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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高非 于 2015-12-12 11:54 编辑
1969年春节就要到了。这是我们副业队的北京上海知青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春节，所以领导很重视。节日里食堂炊事员也要休息，我们队的二十多个知青吃饭成了问题。革委会主任张指导员宣布，从除夕夜到初三，青年们分配到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我们队五十多名老职工，谁是贫下中农，都到谁家呢？这不用我们操心，革委会已经为每人做好安排，王副主任宣布了分配名单，我被分到他家吃饭。
王副主任还特别强调：前些天伟大领袖刚刚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次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节日，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机会。每个青年都应该认真对待，真正做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王副主任说的也正是我自己的愿望。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后，我开始有些明白，原来到边疆来不只是为了改造北大荒，而是首先要改造自己。这使我不得不放下在北京出发时的激情和理想，重新思考今后的作为。特别需要好好想一想，在副业队这个具体环境下应如何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令我苦恼的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总是有巨大的矛盾。我们队的贫下中农，包括一把手指导员、贫协主席许大爷，以及后来的老连长，给人的印象都是忠厚有余，教诲不足；对各地青年只是诚恳相待，并不善于、也不乐于教育别人。而少数乐于教育我们的人，比如王副主任，我却总也亲近不了。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呢？通过这次一起过年，能不能有些改善呢？
对于那年月的下乡知青，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当年黑龙江省的老百姓有一句俏皮话精辟概括了居民的副食供应：“李管够，潘半斤，汪三两，溜光蛋”，说的是先前的省长李范五和文革期间潘xx、汪xx和刘光x先后担任省革委会负责人期间，城镇居民的食油定量。1969年初正是“潘半斤”时代，再加上老职工还有些自留地遗留的家底，这次倾其所有招待知青，伙房也给每个负担知青伙食的职工分了一些肉和菜，所以各家的饭菜应该是不错的。
张指导员是58年转业军人，一直担任我们队领导，文革中参加的是黑龙江省得势的“捍联总”一派，所以当了革委会主任；但大家仍然习惯用文革前的职务称呼他“指导员”。无需讳言，他在文革中是比较“左”的。小小副业队，五十多名职工，被“揪出来”的就有七八人，还死过一人。但他对知青一直视如子弟，发自内心的喜爱时时处处溢于言表。不管出身好坏、是否听话、有无错误，他从没有批斗过一个知青，连严厉批评都很少有。
指导员喜爱你的方式也很实在，北京青年到北大荒的第一个礼拜天，他就把我们全都招呼到他家吃了一顿。那是头一回吃到这么新鲜的煮苞米和面瓜，我们可是吃了不少。后来一到礼拜天，年龄最小的小陈他们就整天泡在指导员家里蹭吃蹭喝。
但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知青被指导员视为禁脔。某个中农老职工也把几个知青拉到家里吃饭，被他在全连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扣上“腐蚀拉拢青年”、“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帽子，弄得连贫下中农都轻易不敢了。
指导员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似乎也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拉到家里吃一顿；另一个就是吹一吹副业队的远景，让你觉得将来会很好，也就忘了对当前的不满。至于“再教育”，我印象中他和老连长连这个词都没提起过。
那时我初入社会，懵懵懂懂不识好坏，对各级领导不论大小一律敬而远之，并没有把指导员的关爱当回事。直到一年多以后他调走，我们连先后换了几任“一把手”；相比之下，我们才痛切地感受到张指导员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只是悔之晚矣，很难再遇到这样的领导了。他虽然远调六师，和我们这些人的友谊却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他去世，又延续到他的子女。
除夕之夜，过年的第一顿饭，指导员就不管革委会的既定安排，又把北京上海青年全都招呼到他家大吃了一顿。这么多人的吃喝，在当年一定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当一碗碗白酒、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两大脸盆红烧肉陆续端上桌时，看着坐满一炕、站满一屋的小青年个个吃得流油冒汗，喝得一脸红扑扑的指导员心满意足地笑了。
1969年春节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来临了。
大年初一一早，我们几个青年结伴串门拜年。首先到几个领导家，随后分别到几个本班本排的贫下中农家。
串了几家以后才晓得，指导员昨晚的违规举动造成很大混乱，使原来的吃饭安排形同虚设。贫下中农们有了合法请吃的借口，个个争相模仿，谁都想着多拉几个青年到自己家里吃饭。能拉到几个人似乎成了一个人政治地位和威信能力的象征。要是去谁家去的青年很少，那就可能产生联想：是他的历史有问题？是他犯过什么错误？是革委会暗示过青年不要去他家？……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这样的联想可绝不是无端揣测。所以老职工的迫切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这样一来，可就难为我们这帮北京上海青年了。全队五十多家老职工，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三天假期才六顿饭，怎么吃得过来？全拜访一遍都不容易。拜访之后在谁家吃饭，谁家不吃呢？谁家先吃，谁家后吃呢？真是一道又可笑又头痛的政治考试题。
我知道无论如何班长小魏家是必须去的。小魏比我大三、四岁，下中农成分，精明强干，政治上也很上进。这里得说明一下，在当时黑龙江的政治词典中，“家庭成分”和“本人出身”与城市青年所说的“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含义正好相反。“家庭成分”是指土改时原籍的家庭所划分的成分，并不一定是你父亲解放前夕的职业。“本人出身”却都是学生。所以我们这帮青年的出身成分大多数要改，原来的革干、革军、职员全都改成了地主、资本家、伪官吏等等。除了一个著名烈士的后代自作主张改成了工人，得到领导认可外，其它的经过外调全都重新确定，个个改得愁眉苦脸。
我的家庭成分被改成了“伪职员”。为什么？没人解释，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接到家里来信，父亲1956年审干时的历史问题又被翻出来，重新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虽然开恩“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毕竟成了半个历史反革命。这一棒子打得我更加郁闷，也使原先就与我矛盾不断的小魏看我更不顺眼了。
我与小魏的冲突全都起缘于几件小事：一是在群众讨论被批斗的老夏应该如何处理时，我们班的意见是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判无期或二十年徒刑。我自作聪明多了一句嘴：“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小魏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又问：“那为何不直接定成‘三反分子’？”小魏无言以对，遂大怒，吓得我不敢再吭声。幸亏后来团里批下来的处理结论是“不戴帽子、恢复职工待遇”，才没有追究我。另一件事是，每日早上“天天读”，他要求必须在炕上端坐，身体不能依靠墙或被子。我做不到，他就动手纠正，让我忍无可忍。
有这些龌龊不快，我早打定主意不在小魏家吃饭。正好他刚成家不久，老婆是从老家骗来的，与我们不熟，又怀了孕，也不欢迎我们久坐，更谈不上吃饭。问候了几句话我们就告辞离开了。
我郑重声明，这里说的“骗”老婆绝无贬义。北大荒老职工的主力是十万转业官兵，根本没有几个女性。要想扎根边疆，只能回老家找对象。可是不说假话，哪有人愿意跟你到寒苦荒凉的边疆来？假话的内容，无非是农场条件如何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就是本人是军官、干部，赚多少多少工资。等女方到了北大荒，后不后悔也没用了。不少老职工都是靠这法子娶的老婆，领导群众也都很理解支持。倒是窝囊得连老婆都骗不来的人才让人看不起呢。
成家后的小魏把全付心思都放到置备家业上，和我的关系也好转多了。不久他生了儿子，妻子却趁回家探亲的机会抱着孩子一去不返了。从此小魏再也打不起精神，变得沉默寡言，对工作对政治都没了兴趣——这是后话。
串完了小魏家和必须先去的贫协主席家，我们五六个人又一起去了小金家。
小金是几个月前刚刚初中毕业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子弟，是个活泼能干的朝鲜族女孩子，和我们北京上海青年相处得非常好。她的父亲老金也在我们连，是中农成分，不会有知青分到她家吃饭。可她是我们班唯一的老职工子女，如果我们过年回避她家，岂不太伤人心？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是早就打定主意，不但要去拜年，还要在她家吃顿饭。
果然，我们的来访让小金高兴极了，赶快拿出各种好吃的招待我们。可这鲁莽的拜访让老金尴尬万分，欢迎也不是，冷淡也不是，只好招呼了一下就坐在炕上不再言语。等了一阵，看我们一点儿没有离开的意思，老金越发不安，索性躺下睡觉，任凭我们在一旁说笑，还不时发出呼呼的鼾声。不知这鼾声是在提醒这帮不懂事的青年快点离开，还是在郑重声明：“我可没有拉拢腐蚀青年”。
等到中午我们不走，老金只得起身招呼大家吃饭。这一家人的能干是出名的，各种农活不说，种菜、捕鱼、下夹子、养蜂、木工……，样样拿手。这顿年饭自然是品种丰富，印象最深的是野鸡，鸡肉鲜嫩，羽毛鲜艳。我们吃得很痛快，全然不顾老金什么滋味。
饭后我们六人出去浏览雪景。阳光照耀下，冰封雪覆的小穆棱河格外耀眼，亘古荒原显得更加寥廓。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几十年后再看这些照片，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那时的样子可真傻呀！
回来的路上，老远就望见饼干房师傅老袁站在宿舍门口，我和小吴赶紧躲进路旁的厕所。只见老袁焦急地在宿舍门口转圈——一定是想拉人到他家吃饭吧。转了几圈不见人，只好自己走了。
一会儿，年龄最小的小陈、小马和小唐跑回来告诉我们，不到一天的功夫，青年吃饭问题已经乱了套，有些贫下中农等得着急，干脆亲自动手来拉人，真让人想起电影中的“拉郎配”。小陈他们兴奋极了，去了东家串西家，创造了“一顿三吃”的好经验——就是一顿饭连吃几家，直吃得肚皮发胀，满脸油光。他们的道理还很充分：不这样你哪能吃的过来？我听得直发愁。看来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能吃能喝是个重要条件，可我实在差得远啊！
每家都吃是不可能的，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政治优先，选择重要的贫下中农和领导家先去吃；另一条是感情优先，选择和自己亲近的职工先去。没等我们研究好方针路线，老职工又纷纷上门拉人，我们赶紧躲出去。
这时才想到，我们第一家就去吃中农，是不是路线有问题？反正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还是捡最亲近的老职工家去吧。这样，初一晚上我去了老李家。
老李40岁左右，身高体胖，大而园的脸盘上净是麻子，颇有点儿像《沙家浜》里的胡传魁，比实际年龄显得老很多。几个月前第一次见面，他就嘿嘿笑着说“我是山东支边青年”，让我莫名其妙。他是个老实人，和我相处时间比较长，感情也比较好，我一直想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
可惜老李老实得过分，简直就是窝囊。他1947年参的军，在四野39军。解放战争从长春一直打到两广；随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打到汉江之南。复员回家后，又成了“山东支青”来北大荒。二十多年过去，同时参军的人都升到了连营级，他连班长都没混上。娶了个老婆身体不好，养了个孩子不是亲生的，日子过得栖栖遑遑。
以前和老李聊天请他讲讲阶级苦或者革命史，他死活不开口。这次几口白酒下肚，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断断续续边讲边叹：“围长春时饿死那么多老百姓啊，两个馒头就能换一个大姑娘”，国骂，……；“林彪三支虎，38军是万岁军”，国骂，……；“冲过汉江，我们一个连就剩下了六个人”，国骂，……；“那次战役我们一个排就逃回来三个人；有一个是副班长，所以受了处分”，国骂；……。
那一晚我们两人聊到很晚，始终没听他把一段故事讲得非常清晰完整，心里说不出是敬佩还是同情。我知道这些与正统说法截然不同的奇闻轶事实在算不上“再教育”，但它真实感人。有谁能比一个老兵更懂得什么是战争！真想不到老李这样一个窝囊的大老粗内心竟有这么多的感慨，让我多少理解了他看淡名利，满足现状的生活态度。后来的几十年，我一次次在一些老知青身上看到类似的态度，它比“成功者”的传奇更加触动我心。
初二清晨一睁眼，就发现一个孩子站在床前，见我醒来赶快拽住我的胳膊——原来是老袁的儿子。老袁昨天没抓着几个人，总结教训是动手晚了。所以今天一早就打发六、七岁的儿子继洲和继宪来宿舍盯着我们。我只好和孩子们约定，今晚一定去他们家。
初二上午我们几人认真实践了“一顿三吃”，都去了谁家已经记不清了。
晚上如约去了老袁家。其实老袁不是我们排的，但是他为人豪爽，喜爱青年人，自尊心又强，恨不得把各排的小青年一个不拉地全拉到家里才不失脸面。他是做点心的师傅，农场有句俏皮话：“袁师傅的饼干，范师傅的砖”，不知道是讽刺他做的饼干像砖一样硬，还是说砖厂范师傅发出的砖像饼干一样酥。这一次老袁可是拿出了全付本事做了好多点心，果然名不虚传。印象最深的是一种用甜菜做的甜食，外面一层沾满了蜜，以前没吃过，以后也没再见过。
老袁的二女儿那时初中还未毕业。后来她成为我的同事，对我讲过：那天你们一大堆人闯进我家，一进门就嚷“快点快点”，催父母端饭菜，又吃又喝还又拿，令她很生气——这帮青年怎么这样没礼貌？让她不解的是父亲却眉开眼笑，挨着个劝吃劝喝。
那晚去老袁家的北京青年不少，大多数还喝了白酒。让人意外的是女同胞们几乎个个都有酒量，比拼之下，男子汉们不断出洋相。眼看着有的男同胞已经开始说醉话了，我实在不甘心，在女同胞小张喝酒时轻轻推了一下酒杯，灌了她一大口。满以为这下她肯定够呛了，谁知她依然脸不变色，全不当回事。
三十多年后，“小”张成了资深公务员，以她的工作性质，应酬一定很多。一次聚会她对我说，很奇怪为何同事都认定她能喝酒。我就翻出这段旧事。没想到这回她却脸红了：“是吗？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
初三上午我去了老毛家，他是我们酒厂的另一个贫农，大家都管他叫“老毛子”。他的经历挺有戏剧性：转业前原来在北京做中央首长的交通警卫，八面威风。据说一次行车途中，部队的摩托车把刘少奇的汽车撞得不轻，上级震怒之下把这批人全都发配到北大荒。所以文革中他们对“批刘”倒是欣然接受。老毛子人品朴实工作卖力技术也好，就是不爱多说话，对各种政治活动一概没兴趣。我和他前后相处几年，他从来不肯“再教育”，就连“撞刘”趣事在我们一再逼问下都含含糊糊。其实老毛子这辈子的伤心事并不是这段光荣史，而是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全是女儿，没一个儿子。
离老毛子家还挺远，就听见他家属大声嚷：“哎呀呀这是哪来的贵客呀！走错门了吧，怎么到我家来了？”我知道，这是责怪我为何前两天不到他家，是不是看不起他们，只好陪上笑脸说好话。虽然话里带刺，但看得出来她是很高兴有人来的。老毛子倒是全不在意，一声不吭地端出早准备好的一盘盘肉和菜。北大荒的习惯是女人不上桌，他家属和四个女孩站成一排看着我们两人吃。由于晚来理亏，又不能辜负一家人的情义，何况还有这么多人监督，我只得松松皮带，胡吃海塞一通。原本计划“一顿三吃”，这下也没戏了，改在下午吧。
初三下午，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顿饭，不管是真吃还是做样子，我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王副主任家了。
王副主任比我大两岁，46年出生的；能说会道，造反有术，又在“老中青三结合”中占了一个“青”字，所以一下子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只是人品方面口碑欠佳，我亲眼看到过他把越南前线的哥哥寄给嫂子的汇款单飞快地揣进自己兜里。老职工对他一直是直呼其名，后来学着知青叫他“王副”。再后来，胆子大的小青年半开玩笑地当面叫他“王瞎副”、“王小二”，直到简化为“瞎副”、“小二”。
不过在69年春节时他的称呼还没那么不堪，男女老少都管他叫“王副”。
王副是对知青“再教育”最热心的贫下中农了。这个人无论是坐还是站，开会还是做报告，身体总是在动，没有一刻安定。因为一支眼睛上眼皮下坠（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先天性脑瘤的一个征兆），他看人总是斜斜地，尤其是面对年轻的女性时，眼中更闪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人也更加坐立不安。在革委会里他分工负责青年工作，对各地青年的管理倾注了不少精力，终于将一位知青教育成了他的妻子。
我对王副一直是客客气气，似乎他对我也如此。但近来他和青年的关系越来越糟，小陈他们开始不客气地叫他“王瞎副”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当众说他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举止不雅，女青年更没有人爱理他。北京男青年中我岁数最大，他自然要疑心，这一切或许都与我有关？
从一开始宣布节日到各家吃饭的安排，我就想到，把我安排到他家可能出自他自己的意思：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考验，看我愿不愿意向他靠近。这事如果放到今天，我一定抓住机会精心选购过节礼物，套近乎，拍一拍；甚至表表忠心、打个小报告什么的。可惜那时我只是个初出校门的傻青，哪里想到这些？哪里肯做这些？除夕、初一和初二一直顾不上，最后一天才想到他，而且还得争取“一顿三吃”；我心里不免有些嘀咕，王副会不会不高兴啊？
果然，一见面他就没有好脸色，端上来的饭菜也没有一点儿荤腥。刚开始还客气两句，越吃越冷场，我又坚持不喝酒，真正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吃过几口我告诉他还要到别人家去赶场，王副的脸色越发难看，自言自语道：“爱吃不吃吧。你们都不吃，我还能赚点儿肉和菜呢。”我狼狈告辞，赶紧奔向下一家。
热气腾腾、乱乱轰轰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小陈小唐小马他们像一群欢快的麻雀，到处飞落，享足了口福。到后来乐极生悲，想不吃也逃不脱了。一个个跟我说：吃撑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啊！
节后，贫下中农们开始总结各自的账单了。那个年月人们总要先算政治账：都有多少青年到自己家了？是初几来的？哪些人没来？为什么没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相比，来自己家的人数多了还是少了？先到的我家还是先到的他家？……这一系复杂计算通常需要反复进行多次，要想算清楚可不是件容易事。
经济账就比较简单了。过节那几天只顾着多拉几个青年来家，还唯恐饭菜的质量不好，可几天功夫就吃掉了全家几个月的肉和油，还多花了不少钱。看来以后很多天都要过紧日子了。
节日是过去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再教育”还得继续。
春节过后，兵团组建工作进展到班排一级。一天，已经成了副连长的王副把知青召到一起，宣布“经贫下中农研究讨论后确定的”兵团战士名单。男生中的我和哈尔滨青年小黄、女生中的北京青年小赵榜上无名，需要继续考验，以观后效。
宣布完毕，王副把我们几人留下，严肃地批评：贫下中农对你们的主要意见是，你们不能虚心接受再教育。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一边教导，一边斜斜地望着我。那表情分明是在说：谁叫你不识抬举！给你机会你不理我，这下知道厉害了吧？现在后悔了吧？
当天晚上在食堂开全连大会，会后我让在伙房帮厨的小赵到灶房给我打点儿开水喝。她就顺便问了问我对白天事情的想法。谈了没几句电灯灭了，这并不稀奇，我们那里几乎每晚都停电，大家早就习惯了。
刚又谈了几句，猛听“砰”地一声巨响，伙房门被冲开，王副一头栽进来——他以为门一定是插死的，就用足了全身力气撞上去，人还没站直就打开手电射向我们。
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我和小赵相距至少三四米，一点儿也没有他想象中的情景。
尴尬的王副忍着撞疼，胡乱说了两句自找台阶的话，转身跑了。
惊愕……
愤怒……
悲哀……
这，就是我们应该顶礼膜拜的贫下中农？
这，就是我们必须诚心实意接受的“再教育”？
……
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但我知道这些问题不能问任何人。
……
69年以后，我在北大荒的七年间还有好几个春节是在边疆度过的，不过我再也没心思去寻求什么人的“再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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