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坟（二）王老板子

                                                    新坟（二）
                                                    王老板子                                                                                              张冠立
      王老板子的家和我们青年点是近邻，在我们的房西，只隔一排障子。青年点只有三间光腚房，桲栎棵子篱笆是王家的。透过障子，可以看到王家人出出入入，前园子后园子地活动，也可以听到房内屋外呼应的欢声笑语，再加上院子里鸡鸭鹅狗的勾勾嘎嘎，嘶哑长鸣，汪汪短吠。这一切勾勒了一幅完美的农家图，合奏出一曲生活交响乐。让我们离家的知青因羡慕而思乡。
      我称主人为王老板子，实在因为忘了他的名字。一是时代久远，失去了记忆；二是即使当年知道，也向来不用。按乡俗对长辈人不能直呼其名，要称叔叔大爷。所以我们与其对话称他王叔，和第三者提他时，就叫他x x的爹，或干脆叫他王老板子。老板子这一职务在农村令人羡慕。生产队这样一个集体里工种多多，而老板子属于技术工种，要比只能拿锄头镰刀干活的人强得多。他靠指挥牲口完成工作，付出的筋力要比普通社员少得多。拉地装车要算重活儿，但这是组合劳动，必须有跟车的。其中跟车的要干最累的活儿。比如扔个子，就是拿叉子把庄稼捆举到车上，或者扔到垛上，这要由跟车的承担，而老板子只是在车上或垛上用叉子接住扔上来的个子，然后摆稳码好。就是送公粮，老板子也只是在车上掫袋子，让跟车的把袋子上肩后扛到粮囤上。出车到外地住店，夜间要由跟车的喂牲口，老板子可以高枕安眠。这种分工上的种种优势让普通社员对老板子的地位艳羡不已。王老板子在我们生产队地位又登峰造极。生产队小，只能拴得起一挂马车，套一副马犁杖，其余一律用牛，而王老板子则是唯一赶马车的，是生产队里当然的“大把儿”。这不但让普通社员艳羡，也让其他牛车牛犁杖的把式们垂涎。
      王老板子在队里的地位不是巧取的，是多年的积累和实力换来的。建队之前，在五家户公社原来的生产队里他就是马车老板子，到这里来，是作为“人才”引进的。来了之后一试身手，大家都觉得不白给，看了叫人宾服。庄稼院里动牲口的活儿他样样精通。驾驭着一付马犁杖蹭蹭地在地里走，破茬时铧子尖儿像豁鱼肚子一样，不偏不倚，把垄台拱成两半，任根须盘根错节，也挡不住犁杖的正道。使不好牲口、用不好犁杖的人想做到这点比登天还难。像我这样学活儿的新手，用的牛犁杖慢慢悠悠，还手忙脚乱，铧子经常“下炕”，弄得破开的垄台趋里拐外，没被人评论，自己先就脸红了。那时总会不自觉地向王老板子的马犁杖投去羡慕的眼神。王老板子拉场时，装车、垛垛也干得干净利落。他装的车从来不甩箱淌包，总是那么整整齐齐，保持着底窄上宽的形状。
      老板子赶车上路，姗姗地小跑似的运行，看上去很威风，其实考验颇多，处处有险，要想无往不胜，全靠人马的通力合作。王老板子深知这里面的道理，他爱马如子，深情地关注牲口的饥渴劳累。他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赶车人在山里拉烧柴。重车下山，道路陡险，人马都很紧张。老板子不能再坐在车上摇鞭子，他下到地面，手扶着车辕前挂套的立柱，与马并行。长长的坡路让马以倒车的姿势碎步行走，似乎马也知道，稍不坐坡，身后的重载就会放箭儿。车上的手闸已经拉到了最后一个卡点。车后还拖着一根沉重的大树头。除了这些再也无计可施。马浑身冒汗。老板子也紧张得手足失措，忽然脚下拌到了什么，一个趔趄向前扑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辕马看到了突如其来的动作，伸头追去，一口咬住了老板子的后领，把他抻了起来。老板子没有倒下去，逃避了身后车轮的碾压，安全走到了山根。车站住了。后怕的老板子禁不住失声痛哭，虔诚地跪在地上给辕马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谢它救命之恩。王老板子讲的是发生在山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确信这种事情能够发生。他说，“羊马比君子，牲口通人气，对它们好赖，它们都懂得，最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种信念指使他非常体谅牲口。
      翻车打误是老板子遭罪的时候。可就在那种情况下，老板子的气魄和能力才能显现出来。我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王老板子，从而对他产生由衷敬佩的。王老板子的样子在我头脑中至今仍很清晰，中等身材，比较瘦削，瓜子脸，声音也不洪亮。他完全不是靠虎背熊腰的块头，瘆人的吆喝来吓唬驱赶牲口的。每遇打误，他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气急败坏，怨声载道，而是悄无声响地到车后绕一圈，看看这个轱辘，再看看那个轱辘，用大鞭座捅捅轮下，或用随车带的铁锹挖挖，然后，回到车辕旁，端起大鞭吆喝一声，又把鞭子在空中摇晃一圈，让它发出嗖嗖的声音。这是在叫套。四匹马会意了之后，随即把套绷起。接着他一声长啸，再加上一声鞭响。这时你能看到几匹马四蹄蹬开地往前冲。如果发现那匹马没有同步，他会及时地在马的臀部轻轻地着上一鞭，差不多同时车轮就滚动起来了。场面轻松自然，很少拖泥带水。
      同样是看误车，我倒有一段并不令人轻松的记忆。当了老师之后，调回母校工作，常常带学生到校田地干活。地点在离镇八里远的一片稻田。学校有两挂马车，车把式一个姓崔，一个姓邵。我们念书的时候，他们就是学校的工友。一天，两挂车都往稻田里送粪。邵老板子的马车在池梗旁误住了。他虽然是个老老板子了，可那些马好像并没被他调教好，都是些“假大棒”，干活不使劲。那天，好几个班的师生围观，男男女女好几百人看邵老板子的“表演”。他举着大鞭连抽带喊，就是叫不齐套，打了这个，它蹦一下。再打另一匹时，这个又撂套了。最后，他不得不晃圆了膀子，一圈一圈地抡那杆大鞭，口中一个点地长嚎。就在这个紧要的当口，数百双眼睛捕捉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镜头。邵老板子由于舞动呐喊得过力，“嘣”地一下裤带断了，裤子忽地一下子由腰间滑到了脚跟，恰巧他没穿裤衩，下半身一下子暴露无遗。接下来的反应是，他迅速扔掉大鞭，哈腰去提裤子。那一刻，周围哄地爆发一片笑声。看到这叫人笑破肚皮的一幕，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王老板子处理误车的那种从容和自信，比较起来，更加佩服他驾车的功夫。作为车把式，王老板子的本领在生产队里独占鳌头，这是他的骄傲，因为多少体魄比他健壮的男人都享受不到他这样的成功感。
      王老板子还有另一个骄傲。他虽然从来没有表露过，但我相信这感觉始终充溢他的心间。那就是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在屯子里住过的人无一不认为她是全村她那个年龄段的最美的女人。当年，她四十刚出头，娇好的面容，丰满的体态，一如既往。拿“风韵犹存”来描述她，肯定是亏待了她。我妻和我当时同在一个青年点，作为近邻，女人和女人打交道特别多，留给她的印象清晰而深刻。她说，老王大婶漂亮就漂亮在一双眼睛上，大大的眼睛颇有神采，眼皮双得大小适度，顾盼之间，散发着妩媚。衬托那双眼睛的是圆圆的脸盘。这是那个年代女人称美的标准脸型。笑容是她脸上常开的花朵。我妻说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是她的那口牙，整齐白净，但略显得长，说话时会抢你的眼，令你多一分感官的印象。
      王老板子的妻子是个性格开朗的人，爱说爱笑，由于人很聪明，与人的言语交接之中，出语常常闪着智慧的光芒。人们都愿意和她唠嗑。更有些好扯俚稀的人愿意和她说些挑逗性的话，她总能从容应对。不像有些缺乏智慧的人，一遇尴尬不知所措，不能礼貌待人，弄得对方下不来台，相互大伤感情。一天，我看到王老板子两口子在园子里忙乎，有屯邻驻足园外，隔着障子与里面的人闲打唠，一递一回地，颇有斗嘴的味道。我到门外时，听清了这样的对话，外面的人说，“你这样的，就得让你老爷们好好压你。”前面的话，我没听着，不知怎么引起的。王老板子听了，在一旁咧嘴笑。他媳妇似乎未加思索，随口答道，“不压能生大胖小子吗”？对方语塞，随即报以笑声。我惊讶她能以这样方式作答，泼辣、大方、巧妙，运用了类似归谬法的方式把对方引到了极致，再无话可说。
      王老板子的妻子对人满怀热情，对待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更是像一团火。她有我们这么大小的孩子，对我们远离家门非常同情。青年点挺门过日子免不了要用簸萁笸箩之类的家什，没有时就到王家去找。每次即使家什被占着，也想方设法倒出来，让我们拿走。园子里的菜下来后，自己吃上了新豆角，也忘不了摘上一筐送给我们青年点同时尝尝鲜。王老板子有这样一位内秀外美响呱呱的媳妇，内心一定很得意。全村的爷们可能都嫉妒他的幸运。
      其实，王老板子的幸运还不仅如此。马太效应在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娶了聪明的媳妇，还犯愁没有出色的孩子吗？老百姓把这种现象说成越肥越添膘。王老板子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大的是个小子。我们下乡那年，他也回乡，是乌兰浩特一中老高三毕业生。单从这个校名，当地人就能知道他的儿子会聪明几何。人们都知道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四七年建区时，首府设在乌兰浩特。乌一中作为省城的高中，地位自然尊贵，占尽了当时稀有的教育资源。尽管后来首府迁移，历史赋予它的芳名仍然遐迩远播。该校对行政辖区里的旗县市择优录取学生。各地能考取的学生为数有限，能够入选的自然是幸运之星了。王家子六三年顺利考进乌兰浩特一中。这样的喜讯肯定让他这个家住农村的孩子欣喜若狂，也让他的父母既骄傲又充满希望。
      上世纪六十年代，扎赉特旗的教育还很落后，学生们想念中学并不那么容易。音德尔一中面向全旗只招收六个汉授初中班，一个高中班。初中生里的尖子走几个到乌一中，其余的还要拼当地的一个高中班，竞争也可谓凶险至极。据说六三年那届高中还因为形势降格为“民办”班。文化革命开始时，高三学生知道了自己“民办”的地位，又听说语文组的薛思恭老师说他们是“筛漏子”，就义愤填膺地贴出大字报，批判污蔑革命接班人为“筛漏子”，要求学校给他们回复名誉和地位。其实，比起没机会入高中的人，他们戴这个帽子似乎有点抱屈。这事如何结局，此处不说了。要是王家子听到这段公案，肯定会沾沾自喜，因为自己不是薛思恭说的“筛漏子”，而是“筛上玉璞，可雕可琢”。每一个上了乌一中的学生都会认为自己升学有望，离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那时的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抱“铁饭碗”肯定板上钉钉。家住农村的学生，想到未来可以进城，想到可以挣工资，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农村学生的家长骄傲自己的孩子可以不再做庄稼人，在城里能给家庭增光添彩，等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也有了可靠的养老保障。王老板子父子内心一定也翻腾过这样的感受和期盼。
      文化大革命一声惊雷把包括王家父子在内的所有人都从美梦中惊醒，期盼的东西烟消云散了。王家子开始了真正的农村生活，要像社员一样天天出工。下乡青年开初还有些政策照顾，而返乡青年连这点东西也享受不到。尽管命运突变，王家子并没有因此气馁。中考试场上初露锋芒的人生经历让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在王爷庙（乌兰浩特的俗称）的三年闯荡，让他有了放眼“世界”的大胸怀。他怀着不灭的希望在育林四队的新家安顿下来了。社员们对他并不十分熟，屯邻是建队后聚集到一起的，而他过去只在假期时回家小住。但是大家很快对他了解起来，引发了议论，也产生了“敬畏”，只是因为两件小事。
      农忙的时候，生产队成立了集体食堂。他的妹妹被分派在食堂做饭。吃饭的人有两伙。一伙是趟地的，另一伙是铲地的。两伙出工和收工的时间不一致。犁杖上的人怕中午牲口“跑蜂”，早出早归。中午这段时间，他们还想利用起来，侍弄一下房前屋后的园子，于是希望早点把饭吃到嘴，不愿等在那里浪费掉一部分时间。一个叫李友的就嚷着给开饭。年轻人火气大，但凡提要求总觉得自己有道理。而王家的姑娘认为队长没有指定分拨开饭，况且饭还没有做好，不能给提供特殊服务。双方各执己见吵了起来。要求方理直气壮，出口不逊；回绝方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但大男子声如虎吼，气势压人，王家姑娘没受过这样的委屈，气得哭了起来。她的哥哥铲地回来后见到了这一光景，仔细向妹妹打听了前后经过，然后便发作了。当着全体社员的面，他要求队长正确处理这场争端。他从人情事理说起，指责谁家没有姐妹，怎么能这样对待别人。接着又强调集体有集体的纪律，怎么能谁都可以为所欲为，这不是无政府主义了吗？他慷慨陈词让社员听后瞠目结舌。有些话他们懂，有些则闻所未闻，半懂不懂，只是暗自思忖，念过书的人就是不简单，敢说敢讲，说话也咬骨头。他的一通联珠炮真地把李友给震住了。他没敢反驳，杀猪不吹蔫退了。这一仗王家子打出了威风，让庄稼人见识了“读书人”。这一仗，我想也为他打出了新自信，那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宏”。另一件事是他的婚事，与村里人无关，但免不了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农村没有广播报纸，缺少新闻，只好把这种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拿来做调味品，品评中，述说着自己的道德理解。
      他已经到了当娶的年纪。好心人把他介绍给公社卫生院院长的女儿。介绍人认为虽然算不上“门当户对”，你姑娘的爹在当地有点身份，可小子是念大书的，乌一中的老高三，全公社还能找出另一个吗？院长也认为有这样一位东床娇客足以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同意相处论亲。可后来态度发生了变化，竟把这事轻轻地撂下了。听屯里人议论说，王家子在院长家做客，酒后高谈阔论，有舍我其谁的种种架势。这让准岳父心里很不舒服，于是翻过了这一页。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婚姻征服战中，他输在了曾让他得胜的战术上。
      小败不足为惧，他坚信自身拥有实力。的确，又有了新的介绍人，帮他在后屯找了一个姑娘，高个儿，有几分姿色，比先前的姑娘有过之无不及。这可能让他很快就忘却了挫折，更不反省所谓的战术失误了。
      刚刚说过的王老板子的女儿是生产队里首屈一指的姑娘。其长相是她母亲年轻时的再现，聪明程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话办事兜水不漏。屯子里无人不夸，都说谁家能找上这样的好媳妇可就烧高香了。王老板子有这样一个闺女又给自己的幸福指数加了码，让别人只能眼馋。
      王家的姑娘也到了当嫁的年龄，但是王老板子夫妻俩并没有看出着急的样子，因为他们相信好女不愁嫁。四里八村的小伙子他们没有看上眼的，况且要嫁得嫁出农村。一件事情验证了这一点。青年点里我的一位好朋友看上了王家的姑娘。自己不好开口，就求点上的我的女朋友去给探问。她领了任务后特意去串了一次门。那时王家的媳妇已经过门，一大家人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介绍人”先参观了里屋新媳妇的婚房，又到外间婆婆的炕边坐下，从娶进嫁出的话题开始一步一步地说出来意。王家人听了没做任何反应，没有机会出现本该喜出望外的欢欣，像是听别人的事一样，听完了事。平静的态度透露出嫁女的自信和条件的苛刻。让人猜想她家的目标一定嫁进城里，对象还要有工作。那时的知青还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王老板子的小姑娘那时正在读书，似乎在住校，在屯子里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偶尔见到，仔细打量，觉得她不像农村孩子，皮肤白皙，梳平整的剪发，文文静静，颇像五四时期的女学生。无疑，这是王老板子的又一份骄傲。
      没过多久，大儿子被公社挑去教书，家里自然感到很高兴，但不觉得意外，念了那样的高中不愁见用于社会，长风破浪自有时，挂帆济海的时刻必然来临。王老板子就是这样享受着一步步的人生新变化，样样都是好事，可谓人生无限顺意。
      有一天，王老板子的妻子吵吵牙疼。本数头疼脑热的小病，农村人没人在乎。要吃药，大家都知道得吃镇痛片。可镇痛片吃了不顶用，依旧让她疼痛难忍。王老板子看妻子疼得可怜，决定带她上公社医院看看。本人会赶车，又不用求人，不能说不方便。于是跟队里要了车，套上两匹马，急急地往公社赶去。公社卫生院能给牙疼患者什么样的关注可想而知，说出什么牙周炎之类的病名，然后投点镇痛、消炎药而已。
      在公社教书的儿子听说母亲来看病，牙疼不止，大夫又拿不出有效的处置方式，便主张不能这样简单地回去，应该上外地医院就医。这似乎小题大做，但母亲疼痛难忍，只好接受了这项决定。离新林最近的“大城市”应当是碾子山。那里有兵工厂，被齐齐哈尔以飞地的形式管理，称为华安区。从新林公社向北走三五里，到河东的小城子，过河向东北走，之后再过两条大河，济沁河，雅鲁河，百里之遥才能到达那个地方。一家三口风风尘仆仆上路了。一路上涉水遇险，人困马乏不说，总算进了所期待的大医院。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王老板子的妻子竟然死在了那家医院。据说牙部与脑部靠近，前者的炎症因控制不及时已经感染了脑部，得了脑膜炎之类的病症，并且到了来不及抢救的程度。这个结果几乎像晴天霹雳。爷俩失魂落魄地把去时生机勃勃的一个人，回来时无声无息的一具尸，顺着原路拉了回来，葬在四队的山坡上，给这块土地又增加了一座新坟。
      拥有时幸福，失去时痛苦，最痛苦的是让拥有者猝不及防地失去原来的拥有。我跟车去罕达罕送粮，听老板子讲述发生在那里的一些故事。罕达罕公社有一位女老师，人长得相当漂亮，远近闻名，见过的人无不夸赞。当然，人之常情，她也会为自己的貌美骄傲幸福。一天晚上，她给煤油灯添油。时间已经很晚，屋里暗得难以看清瓶嘴灯口，也看不清倒进了多少油。她拨开火盆里的灰，让火星在空气中烧亮，借着这微光进行操作。紧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油滴落到了火盆里，砰的一声升起了一团火，惊吓中，抖动的手又向里面溅了更多的油。火势顷刻间变得不可控制。她的面部首当其冲遭到烈火的“洗礼”。闻声赶来的人帮她扑灭烈火，这时发现她倒的不是普通煤油，而是错拿了家存的一瓶汽油。她的面部重度烧伤，治愈后，一副美丽的容颜无影无踪，变得疤疤赖赖，黑一块紫一块，让人不敢细看。美人的遭遇诚然可怜，但失去了貌美，她仍然可以唱出“夜半歌声”，述说心中的哀怨。而王老板子的妻子只能无声无息长眠于地下了。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但生者再也找到过去团聚时的快感了。据屯子里的人说王老板子经常偷偷地躲在房后独自哭泣. . .
妻子去世后，王老板子的家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他该出嫁的姑娘很快出了阁。嫁给了当年托人求婚的那个知青。那时他已参了军，将来工作不成问题，符合了她心中的标准。王家子由新林中学调往罕达罕地区中学，教师身份的含金量又多了比重。儿子把全家人从育林四队迁走，去了新地方。后来王老板子的小女儿远嫁到海拉尔，只有他本人作为老人跟随儿子生活。这时儿子小家已膨胀成王家的主体。王老板子四十多岁的年纪上变成鳏夫，随迁后离开了赖以生活的土地，由一个完整家庭的家长变成了只能依靠儿子不再独立的人。早年在地里车上叱咤风云的经历，夫妻相守恩恩爱爱的时光，儿女绕膝充满希望的岁月均变成梦中的场场贪欢。
      我离开家乡多年了，听说王老板子随着儿子“闯天下”的脚步，一处处地搬家，先进小城音德尔，又进大城乌兰浩特。儿子的那张“老高三”的旧船票已经无法登上新的“客船”，他用“转行”换船的方式不懈地前行，支撑着他承担起来的这个家。他筋疲力尽之后，又借自己子女的光去了鄂尔多斯落脚。王老板子如若健在，也算从山沟里出来远走高飞了。在外人眼里，他算有福，儿子孝心，老有所养。但是人们常说老年幸福，必须“三个”不丢- 老伴不能丢；老屋不能丢；老友不能丢。漂泊中的王老板子于今还保有其中的哪一个呢？他幸运的是儿子给了他一个“身上衣裳口中食”的家，不幸的是他完全失掉了人生少不得的精神家园。

x谢谢大哥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凄楚的故事。不幸与衰老，人间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