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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吴永大 于 2014-11-12 13:50 编辑
前苏联与俄罗斯初期见闻
张冠立
一九六六年十月，满洲里教育局组团赴友好城市红石市参加俄罗斯教师节庆祝活动，同时邀请盟局派员参加。我有幸第一次随团出国。三天的旅行，记忆难忘。那时，满洲里还没有现在气魄的口岸大厅。我们是在铁路上的国门旁入境的。边检的时刻，坐在车中，可以定睛近距离凝视他们的国门。苏联解体七八年了，可能无力修缮，国门依旧是前苏联的，门楣上赫然留有CCCP的字样。从后贝加尔到红石大约百余里，没有可供高速行驶的柏油路，只有一条砂石路，或者切确地说是一条没认真修过的草原自然路。车速很慢，我们倒可以透过车窗细看异国的自然风光。虽然山水毗连，地貌无异。但你可明显感到那里的草比中国的长得又高又密。难得望到人家。一片草地上正烧着荒火。弯弯曲曲的火龙在默默地推进，身边留下漆黑的一片。没人像中国那样迫不及待地扑火。有人解释说，这里是边陲，地旷人稀，火碍不着谁的事。烧过了，草会长得更好。
走近城市时，先见到的是别墅区。一所所别致的小房散落在绿地上，房前屋后种植着蔬菜和果树。别墅间并无栅栏隔断。据说家家都有房子在这里，专供周末假日来此休闲。俄罗斯人真会生活，广袤的土地给他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城区的街道宽得出奇，有的中间还种上一条林带，将道路左右分开。楼房不高也不密。那种稀疏感和满洲里形成鲜明的对比。遥望满洲里，稠密的建筑颇像笼屉里的包子，挤作一团。由于道路宽阔，俄罗斯的司机开车不管不顾，任其风驰电掣。就是停车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减速缓行，稳稳当当。站在市政府门前等待接洽，看到有车高速向你驶来，你忙不迭躲闪时，它却在你面前画圈绕过，拖着变调的由尖利到嘶哑的刹车声响，在你身边立定。我惊讶他们竟这样不吝惜车。满洲里人说，“他们开车都这么愣，俄罗斯的车也扛糟。”好车好路造就了他们勇猛的性格。知情的满洲里人也打趣地说，“你别看他们那么愣，俄罗斯人最怕警察。出车祸时，警察去了，左右瞅瞅，看准了谁的过错之后，话也不说，抡起警棍就把车玻璃打个稀碎。过失方只能眼巴巴地瞅着，过后，乖乖地自己去修车。
离开满洲里的时候，教育局的人建议每人兜里装上一把糖，说俄罗斯小孩会向你要糖的。真是经验之谈。在入住的家庭旅馆前停下了车，刚走下来准备打量一下环境时，一小伙儿童就糊上来了，伸手要糖吃。由于早有准备，我们答对的很及时，双双都很高兴。不过孩子越聚越多，有人还贪得无厌，要起来，一而再，再而三。一会儿，我们都囊空如洗，招架不住了。你说“捏督”了，他们不信，也不干。有的竟伸手到你兜里去掏，掏不出来，便去翻你的行李箱，叫你苦笑不得。由此我得出结论，俄罗斯小孩平时一定见不到糖，如果家里什么糖都有，绝不会这样舍皮剥脸。
走进教师节庆祝会的礼堂，带来视觉震撼的是厅内的色彩。我们常用“黑压压的一片”来形容人多。我猜这“黑”字肯定是视觉上的色彩印象。中国人着装，不论男女，那个年代多为黑灰深重的颜色，集中起来自然黑压压一片。而红石市的礼堂里尽管座无虚席，但五颜六色，鲜亮夺目。仔细辨认，女人居多。舞台上没有我们那样的主席台，领导端坐其上，与听众自始至终面面相觑。无论市长致辞，还是局长讲话，都是一人出现，站在立式麦克风旁，慷慨激昂，但绝不长篇大论。最感特别的是颁奖仪式。一位女局长站在舞台中心，宣读奖项。说完一项，会有一人从观众席上应声而起，走上舞台。舞台侧面，有人同时把应颁奖品送至领导手中。领导把奖品授予被奖励者后，无一例外地互相拥抱一下，亲密的气氛感人。颁奖之后，是节奏极快的文娱演出。节目连台，欢快活泼，没有国内那种报幕、启幕、落幕的拖沓之感。加之歌舞的异国情调，让人耳目一新。
庆祝会后是晚宴和舞会。我没弄清参加的宴会系一所学校的，还是属于更大的范围。令我吃惊的是，偌大的宴会厅里，我只看到一位男士，据说他是学校后勤的人。该市教育的这片天完全有女人支撑。由此我想到了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女人送丈夫和儿子上战场，洒泪之后，要担起全部生活的重担，抚养老人，照顾孩子，上工下地。油画《多年的艰辛》就是那时的历史写照。卫国战争的胜利浸透着男人的血，也饱含女人的泪。英雄民族的历史是女人参与写成的。红石市是刚刚解禁，在地图上标识出的边陲城市。那里有供俄罗斯发展核工业的矿藏。大部分男人在市外的矿上生产。社会服务行业多由女人承担。
俄罗斯人爱生活，会生活。那晚的舞会亦可见一斑。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女人，衣着鲜艳，自我介绍说她已经是有了外孙女儿的姥姥了。她边说边脱下自己的高跟鞋，送到角落里适当的地方，然后穿着袜子在地板上轻盈起舞。中国女人绝对做不到那样洒脱。
大概十点多钟，有一个警察进入舞厅，这才知道那里晚上限时静夜。管事的走上去，低声地与他商量，解释有邀请的中国人，方才获准稍作延迟。俄罗斯的警察管的真宽。看到这，我相信他们抡警棍砸车玻璃肯定不是杜撰的了。
清晨起来，走到楼的背面，发现几幢楼遥相环抱，中间形成一片公园。高大的杨树疏密得体，蔚然成林。树间穿插着不同方向的人行道，道边砌着砖牙。树下，多处安放着长椅。秋天的早晨，仍有人在上面端坐。一个老人按着手杖，支撑着下颌，双目凝视着远方，神态安然自若。他的脚边已经铺了许多落叶。晨风吹拂，仍有黄叶纷纷落下。看到这些，你不能不想起读过的普希金秋天秋韵的诗：
忧伤的季节！眼睛的陶醉！
我喜欢你，送别的美丽------
我爱大自然的豪华的凋零，森林换上了红色和黄色的外衣。
林中是风的喧嚣和清新的气息……
年复一年，秋天再次来临，
想找一个安静的花园，
回忆所有的梦想。
身临其境，诗的意蕴如风飞来，让人感受了苍凉的美。
第二天，我们得闲安排四处转转，在市场上耗费了大半天。本无购物计划，只想看看两国市场的区别。蔬菜贵得要命。看了西红柿的标价，心中做了价格对比，高得令人咋舌，甚至怀疑自己没有换算对。那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个材料。一名著名女演员在克里姆林宫留宿，离开时，斯大林送她的礼物里竟有一篮西红柿。看来无论五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无论国都，还是边陲，西红柿都很贵重。
返程的印象深刻，帮助我认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边疆的俄罗斯。道不好，行车慢。海关的效率很低，通关的速度让人心烦。 不知有多少车通关，反正我们不得不在边检站等上两个多小时。如果倒霉，赶上中午下班，那就更惨了。边防兵不允许外国人下车，只能坐在车里默默地等候。透过车窗，我们看到士兵在站岗，也有军官在巡视。车跟前一个士兵很快地把注意力转到我们客车的风挡玻璃里面。随着他的目光，我们看到有人在那里放了些袋装花生米之类的小吃，以及两三罐厅装啤酒。有人会意，他想要吃的。为了讨好他，给我们点“自由”，拿了一包小吃从车门递给了他。他欣然接受，麻利地塞进下衣口袋。接着暗自在里面弄破，一捏一捏地取出来往嘴里填。嘴里面嚼着，眼睛却瞄着远处，防止自己人看到。一个军官身份的人来过一次，他立即手离口袋，扶枪直立，看不出一点破绽。军官走后，他照样掏兜填嘴，满足不可遏制的食欲。过了一阵子，他的目光再度向风挡玻璃扫射。我们以为他还要小吃，递给他。他却摇头，举手直指那堆东西。我们有人会意地笑了。痛快地拿了一罐啤酒递给他。他迅速地收入囊中。我们知道，酒不便喝，他准备将其带走。
看到这一幕，不能不说他们的部队纪律松弛。我们的边防战士绝不会因这样的小节而让国家的尊严受损。但是联想到开初的小孩抢糖，大人孩子都是因为吃不着而放弃尊严。也难怪，基本的需要在折磨着人。那个年代俄罗斯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一斑。想到我们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心里顿生一种自豪感，中国人不如人家的时代过去了。
第二次赴俄是时过六年的二〇〇二年。当时呼伦贝尔政府强力推进对俄蒙的全面合作。年初做出规划，年底准备对各口的落实情况做检查。教育局没有重视这项工作，于是抓紧补课，派员深入俄罗斯，确定合作项目。局长委我带队完成任务。我从内心不愿领衔去做这种没有头绪的外交工作。但因分工，我的责任比重要大些，只好从命。在局里选了一名科长，在下面又组了十一名校长，十三人组成的教育代表团急急忙忙出征了。别人，尤其下面的校长，都可以以旅游的心态参与这项工作，唯有我对出访的结果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如何合作，能否得到回应签回协议，这些牵挂搅得我食不甘味。在后贝加尔到赤塔的夜行火车上，不眠中的我感到嘴唇疼痛，第二天早上发现起了泡。还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尽管我以肿歪了嘴的形象出席着大大小小的场合，工作进展很如意，比原来想象的顺利得多。我们提议的举办基础教育论坛，建立姊妹学校，加强教师和学生交流等项合作内容一一得到他们的认可。俄罗斯政府设科学教育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该委员会主任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叫塔基亚娜。会面在他们的小会议厅举行。其实这是个不对等的合作。他们是省级，而我们是地级。似乎他们不在意这些，只是对中国方面的到来感兴趣。他们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我一眼就认出了曾见过的红石市教育局局长，并想起她的名字，达玛拉。我确信是她，是因为满洲里教育局局长郭金祥提到红石的教育局局长调到上面去了。她的名字，是胡广纪帮我记住的。那时他在扎矿任教育处处长，我们同时随团出访。他颠倒人家名字的顺序，称呼“大喇嘛”。一句玩笑让我六年尚未遗忘。我发现她来州里，做的是环节干部，显得默默无闻。中外一样，都把向上走作为职业生涯的一种追求。
见面会后，我带领校长参观赤塔市的学校、幼儿园，研究他们的管理，寻找合适的校级合作对象。分管教育的副主任柳德米拉陪我们转了两天。俄罗斯的学校条件那个年代比我们的好得多。学校有室内篮球场和室内游泳池。户外冰天雪地，室内却夏日一样裸露潇洒，可以自由享受各种体育项目。这是当年呼伦贝尔的学校想都不敢想的。我心中有一句感叹，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参观最后一个学校的时候，塔吉亚娜赶过来，把这俩天准备的俄文文本的协议拿来换文签字。工作完毕，内心十分轻松。下站能否顺利，我可以不在乎了。因为有一处签约作为垫底，教育局总可以向政府年终有所交代了。
晚上又坐夜车往乌兰乌德进发。在火车站候车了很长时间。车站里旅客众多，候车室却没有中国式的公众场合的那种喧嚣。人们或静坐养神，或翻阅书籍报纸，即使谈话，也近似耳语。我们的校长板不住国内的脾气，高声大嗓，恣意说笑，给大厅输入不和谐的强音，吸引着俄罗斯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我内心对他们的文明程度惊叹，这个民族虽然今不如昔，家道破落，但依旧是一个破落的贵族。
乌兰乌德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我们联系约见的是他们的科学教育部。接待我们的部长叫那木撒拉耶夫。此人十分健谈。他曾到过中国，路过呼伦贝尔的时候被教育局的前任局长们接待过。因此委托我回去一一给他们带好。他赞叹以往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懊恼地说，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喝了十年酒，他说这话时，以手指着身后桌子上的伟人像，当年俄罗斯的领导人叶利钦。翻译一字未漏地翻译出来，惹得大家都笑了。我们约定的会面时间只有一小时，我心中惦记着使命，不得不多次岔开他的话题，引导谈话回到主题上来。但他依旧不时地对中国做着评论，言谈中充满肯定和好感。这也成了他愿意和我们打交道的情感基础。于是在赤塔州的合作模式没打折扣地移植到那里。出来时，看看表，足足两个小时。晚上住在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酒店里。我在房间里踱步，回顾一天的经历。无意识地打量着房间的陈设。忽然被床头柜所吸引，那是一种习见的灯光设备控制台，但上面的商标和功能指示竟是中文。细看，是中国江苏的一家工厂生产的。我想那木撒拉耶夫就是看多了这类东西而发出“十年发展和十年醉酒”的感叹的。 我忆起了六年前的红石之行。傍晚时分，在街道上我看到一个俄罗斯男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手里攥着酒瓶子，不时地把瓶子举起来，扬脖往嘴里倒酒。当时我只把他当做单一的醉汉，没想到竟是一个酗酒民族的缩影。酒像当年中国的鸦片麻醉着一个民族使其精神萎靡。难怪清庭中有为官员力主禁烟。美国十九世纪中叶也有声势浩大的禁酒运动。酒能成事，也能败事。成事于一时，败事于永远。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有有识之士已经觉醒。
在我们的团里有个来自鄂温克旗某苏木的校长。那里有很多布里亚特人，他们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人有亲戚关系。那位校长也不例外。此行，他个人有一个目的，即借机看看亲朋。乌兰乌德工作结束的那天下午，他请假出去串门。我们约好按时在火车站见面，一同往下站伊尔库茨克进发。我们候车的时候，他没有赶过来。我们要上上车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我心中有些着急。 这是国外，拆散了会遇到很多麻烦。大家迟疑地站在火车门口，左顾右盼着，不肯直接上车。还好，就在到了极限的时刻，他在几个人的护送下现身了。我喜出望外。走到跟前后发现，都酒气熏熏，面部挂着醉态的兴奋，说话高声大嗓。我的欢迎词是，“来了，好哇，赶快上车吧！”但是，站在火车门口的列车员看得清楚，伸手挡住了我们的那位醉汉。原来，俄罗斯有规定，醉酒不能乘车。我们人多势众，再加上还有他俄罗斯人朋友做“帮凶”，我们冲破了势单力薄的防线上了车，挤进了车厢。刚刚坐定，一个警察站到了车厢门口。我心中一阵紧张。耳闻目睹，知道警察厉害，说一不二。我一面制止我们的校长大说大讲，暴露醉态，一面打发人找译员来做解释。警察听了，在门口静默了片刻，然后生硬地提出要求，他必须安静，否则下车。看来，他对外国人给予了特殊处理。警察离开了，我们的那位校长越发地英雄起来，嚷道，“自己的车臣还没管明白，跑来管我了”。我发现他真的喝多了，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于是停止了劝阻，叫同车人把门关好，免得再度引来警察。有人说，“酒放到瓶子里老实，放到肚子里就不老实了。”这种“酒闹”我见过不少。很多人都把自己给毁了。扎旗教研室的王云霄就是一个最可惜的例子。他有才气，有激情，当初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后来嗜酒成性，终日在怀中揣一个扁体的金属酒壶，以体温保持着酒温，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不时掏出酒壶掫上两口。酒劲上来，皇上二大爷也敢骂，造得领导群众关系一塌糊涂。最后不但威信扫地，并且为酒命丧黄泉。俄罗斯之行使我对酒的破坏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又是一夜乘车，一路西行，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州。这个地方的经度，我后来在地图上发现和中国的兰州差不多。没想到那几天我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做了那么长距离的位移。尽管如此，那在俄罗斯的版图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彼得大帝给子孙征掠的领土太辽阔了。身临其境，一句唱过的苏联歌忽然在记忆中浮现，“我们的国家辽阔广大……”过去，感受到的只是它状物的描述，那一刻我才体会到歌中还饱含着骄矜的情绪。我们这一夜是在绕着贝加尔湖南端运行，那里贴近贝加尔湖的西岸，要比乌兰乌德离湖近许多。去俄罗斯不能不看贝加尔湖，因为那是世界第一大淡水湖。我惊叹俄罗斯拥有那么多得天独后的资源。远东地区到处是森林。城市挨着树林。城边，有些建筑甚至隐在树林里，高大的松树，彩色的屋顶，相互辉映，给人静谧和谐的美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人的心灵会像在桃花源中一样放松。我们选择了一个中午走进了贝加尔湖。岸边风势很猛，吹得人踉跄着难以站稳。劲风吹送的寒意让人联想到西伯利亚。天气预报中常说的西伯利亚寒流可能就是由此掠过，然后扫荡我们的国土的。尽管天气苦寒，湖面上依然蒸腾着水汽，风掠湖面，烟波浩淼。我疑惑时近年底为何还没结冰。当地人说，这湖要到一月末二月初才能结冰。细想，有道理，湖水太深，湖体拥有的热量不是一时半会儿能降下来的。我本想面对湖面多凝视一会儿，可没过多久便挺不住了。只好转身到湖边的小摊旁避风。摊主穿戴厚重，在苦寒中寄希望于游客。我感到应当买点东西，不要让他们失望，同时也做个纪念。经摊主推荐，我买了一盘贝加尔湖风光录像带，还买了两条鱼干儿。鱼虽然干死，但身体硕长，鱼鳞仍泛着光泽，让人能猜想出它们当年在水中的英武。回来后，我给她们娘俩播放了录像带，引得她们惊叹不已。鱼干儿没舍得吃，送给了张晶去做静物写生。她画够了，当了老师后，又拿去给学生画，十多年了，她说还保存在美术系的画室里。
出国时盘算，如果在前两个地方都找到合作伙伴，最后一地便不准备同政府接触了。在伊尔库茨克，我们选择参观了一所大学。该校开设了中文专业。校长带我们参观了中文系。系主任是个肥胖的中年女人，汉语发音有些“潮”，但遣词造句都无可挑剔。办公室，教室里都挂着中文条幅。面对这些，有回家的感觉。中文系的学生对中国人很感兴趣。学校安排了一个见面会，要求我们跟学生对话。学生们饶有兴趣地问这问那，对中国的事情充满了好奇。这也使我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对苏联这一国度的神往。五十年代，由于中苏友好，意识形态一致，中国对苏联的东西全盘接受。青年学生熟知并能讲述他们的卫国英雄，了解并热爱他们的文学家诗人及其作品，尊敬和崇拜他们的科学家教育家及其做出的举世无双的贡献，羡慕和向往他们那里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们过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牛奶加面包的好日子；人们在工厂里操纵机器，在集体农庄里驾驶着康拜因，工作是享受而不再是苦役。至于我们，住土房，吃小米饭，点煤油灯，种地还要靠牛拉犁杖，能对那样一个国度不心存向往吗？半个世纪过去，世界沧桑巨变。有机会去了昔日向往的地方，可向往之情再也不像先前那样饱满，因为其中物欲的成分已被岁月之风荡尽，所剩的只是在精神上对异国情调的那么一点好奇。去过了，就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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