上海青年也姓陈，老爱坐在宿舍上铺“来来来”地唱着什么，北京小陈就赠他一个外号“二癞子”。还有一个上海青年小顾，他由衷地羡慕新闻电影中西哈努克亲王到处游山玩水的幸福生活，因此被小陈称作“尤瓦纳王子”。既然是王子，当然要会唱亲王创作的歌曲了。于是那两首软绵绵、慢悠悠、颤颤巍巍的歌曲“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和“金边，王国的首都”也登上了我们酒厂的流行歌曲榜。还有麯房的女青年：小金是个歌能歌善舞的朝鲜族姑娘，音乐素质非常好；小林在北京时就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刚到边疆就成了我们文艺演出的舞蹈导演。这群年轻人人天天在一起干活、一起喧闹、一起歌唱，搞得厂房好不热闹。
酒厂的男青年自称有两大爱好，一个是抬杠，另一个是唱歌。抬杠这一条以小龚和我为代表，经常一个题目抬好几天。我们的工作包括出窖、装锅、扬料、下窖等等，都是干一阵歇一阵。一般都是干活时大家边干边抬杠，而间歇时间就成了引吭高歌的大好时光。
一开始大家还比较注意形象（因为难免有一两个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在窥视），尽量选一些合乎潮流的革命歌曲。后来逐渐扩展到文革前的红色歌曲。再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比着看谁会唱的歌多，把一些文革前知名的抒情歌曲（吕文科的、胡松华的、马玉涛的、刘淑芳的、《东方红》里的……）都拿来唱。到最后忘乎所以，连外国歌曲也敢唱了：从朝鲜的、越南的、阿尔巴尼亚的开始，然后是南亚的、苏俄的、欧洲的、非洲的……。高大宽敞的厂房，任凭我们这些人放肆地歌唱，给枯燥贫乏的生活带来难得的快乐。
（删去一段）
在那些“旧”歌中，与知青有关的两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是“走向生活”：
在这春光明媚的早晨，
列车奔向远方。
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
奔向那美好的前程。
昨天跨出学校的大门，
今天变成生产的主力军。
我们的心呀难免跳动，
但我们充满信心。
小伙子拉起你的手风琴，
让我们唱支愉快的歌。
别忘了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别忘了亲人的叮咛。
到北方去，到南方去，
到祖国遥远的边疆去。
到工厂去，到农庄去，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歌词愉快亲切，旋律活泼跳跃，描绘了六十年代青年人的理想、单纯和乐观向上。还有一首“到农村去到边疆区”更加激昂铿锵，但这首更好听，所以我还是喜欢这首。文革前我在学校里还教过全班同学唱它。
另一首是苏联歌曲“共青团员的告别”：
就像从前那样再来送别我们，
生活的道路我们未走遍。
列车慢慢从车站开出去，
青年团员正向东方出发。
哪怕我们前头将有许多困难，
我们定能坚守自己的岗位。
就像从前那样热烈真诚，
我们一起唱完第一首歌。
也许有个愉快活泼的姑娘，
她将成为我的知心朋友。
也许这片辽远的边疆草原，
将要变成最可爱的地方。
金色的莫斯科送别你的朋友吧，
你那灿烂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心。
亲爱的首都我们真是和你难分。
亲爱的，再见。
这是我到边疆后，在老职工的歌本中找到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看似乐观，却带着几分淡淡的忧伤；旋律婉转深沉，使我第一次唱起它，就被深深触动了内心……
第一首是我在北大荒前一年爱唱的歌，后来被第二首取代。两首歌基调的落差，反映了我心路的变化。可惜这些歌只能在宿舍和田野轻轻“独”唱，特别是第二首，始终也没敢和大家分享。
偶尔我们也自己编写一些水平不高的歌。除了前面提到的语录歌、金训华的歌，还编过“六一八批示放光明”、合唱“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向前”等。1971年的春天，我们二排（酒厂）在全连大会上演唱了这些歌，还将“大路歌”等革命历史歌曲编成多声部演唱，让我们的头头排长老徐很是自豪。后来他和我说了好几次：“咱们再来一回，像上次那样。”
当时可不是所有知青都这样喜爱歌唱。有个党员班长的政治觉悟就很高，常常用怀疑和困惑的目光盯着我们。还不止一次探问：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大家总是避而不答。
当年报纸上批判过德彪西的“无标题音乐”，有个说法是：不但歌词有阶级性，旋律也有阶级性。如果拿来套我们唱的抒情歌曲，那就惨了。幸亏这位班长五音不全，几乎不会唱歌，更不知道每首歌的背景。否则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可是这位班长非常重视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我们学唱那首“六一八批示放光明”时，有一句唱得不对，我纠正了一下。班长立刻指示我：就这样吧，不必改了。弄得我哭不得笑不得。
忽然有一天，广播中传来很好听的歌声，是“伐木工人歌”，我们赶紧找出纸笔边听边记。随后几天又播出了一批新歌“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再以后新歌就越来越多了。不久出现了66年 以来首次正式发行的歌曲集《战地新歌》。
那些年的许多事情都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界，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音乐文化似乎也如此。记得刚过1972年元旦，广播里就传来一些新鲜歌声，是“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新改编的革命历史歌曲。接着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电影歌曲。比如《侦察兵之歌》，《红旗渠》、《齐鲁英豪》、“小小银球传四海”、《海霞》、《创业》、《闪闪红星》、《青松岭》、《西沙》、《决裂》、《红雨》、《春苗》、《小螺号》……，大多数电影都有一首或多首插曲，几乎都挺好听
总之从1972年开始，公开出版的中国歌曲和外国电影歌曲就比较多了，我的记性不好，很难一一列举，就此打住吧。
这个回忆有很多漏失和缺憾，比如朝鲜电影（特别是《卖花姑娘》和歌剧《血海》）、阿尔巴尼亚电影歌曲在当时就非常受欢迎，在全国青年中广泛流传，还留下很多故事。
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评价一首歌的主要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好听不好听。比如“打起手鼓唱起歌”我是72年夏季看到的，听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后来明明知道这首歌被称四人帮的爪牙于会咏贬为“沙龙音乐”，大家仍然要传，仍然要唱，73年我在天津教师进修学院时就教过全班同学唱它。而《战地新歌》从第一集出到第五集，很多歌曲因为不好听，当年就没有什么人唱，今天看来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实事求是说，于在文革前写的歌也还行，样板戏音乐更是不可复制的经典。文革结束时于会咏自杀，可是他创作的一些优美唱段至今仍在舞台演唱。可见，决定一部音乐作品的评价以及它能否流传，最终还是取决于老百姓的口碑，并不以政治人物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
总结一下那些年的歌曲，就旋律而言，我个人认为最好听的歌当属“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最难听的歌，有两个难分上下：一个是劫夫作曲的语录“老三篇”，1966年秋天我在大街上第一次听到就替作者脸红。另一个是“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不知这个评价有没有人赞成。76年我在工厂，我的师傅（一位50岁的老工人）一听有人唱到“邓xx阴谋搞复辟”这一句就哈哈笑，领导批评也止不住。他说这歌太逗了，实在忍不住笑。
在我看来，多数歌曲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好听不好唱的，比如美声歌曲。帕瓦罗蒂唱“我的太阳”多么好听，可你自己唱一唱试试？第二类是好听也好唱的，比如民族歌曲。文革前的抒情歌曲多属此类。比如《冰山上的来客》中大部分插曲，比如吕文科唱的每一首歌，都深受喜爱并且久远地传唱。第三类是好唱不好听的，比如某些通俗歌曲。你看在80年代通俗歌星演唱会上，所有观众都又蹦又喊，根本没有人听；因为大家只是在发泄，只有玩命吼才能痛痛快快地发泄。这和生理上的排泄是一个道理：公共厕所里大家都在排泄，排的人倒是痛快了，可那好听好闻好看吗？
我知道这些胡言乱语只能说明自己老了，落后于时代了，年轻人看到会责骂的。好在我的文章基本没有青年人光顾。
歌曲，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首先属于青年人。所以我曾经喜爱的那些歌曲如今是听不到了。它们和我的青年时代紧紧连在一起，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再也找不回来了。如同一首歌唱的：“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岁月如歌，岁月如河。几十年前所有悠悠往事、喜怒哀乐，都如同北大荒的小穆棱河水，缓缓地消逝在天际。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这一首首恍惚隔世的歌。歌声记载着年轻时的你我，多少欢乐，多少青涩，多少忧伤，多少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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