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雪城知青 于 2014-12-5 08:37 编辑
东轻厂 “独身大院” 的故事
东轻公司办公楼
l 郁 文
“独身大院”，原是我们东轻公司独身职工居住的地方，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未婚的男女青年，只有极少数是来厂前就已经结婚，但家眷还在老家，暂时居住在独身宿舍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原新风厂（东轻公司）1952年开工建厂之后，在1955年以来相继建了多栋职工住宅楼。 考虑到为解决工厂数千名单身职工住宿的条件，其中就在住宅区的中心地带，承建了01——07七栋独身宿舍，01楼是女生宿舍，02—06楼自然就是男生宿舍了。除了07楼是在大院之外，另6栋都圈在一个大院里，就形成了本文所提到的“独身大院”，为了有利于管理，门口还专门设了一个收发室,设专人管理。 我家是在1965年才从407楼搬到了08楼，我们楼和07楼是毗连，与独身大院则是一道之隔，不足百米，而独身大院的北面就是职工的二食堂，后面就是体育场。 1965年至1975年，我家整整在08楼住了十年，十年的光景，我耳闻目睹了独身大院的人文趣事和世态变迁。
玩双杠的年轻人 独身大院建好后，工厂在院里除了原有的一些老榆树和糖槭树之外，还在里面栽了很多花草和灌木，有小桃红、丁香、榆树篱笆墙,环境优雅，空气清馨。 在花草林木环抱之中，安装了双杠、吊环等器械，供茶余饭后的职工们健身锻炼。无论春夏秋冬，在这里都会聚集着一些喜欢锻炼的年轻人，处于对体育的爱好，我和同楼的几位发小，姜二、姜三、平武、平双哥俩、刘稳举就喜欢到这里玩耍和锻炼。 每天早上或晚上都有职工在大院里健身，因为独身职工比较多，多半人是喜欢玩双杠、吊环，一为健身，二为交流。日积月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体征和特点，我们给他们都冠上了不同的绰号。 首屈一指，是69届（习称，说年龄都是以届划分）姓刘的“大国子”（后来成了我们同学的姐夫）由于多年坚持锻炼，那是双杠上的“头把交椅”。他胸宽背厚，胸大肌和肱二头肌特别发达，他每次上杠之后，就是在杠上“摆浪”几十次，最拿手的就是在杠上“倒立”翻滚；其次，有我们称之为“吊腕混子”的师傅（至今不知姓啥），他个头不高，黄白净子，肩宽腰细，上宽下窄，上身特别发达，每次上杠就是“大吊腕、小吊腕，还有吊环，不太规范的“十字撑”在吊环上也能比划一下；另一位就是被我们称为“大胸肌”的张师傅，个头是几人当中最高的一位，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是格外英俊帅气。他的专长就是“支双杠”，每次要支几十下，其健美韵称的身材和超大的胸肌比“大国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有一位就是“老黄牛”了，该人是区建筑单位的一位工长（后来当上了经理），年龄和我们差不了几岁，我们称他“邰哥”。他的特点是吊环，因为院里没设吊环架，他就在老榆树上拴了两根拇指粗的棕绳，拴上圆环，自制了一副吊环。此人皮肤黝黑，中上等身材，体格长得非常健壮，背上的一块块腱子肉油黑发亮，六块腹肌格外清晰，浑身上下看不到一块赘肉，典型的车轴汉子，真就和老黄牛差不多，要是现在，他绝对是一个练健美的好材料。这些身怀一技之长的人构成了独身大院里一道亮丽的健身风景线。 说到此，就得介绍一下我们这几位发小了。姜三，大名姜招峰 （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的教研室主任，国家一级食品师），56年生人，1.75左右的身材，白胖、圆脸，平头，眼睛不是太大。他是综合上边几位的特点，“摆浪、叠、支杠、大小吊腕都略为擅长，但因年纪轻，肌肉型还没有达到师傅们的程度，可胸肌厚度一点也不逊色；李平武（几年前已去世），和姜三同龄同届，身型比较颀长、单薄，老是一副笑面，好像在他那就没有什么愁事。由于体轻如燕，他最擅长的就是“摆浪”和“叠浪”，就是在杠上反复叠起，身体舒展，运用娴熟，显得非常自如、放松，让人看了是一种享受；李平双，也是属猴的，长的敦实，质朴，从小在农村干活就形成结实、健壮的身材。他特点就是特能“支双杠”，有耐力，可以坚持很久的那一种；我是其中最差的一位，天生臂力不足，只能简单的支双杠，还坚持不了几个，就累得气喘嘘嘘，属于捧场、叫好、喜欢看热闹的一类“跟屁虫”。 院里的双杠是正规的体育器械，铸铁底座，立管可升可降，双杠上还包上一层木质外皮，这样即使是冬季也不冰手，在上面做动作也不容易受伤。因为练双杠的人玩的久了，器械的表层木皮脱落，最后双杠就剩了两根裸露的钢筋了，双手握起来太细、又不好做大的动作，想在杠上翻筋头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即使这样的器械，仍然没有挡住这些年轻人的健身热情，朝来暮至，乐此不疲。
举重趣事 新风厂在文革期间练举重的人是趋之若鹜，那是因为工厂在60年代出了位举重人才—高洪佑。他1.5米左右的身高，体格粗壮，肌肉发达，60年代初期就在省体工大队练举重，转业之后调到了新风厂。业余时间一直坚持举重，经过多年的苦练，1964年曾获得黑龙江省第二届运动会举重冠军，由于受他的影响，使工厂练举重的人日渐增多。 举重出了名人，就是炫耀的资本，所以独身大院里练举重的职工把“场子”圈在了大院收发室的旁边。每天早上，一帮练举重的青工们在那里围着铁杠铃幺三喝四，叫好声不绝于耳。高老师（76年调到学校当体育老师）也是不吝赐教，时常给爱好者们一些点拨。我们每次双杠玩完之后，都要经过举重场子，看到叫好声就不由自主的看上一会。 一次又经过举重场，看到一帮人正在那练抓举杠铃，旁边围了很多人，也就伫足看起了热闹。地上的杠铃一边一个不太大的铁轮，看上去也就不足百斤，只见一位老兄，长的是中等偏瘦的身材，面糙黑瘦，但举手投足都很灵巧的人，大家都叫他“陈黑子”。看他这副体格，真要是举重也得是“羽毛级”的。他捋胳膊、挽袖子就上去比划，听话语是要和别人打个赌，非要抓举起地上的杠铃来。 只见他蹲好马步，向两只手心吐了口吐沫搓了搓，屏息凝神、气运丹田，双手分开放在抓举的把位上，腰部挺起，猛的一较劲，“嘿”的一声，百十来斤重的杠铃还真得抓过了头顶。可就在过顶的一刹那，杠铃却越过头部中线，重心偏向了后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借着杠铃下坠的重量，来了一个惊险的后空翻，将杠铃扔在了身后的土地上，他却安然无恙的翻站在了后边。围观的人们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笑了笑说：“小菜，没事，就这身手，平时要没点功夫，也不敢揽这“瓷器”…… 四川娃子 新风加工厂，是国家156个重点项目的第一个铝加工厂，代号“101”，曾担负着“一家供全国，全国靠一家”的重任。建厂后，由于企业性质特殊，除了毛主席、刘少奇没有来过，其他历届领导人都视察过新风厂。在“文革”前期，由于和前苏联交恶，为了备战，国家开始了“三线”建设，相继在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再建一批铝厂，为此，外地就纷纷派来一批学员到新风厂实习铝加工技术，从此独身大院就生出许多是非来。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批四川学员，我们称之为“四川娃子”。他们身材矮小，大眼睛，小白脸、塌鼻梁，高额头，说起话来就和电影《抓壮丁》一样，伊勒哇拉也听不懂。他们都是统一穿着蓝色的棉袄、棉裤，还带着蓝棉帽子，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解放军带的那一种样式。学员们大约有数百人，好像都集中住在独身的03楼和06楼。因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方言、饮食、气候和北方都有差别，再加之正处在“文革”期间，就难免和我们厂独身的职工发生摩擦。虽然工厂多次出面调节，但矛盾还是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在独身大院爆发了数十人“南北混战”。 那一天，南北交战双方开始在宿舍楼里械斗，楼上扔东西、砸玻璃，逮啥撇啥，双方是大打出手。还有的被打得受不了，从二楼跳了下来，摔伤了筋骨，双方互有伤害，好在没死人。最后在三科（公安处前身）和派出所的调解下，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但从械斗那天起，四川娃子们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瞅着不顺眼。一段时间里，他们心惊胆颤，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后，不敢单独行动，只要上街必须要十几个人搭伴出去，头发长了也不敢理，身上脏了也不敢洗澡，一个个胡子拉撒、蓬头垢面，弄的和劳改犯似的。就这样坚持了不长时间，为了不把事态扩大，四川学员被全部遣回原厂，独身大院又恢复了往日平静和安宁。 袁大喇叭 02—03楼的夹空地带，则经常聚集着一帮喜欢民俗音乐的人群。为首的是一位人称“袁大喇叭”的师傅。他中等个头，脸色是白里透红，老是笑呵呵的，对人很和气。俗话说，“鲜花还得绿叶配”，管有唢呐也成不了气候，另一位姓王，个头不高，青黑的脸膛，喜欢留着小黑胡，他是专门负责吹“笙”，俩人是多年的老搭档。 袁师傅是工厂里吹锁呐的大手，身上经常背个油渍麻花的黄兜子，里面装着他心爱的唢呐，只要工厂有什么喜事，都会看到他的身影。有时也到附近农村为“扭秧歌”或唱“二人转”等喜事，捧场助兴，喝点喜酒。 因为二姨和二姨夫就是在老家吉林的“二人转”民间演员，逢年过节，我也经常到姥姥家所在的农村看她们的演出，所以对此类民俗的演艺形式比较喜欢，包括一些曲调，也能唱上几段。如《王二姐思夫》、《丢戒指》、《月牙五更》、《小回门》等。 看到有人捧场，袁师傅他们二人就在独身的空地上，吹着大家喜欢的曲子，人越多，他吹的越来劲，如《百鸟朝凤》、《抬花轿》、《扬鞭催马运粮忙》等等。欢快悠扬的曲调，马上就会吸引更多的人们来围观。 近看二位师傅的演奏，都各有特点。袁师傅吹起唢呐时，一是为了运气，他的两个腮帮子老是鼓得滴溜圆；二是脑袋随着乐曲的节奏晃得像拨浪鼓。而王师傅则双手捧着参差不齐的“笙”，歪着头就像“小鸡琢米”似地，不停地摇晃着头和身体，二人一唱一和，卖力的吹奏出一首首好听的曲调。每次欣赏之中，看到他俩是一黑一白，一高一矮，无论在曲目还是眼神、神态，都配合的很默契,看热闹的人们就会响起一阵叫好的掌声。 玩烟盒 收藏烟标 烟盒，也称为“烟标”，在文革期间，孩子们中间非常流行叠烟盒，收藏烟标，有时为了一两个烟盒，玩伴们还要有输赢。 玩烟盒。就是把大人抽完的烟盒叠成三角型状的纸质玩具，以两人为限，把叠好的烟盒放在地上，以“划拳”定出先后，然后赢方手持烟标，凭借胳膊带出的风力掀翻对方的烟标，你一下，我一下，谁把对方掀翻了，烟标就归谁，谁的力气大，窍门多，自然赢的烟盒就多。有时看到手里赢到一摞摞的烟盒，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是，想玩烟盒，就得有烟盒。平时除了收集家人抽剩的廉价烟盒之外，就得捡烟盒。那时，家家收入水平都不高，一般条件太差的就抽简陋的“经济烟、握手烟”。条件稍好一点的抽“葡萄烟、迎春烟”。再好些的就是凭票供应的甲级、乙级烟，如“哈尔滨、江帆、大前门、恒大、牡丹、中华，价格都在3—5角钱以上。 好的烟盒，精致的彩印外包装，内衬防潮烟箔 （还没有“过滤嘴”），纸张质地厚实，有韧性，叠出来的烟盒挺括、结实、好看。而价格便宜的烟盒，没有烟箔，纸张薄而脆，体轻而发飘。为了能赢到更多好看的烟盒，唯一途径就是到“独身大院”去捡烟盒。 受“文革”风气的影响，那时住独身的职工，抽烟的年轻人是多如牛毛，就连我们这些小毛孩子都把“吞云吐雾”当成一种时髦，没事就躲在角落里“鼓捣”烟抽，所以在独身宿舍就经常能捡到很多好看的烟盒，有时孩子们因为都去争捡烟盒，甚至可以为了一个烟盒打起仗来都在所不惜。 收藏烟标。好的烟盒一般都舍不得叠成玩具，而是小心翼翼的把它拆开之后，不能有一点点的损坏，然后夹在书本里，压的板板正正的收藏起来。比较而言，甲、乙级烟标比较受宠，主要是印刷漂亮、精美。另外就是老牌稀有的烟标，文革开始后已经不再印刷了，如“黄金叶、大重九、炮台、哈德门等等，特别受到乐于收藏烟标的孩子们喜爱。而处于懵懂、年少的我，那时多半是以玩烟盒为主，即使捡到好的烟标，也都无偿的奉献给同楼喜欢收藏的小哥们手中，成了一过手财神。现在听说好的烟标也能炒出很高的价格，让人后悔莫及。 沙果的诱惑 60—80年代的工厂简直就是个小社会，对职工的吃、喝、拉、撒都要管，所以工厂有专门的福利科，负责职工福利，逢年过节都要分一些刀鱼、地瓜、花生米、鲜冻水果、白菜土豆之类的物品，这对于我们这些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来说都是喜欢吃和必备的东西。 工厂在原火炕楼的前地界就曾种了一大片沙果树，足有上百棵。每逢秋季，沙果还是很青涩的时候，我们一些淘气的孩子，都会想方设法去“偷青”，工厂也早就预料到这一点，除了在四面设上铁荆棘之外，还专门设几人看护果树场，所以一般得逞的机会也不多。 耐不住沙果酸甜的诱惑，记得小学一年级的夏末的一天，我们5—6个淘气的同学在男班长的带领下，到远离市区大约有十来里地的四屯果树场去偷果。因为果树场离市区较远，所以没有围栏防护，我们到了之后，看到满树都是不太成熟的沙果，也没有人看守。机不可失，大家都施展猴技，纷纷攀爬到本来就不高的果树上，连摘带摇晃，一会儿，每人都在背心里装的鼓鼓的。待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在路过村口的时候，突然，被一群当地农村的孩子截住了，他们看到我们人少力单，不是当地的孩子，又慌慌张张的样子，再看我们的背心里都鼓鼓的，马上也就明白了几分。 于是一位领头的大孩子就让我们把背心里的东西拿出来，我们几个你看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想，好不容易从十几里外弄了点沙果，也不能半道被打劫了啊！正当我们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还得说是班长有刚，他二话没说，“噌”的就从兜里掏出个铅笔刀来，怒目圆睁的指着他们说：“你们谁要是挡道，我就给谁放血。” 这农村孩子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妈呀”一声，全都吓跑了，我们这才得以胜利脱身，满载而归…… 秋天，正是工厂沙果成熟的季节，待福利科组织人们采栽下来之后，在以福利发票的方式分给每户职工5-6斤。那时发放沙果就在独身大院的06楼，靠近大门口的一楼，设个窗口专门发放，每次都是我拿着沙果票，拎着一兜子红红的沙果，乐颠颠的拿回家，给几个弟弟们解解馋。 “文革”中的记忆 在我们08楼的对过，就是工厂职工的“二食堂”（一食堂在厂内），所有住独身的职工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吃。这里虽然只是职工吃饭的地方，却也是职工交流情况、显示动态的活动场所。 1966年“文革”开始后，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全国上下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工厂的批斗会是接二连三，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比比皆是，就连着食堂也未能幸免，上千米的食堂大厅里，每个餐桌就是被大字报分割成的一个个小单间，可见数量之多，无法统计。 在所谓的“文攻武卫”期间，黑龙江省出现了炮轰革委会副主任赵去非和捍卫赵去非的两派纷争。武斗从最开始的弹弓、棍棒升级到步枪、坦克出动，工厂出动了数千名职工带上器械、柳条帽，乘坐市里增派的几十辆蓝头“战备车”到哈军工和哈一机去“支左”（捍联总）， 我爸爸就曾多次和其他人一样，坐车去“支左”，好在没有受过伤。当时，新风厂就有一位职工叫赵善普在“支左”时，乘坐着汽车执行任务，结果被炮轰派驾着坦克追赶后翻车，当场就砸死了。当时处于政治上的要求，赵还被追认为烈士，在医院开的追悼大会，其灵柩就葬在烈士陵园内。“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期间，又被迁了出来。 在二食堂的前厅大门内，满墙都是张贴“炮轰派”头子的照片，就和执行死刑犯的照片一样，一个个都蓬头垢面。 小学三年级，那时我还在是学校的红小兵。按照学校的要求，要每周值日，押送学校羁押的几个“走资派”去食堂吃饭。当时学校的校长和几个男女老师都被打成“走资派”，要经常被戴着纸糊的“高帽”游街，揪到学校做广播操的台子上批斗，回来就圈到学校的收发室里临时看管起来。 每次到了食堂之后，他们都必须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像“三敬三祝”，然后就着自带的咸菜吃饭。懵懂无知的我们，也说不清当时是个什么心态，只是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有一种无形的憎恶感。 在独身大院的07楼，是各个造反团组织的集中地。如高年级组织的“八二零”红色造反团、“八八团”、复转军人组织“战备军”等等，几天就诞生一个新组织和番号。独身的大门前，经常是人声鼎沸，旌旗林立，口号声不绝。 记得，“战备军”成立时，我老叔作为复转军人也参加了，当了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喽啰。“战备军”的大红袖标格外显眼，其中的“司令”和“军长”就来自在我们08楼，当时我看到后还心生羡慕。可没过几天，就见工厂的大汽车上拉着被人押着的“司令”和“军长”在大道上“游街”，鲜红的“战备军”袖标被联成长长飘带，挂在二人的脖子上，胸前则挂个打着红X的牌子，上写“反革命战备军头子”XXX，令人哭笑不得。 我们新疆二校，那时六年级的一个姓郭的大学生也成立了什么“八二三”红色造反团，因为当时我们另一个男班长与这个大学生要好，所以我们也就随大流参加了，但是也没发什么红袖标，组织过什么活动，只是个名头而已。 小学四年级时，我们班都搬到了07楼上学（后将1—3层改成学校），学校也都不是在正规上课，课本都是如同学习资料非正规课本，上课几乎就是不厌其烦的学习、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诗词等。新校址与我家就是十几米的距离，每天下课就可以回家，除了玩耍就是看小说、画画，学习上基本是一塌糊涂。
由于独身职工随着年龄增大，结婚的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实际困难，工厂就把07楼的四层变成了母子宿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筒子楼”。有一次是下课后，我和同楼的几个伙伴就钻到楼顶的天棚里掏家雀蛋，因为老楼房顶都是起脊铺瓦的木质结构，在房檐下有好多的家雀窝，为了能淘到家雀蛋，我们就在黑天棚里来回不停的走动，结果“嘭嘭”的脚步响声惊扰了楼下的住户 几个上夜班的大人就都来到三楼的天窗口，站在梯子上大声的喊叫： “谁家的小兔崽子，在房顶上干什么啊？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听到叫骂声，我们意识到惹祸了，为了不至于挨揍，我们就躲在黑黑的天棚角落里不出来，大人们看我们一直不出来，就把天窗口的梯子给撤了。大约呆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看没有动静了，就悄悄的走到天窗口察看。一看没有人，也不管有没有梯子，三米多高的距离，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往下跳，结果摔的一溜歪斜，连滚带爬的跑回了家。再一看揣到兜里的家雀蛋都成了蛋汤了，雀蛋没吃着，还弄脏了衣服，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日出日落，学前饭后，我和小伙伴们就每天嬉戏于这个充满生机、奇异的独身大院，玩耍、锻炼、淘气，并出没其中，耳闻目睹一些工厂和社会上发生奇闻怪事，无忧无虑的度过了顽皮、青涩的少年时光。 如今，我的少年玩伴：聪明睿智、多才多艺、能写会画的二哥姜招福；一说一笑，身材匀称、喜欢玩双杠的李平武；虎头虎脑、爱唱京剧的小弟刘稳举都因罹患重病而英年早逝，可儿时的记忆却牢牢刻在脑海之中，难以忘怀。 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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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