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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这几年知青聚会，总有人问起周迅，我与他断了联系有十年了。今天又与他联系上了，还要感谢于继红，提供了一条线索。终于找到了他，通了电话。周迅让我代表他向所有关心他的知青战友们问好。十年前我写过一个小文，发在博客里，今天再续一段，特发在此，以飨各位朋友。）
我与周迅有缘。周迅是我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结识的良师益友。自从返城之后，我还在不同的地点几次见到过他，而且都是不期而遇，似乎冥冥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初识风采
1969年冬，我刚从营部的良种连调到双丰32连不久（ “双丰” 那时侯叫一师七团六营，后来改称为四团、六十八团的三营，兵团撤消后，称为建设农场双丰分场）。一天全连集合，要听营里新来的宣传干事给大家讲党史。
会场就在连队的大食堂里。食堂四面透风，在那些岁月里，玻璃是奢侈品，连窗户上蒙的塑料布也都是千疮百孔。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单调繁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我们，像盯着星外来客一样盯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四川小个子。他披着一件军大衣，两眼炯炯有神，一开口便语惊四座。离开课堂已经好几年了，真没想到北大荒还有这样的人才。没有讲稿，没有书本，不罗嗦，不打奔儿，深入浅出，活灵活现，从五四运动讲到共和国成立，滔滔不绝，一气儿讲了好几个小时。全连都听呆了，平时那些嬉闹惯了的小青年都被周迅的演讲磁石般地吸引住了。
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听说当过志愿军，去过朝鲜战场。兵团总部搞宣传的。怪不得，怎么下放到基层来了？
我们连的领导要像他那样就好了，我思忖着。没想到，不久，周迅真的就调到我们连来任指导员了。
大展身手
我那时在马号工作，套车、卸车、跟车、装车、喂马、铡草……在兵团，除了警卫、通讯、机务、卫生外，这也是颇让人羡慕的工种。我却整天蔫儿蔫儿的，刚下乡时的那股热情已连遭打击，消失殆尽了。
1968年刚下乡时，我被分在良种连。几十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别人看我们一派清高孤傲，我们看人家总是狭隘自私。于是搬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的英明论断，这下更激怒了大权在握的铁杆“贫下中农”。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全连分出二十多人到全营的各个连队，不许违抗，不许询问，不加解释，立即出发。瑟瑟冷风中，我一边跟着拉行李的牛车慢慢地挪着脚步，一边百思不得其解，同样是种地，为什么偏偏四连的土地需要我们几个人（同去的还有三个女同学）去种。后来才知道这叫“掺沙子”。我们哈尔滨六中下来的知青，父母大多是“走资派”、“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几个又都是老高中，在当权者看来，头脑更复杂，是不少“非组织活动”的决策者，必须拆开、调离，再从别的连队调一些“红五类”子女来，匀和一下。
在32连，我们淹没在陌生的面孔之中，失去了歌声，失去了欢乐，尤其是开会，还不是“兵团战士”的我们，要与连队的兵团职工——都是一些有历史遗留问题的或现实表现不好的人——在一起开会。那污浊的、夹着强烈旱烟味儿的空气常让我们窒息。困惑咬啮着伤痕累累的心灵，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跟过富农分子的牛车，与绰号“杨三刀”的老土匪搭档拉过大锯，虽然后来被耿直的贫下中农何发师傅赏识，要去跟车，但郁闷、委屈、不解，始终缠绕着我，我想换个环境，否则真要憋出病来。
趁着连队来了新领导，正好提出调转。我找到周迅，说明理由，哪知一句话把我钉在那里，半天想不出回话来：“矛盾有普遍性，你调到别处还是要生活在矛盾中。”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刚到营部就听到有关你们这些人的议论，转了几个连队，见到你们的那些同学，我还真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你们有头脑，有才华，有热情，好好在32连干吧，我就不信连队会总这么沉闷、压抑。”话不多，却像一阵清风吹走了心头郁积已久的苦涩。
不久，周迅把我调出马号，到农工排作了班长，后来又提为排长。接着在全连开展了学哲学活动，让我和其他几位天津、上海的高中生当辅导员。又过些日子他把营部新买的一架手风琴要来连队，理由是别人不会拉而他会，只不过他没有时间拉而是交给了我。“文革”宣传队那阵，我无师自通地拉了两年，唱歌起个头，跳舞伴个奏勉强能应付。就这样连队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尽管每天还那么劳累，但歌声、笑声、琴声不断，连队老职工也被感染了，年轻了许多，活跃了许多。1970年麦收结束，全营在我们连队召开了现场会，连里专门演了一台文艺节目，李忆林的舞蹈、章锡熊的京剧，按现在的话来说，都够得上大腕儿的水平。
周迅懂得知青的心理，会做思想工作，连队的气氛活跃了，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连队发展进入了鼎盛期。冬天修水利，几十斤重的冻土，几镐就刨下来；夏天麦场夜战，二百斤的麻袋争相扛着上跳板，加上上海知青马根富那个“笔杆子”，眼光敏锐，报道迅速，那阵子营部广播站不断地播送我们连的消息、报道、表扬。我们从心底流淌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喜悦。
火线入团
周迅也有弱点，他不懂农活，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而且性情耿直，不善逢迎，连队蒸蒸日上时，危机也悄然而至。据说在全师学大寨动员大会上，他没有慷慨激昂地表态，而是疑虑重重，被视为“右倾”，引起了好大喜功的领导的不满。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后来听说的。直接导致他以后多舛命运的是一次突发的火灾。
1971年3月19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我们住的宿舍烧塌了架，我的全部衣物都葬身火海，那架心爱的手风琴也被烧得面目全非，而且还烧死了一名上海知青。
一夜之间，周迅憔悴了许多，他要负领导责任，要做善后工作，要稳定军心，要号召捐款捐物。他瘦小的身躯不堪重负，显得更孱弱了。
那段日子我是在沮丧中度过的。沮丧的倒不是因为我成了“无产者”，更因为在此之前刚填完入团志愿书，但仍然没有批准。全连的青年都被激怒了：重在政治表现，李超救火那么勇敢，怎么这团还是入不了？团支书找我谈话，鼓励我要经得起考验。我苦笑着说，考验不怕，只是我都快到退团年龄了，再考验下去，我就没有资格入团了。周迅指导员以连党支部的名义向营党委“上书”，力陈我救火的勇敢、全连的呼声，这才被营里特批。大伙儿都戏称，我才是真正的“火线入团”。
面对着大家（包括外连）捐来的毛选、语录、像章及衣物，全连召开大会，周迅激动地说，谢谢大家的互助友爱，同志们的捐赠和大家在救火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同样令人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把自己的被褥、衣物捐出来的同志，思想境界更高！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红了。可是谁知道这句话竟成了后来罢免周迅指导员的一大罪责。在有些人看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捐语录和像章的境界不及捐衣物的高”。在那个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岁月，这可是犯禁的话啊！
渐渐地，周迅变得沉默了，大概是他已料知自己的政治命运凶多吉少，于是便在火灾发生两个月后，主动提出调我到营部去。营里要组建宣传队，你去吧，比在这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时我反倒有些留恋了，还想再问个究竟，他挥挥手说，不用多问了，快办手续吧。
学校重逢
调回营里不到一个月，团宣传股成立创作组，筹建团宣传队，我又被抽调到团里。后来听说周迅被调离连队，主要是工作不力，思想右倾，还有犯禁的言论等等。心中很替他不平，但苦于不知他的去处，一直没有联系。
1972年春，创作组完成任务解散，宣传股长征求我去留的意见。正好我那时萌生一个美好的愿望：把党和人民给我的知识再还给党和人民，便申请到了营直学校。巧的是不久周迅也调来学校任校长（估计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又一次成了他的部下，心情格外轻松愉快。
那时学校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哈尔滨、天津重点高中的佼佼者。总算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大家像上足了发条似的，不知疲倦，恨不得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全都倒给学生。有些学生天资聪颖，也很刻苦，后来有好几个像吕卓、沈建平、张建华、付成荣等都考取了中专、技校，在农场历史上创下了破天荒的记录。
我们这些人还能文能武，一身兼教数科。劳动不分彼此，有活抢着干。上山伐木回来打桌椅，找废铁料焊篮球架、单双杠，自力更生平整操场。学校的面貌大变，而且成了全营的文化活动中心，球赛、演出，都离不开学校。每年的“六一八”，是兵团的节日（毛主席批示组建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的日子），学校的操场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除了上课，我们冬天砍烧柴；夏天钐羊草，铲地；麦收时还要领学生下连队。虽然累，但十分充实。周迅是文化人，备课听课，组织学习，样样行家里手。全校上下团结一心，工作有声有色。闲暇时，跑到周校长家，尝尝他夫人（也姓周，叫周厚英）周老师的烹饪手艺，真是一大乐事。
谁料好景不长，北京出了个“反潮流”的小“英雄”黄帅，学校里也有一位营教导员的“千金”效仿发难，写大字报指责学校办学犯了方向性错误。周迅校长难辞其咎，又一次被调离。临行前，周校长给我们写了一首小诗：
同窗共塾席未温，逆料迁徙乃频仍。
无功旧人换新境，有志青年坚信心。
峥嵘岁月当勉励，风流时日宜勤奋。
无为歧路煞风景，海内知己天涯邻。
读罢唏嘘不已，热泪纵横。那时人的政治命运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只能听任政治风暴的颠簸。后来听说周迅调到了北安，粉碎四人帮后又调到了绥化。
鹤城偶遇
1977年底，我考大学到了齐齐哈尔，后来留校任教。80年代初，在齐市的街头又一次见到了周迅。几年不见，他已经从一名政工干部转而成为一名经济学者，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副所长。为了调研考察，来齐市附近的几个农场转转。我赶去宾馆看望他，往事历历，感慨万千。他不愿意回忆梦魇般的过去。只说粉碎四人帮后就改行搞经济研究了。他说那个年代的政治，自己都不理解，还要硬撑着头皮去给别人做工作，实在滑稽。改革开放，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周迅说他改行学经济也很有成绩，已经在省内外的各级报刊上发表有见地的论文40余篇。说这些话时，我又发现当年他在连队里讲党史时的那种风采。我佩服地点点头，您有能力，有基础，如果不是处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早就干出许多不同凡响的成绩来了。还得感谢那些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如果不是对北大荒，对黑土地有那么深的眷恋，如果不是被你们京津沪哈的知识青年的奉献精神所激励，我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热忱，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论文面世。
前些年去省城，在香坊区政府附近又一次与周迅不期邂逅，还到他的研究所里小坐片刻，后来由于琐事缠身，加之手懒，便中断了与他的联系。
意外电话
2003年年底，一个十分突然的电话令我喜不自禁。是一个已经退休的鹤城教育界认识我的林老师从大连打来的，说是一个名叫周迅的人打听我的消息。原来周迅退休后到大连儿子处居住，与林老师在晨练中相识，听说他是齐齐哈尔教育界的，就托他打听我的消息。这才有了这个电话。
我迫不及待地操起电话，传来一声久违的四川口音，还是那么清脆，听不出丝毫苍老的感觉。又联系上了，从1969年算起，35年了，半生岁月，弹指一挥间。彼此倾诉着思念之情，只恨路程遥远不能相见。他问起连队许多当年的知青，问起章德宁，问起李忆林，问起马根富，我一一告诉他我知道的情况。听得出来，周迅十分兴奋。他很自豪地说，我有不少知青朋友，而且都还很有名气。比如司马南、比如陆星儿，比如马根富，当然也包括你。可能他觉得冷落了我，加了一句。哪里哪里，我可没办法跟他们比。不过我一直以在农场能结识你这样的好干部而庆幸。好了，不要互相吹捧了。有机会再见吧。
这机会还真的很快就来了。2004年夏一天，我去哈尔滨探望老朋友，赵元朝。他是位名闻遐迩的中医大夫，当年也在双丰营部学校，也在周迅手下工作过。正在聊天，手机响了，是周迅，要找元朝看病，联系不上了，问我电话。我说巧了，我就在元朝这里，你在哪儿？我回哈尔滨了，什么，这么巧，你现在就在哈尔滨，就在元朝这儿？好，我马上过去。
几年不见了，老是老了些，但精神仍很矍铄，说话还很干脆，而且底气很足。我们畅谈着，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一一提起，时而欢笑，时而沉思，要不是我着急赶火车，真想一直这样聊下去。
时光可以改变人的容颜，甚至吞噬人的生命，但不该侵蚀他的历史功绩，不能磨灭他的无私奉献。知青的历史是共和国一段特殊的历史，知青的生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我庆幸在那特殊的蹉跎岁月里遇到了一位令我尊敬的师长，给我以勇气，希望与力量。火车徐徐驶出哈尔滨，透过车窗，注视着夜色，我还沉浸在与周迅见面的激动里，心中默默地念叨：再见，周迅，请多珍重！
失联复联
一晃又是十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人的生活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流动性大大增加。我去了北京，渐渐地与周迅又失去了联系。他在大连的电话号码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后知青时期，当年的知青战友活动频繁，每每连队聚会京津沪哈的战友都会问起周迅指导员，谁有他的消息？许多人问到我，当看到我也摇了摇头后便露出失望的眼神。不过我始终坚信，只要下气力寻找，肯定能找到他。
前些日子，接到天津于继红的电话，说是看到有一本刊物《北大荒文化》2014年的第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周迅的文章，题目是《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内有一段记述：“在文革前的东北农垦总局机关，我是政治部宣传部管理教育工作的干事。”根据这个信息，作者估计就是当年咱们连的周指导员。于继红还告诉了我这家刊物的邮箱、电话等联系方式。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到北大荒文化编辑部，询问周迅其人，一位女编辑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们总编辑的电话，要我问问徐总，看能不能找到作者。我怀着惴惴的心情拨通了电话，一个久违的东北口音传了过来。巧了，徐总认识周迅，但文章不是周迅主动投稿而是徐总从别处看到后转载的。不过徐总答应一定帮忙找到。而且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周迅了，也很想知道他的现状。
到底是农垦系统的人，为人爽快，作风硬朗，办事雷厉风行。第二天，徐总打来电话，说已经联系上了周迅，并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说周迅本人还好，只是老伴周老师卧病在床，需要他在旁伺候。我当即打电话过去，还是那个熟悉的四川口音，还是那么清晰的思维。尽管周迅已经83岁了，可是提起连队的一些人名他还记得。我说起于继红，他马上说，是不是天津的，当年在连队做过文书的，记得，记得。他要我转达他对当年知青的问候，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大家。还说要好好感谢《北大荒文化》，嘱咐我有机会到哈尔滨后一定要邀约徐总编辑一起坐坐。
这是当然的了，是这本杂志，是北大荒文化，是北大荒精神，把我和周迅，与徐总，又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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