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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付耀武 于 2014-10-6 21:35 编辑
大兴安岭采伐
由北大荒知青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剧【北大荒知青之歌】我已经看过三四遍,歌剧里所展现的各种劳动场面我几乎都经历过。特别是听到那“顺山倒喽......”的喊声,使我更加激动。
我在兵团(农场)生活了十四年,除了后两年,一直在基层连队。种地、开荒、盖房、烧砖、打井、采石、采伐几乎干遍了所有农活,但使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次大兴安岭的采伐。
那是我调到三十一连的第一年--一九七二年的十月下旬,营里决定派我们连队和基建连部分人员去大兴安岭采伐。连队领导班子决定由我带领七八个人组成先遣队。我记得当时先遣队的人员有杨建国、蒋德义、刘万勋、刘来顺等。当年秋天由于雨水很多,通往通北火车站的道路已无法通车,由于时间紧任务急,不可能等到道路干了或上冻再走。于是我们决定由链轨拖拉机牵引大爬犁奔通北。在建设农场呆了十多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乘坐这种交通工具去通北。当年我们连的后山就是天然树林(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庄稼地)。我们找了两颗直径在四十公分左右的大黑桦,截成六米长的段子做爬犁脚,上面用四根二十公分左右的桦木作为横担,用链轨销子将横担固定到爬犁脚上,上面铺上一层两三公分厚的杨木板,再用两根六公分粗,长约两米的圆钢做成牵引拉杆,这样仅用一天时间在当地独有的交通工具就制作成了。
第二天一早,由我连拖拉机手朱兆利开着东方红拖拉机,拉着我们先遣队的这些人还有帐篷、大铁桶(做炉子用的)及土豆白菜等临时用的生活物资就出发了。由于长时间的下雨,路面已经形成二三十公分厚的泥浆,泥浆几乎没过了爬犁脚,我们的爬犁行走在上面如同行驶在泥河里,非常平稳。到达通北时,三四十公分的爬犁脚已经只剩不到二十公分了。当天我们就将那些物资发走了,我们先遣队的这些人在当天夜里乘通往加格达奇的火车也走了。其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大兴安岭地区阿里河林业局,经过加格达奇,火车站名叫“阿里河”是鄂伦春自治旗“县城”所在地。
到达阿里河后,采伐指挥部安排我们住在林业局一个小学校教室里。当天晚上帐篷发过来了,帐篷一共由六大块组成,太重了,就直接抬到候车室里,我和杨建国等人,当晚就住在了候车室里,铺一块帐篷,盖一块帐篷,由于是刚入冬天气还不是太冷,也就是零下十多度 ,所以没感到太冷。但由于帐篷太厚太重,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一宿也没怎么睡着。
第二天一早,王永祥连长不知从哪个饭店用洗脸盆端来饺子,总算吃了一顿饱饭(在这之前一直吃随身带的面包)。上午指挥部派来一辆汽车,将我们连同帐篷等生活物资一同运往阿里河南面山里的采伐点(还有一名指挥部的人当向导)。在距离火车站大约七八公里们简单地休息了一会(吃没吃午饭,吃的是什么就不记得了)又换成链轨拖拉机,牵引着与我们到通北乘坐的相同的大爬犁顺着山根,开往白雪茫茫的原始森林深处。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原始森林。一路上天空飘着鹅毛般的大雪,地上一棵棵笔直粗大的落叶松,林地上皑皑白雪,比“林海雪原”电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段的背景壮观多了。至今难忘。大约走了两个来小时,到了我们需要采伐的“林班”地。在一个距离泉眼比较近的地方,我们开始安营扎寨。卸完货物,拖拉机就回山下了。我们七八个人也没休息拿起工具就开始工作,周围就是白桦树林,搭设帐篷的材料全部来自那里,不到两个小时帐篷就搭设好了,天也快黑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就住在了那里。帐篷里,用油桶制作的铁炉子里燃烧着用“站干”劈的木柈子,住在附近的人光着膀子都不会觉得冷。正是由于我们的帐篷离泉眼太近了,后来不得不搬到更高的地方。冬天的泉眼冒出的水,边淌边冻,周围的草地慢慢的都变成了冰原,而且会越来越高。
采伐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放树,其实完全是两码事。当年我们刚到兵团时,也都放过树。连队就建在山边,周围不远就是野生树林。由于取暖和建房的需要,随时随地到林子里看好就伐就砍,装上车或爬犁拉回来就用。不用经过任何人或部门批准。采伐就不同了,那是要列入国家计划,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有组织的进行作业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放树仅仅是采伐的第一个环节。当时采伐所使用的工具也有不同,平时我们放树使用的是由两个人共同使用的“大肚子”锯又叫“二人台”。这种锯在专业的采伐中只能用来截树段,也就是大树被放倒后,按着要求将其截成2米、四米、六米、8米等jian子 (树段)。然后有检尺员根据小头的直径用检尺锤分别敲上印记。而真正的采伐工人都是一个人独立作业,使用一种叫做“弯把子”的锯,长大约有八十公分左右。当时的分工我们31连的任务就是在山上采伐和装车。由汽车连将原木拉到山下储木场,再由后勤连负责卸车和归大楞。
我们这些知青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上山采伐,没有经验。正式采伐前,有一名林场工人师傅给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培训,重点讲了安全注意事项。那时我才知道作业人员之间至少要保持在50米的距离,放树“坐殿”(上下锯口已经完全重合,而树还没有倒)后,人不能离开,用铁楔子将其放倒后才能离开;尽量让树顺着山下方向倒等安全要求。
当时男生负责放树,女生负责打丫子和截jian子。我们男生每人发给一把“歪把子锯”,也叫“手搂子”,一把板斧,一把钢锉还有一个铁楔子。因为铁楔子主要是用来解决“坐殿”用,而“坐殿”现象很少发生,有许多人都不带。我们负责采伐的那片林班大多数都是落叶松,只有少数白桦树。落叶松 一般高度都在20米左右,胸径30公分左右。
当年我虽然是连队领导,但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并且还要干在前面。所以在山上采伐作业中我也同其他人一样从事着最危险最艰苦最累的伐树劳动。
由于安全的需要,大家必须分散作业。另外当时是精神第一,反对物资刺激。所以每个人干多干少,没有定额,也没有监督,全凭自觉。
落叶松树是一种生长期很慢的树种。胸径在30公分左右的落叶松需要四五十年的生长期。所以它的木质很密实。按照采伐的技术要求锯口不能离地太高,一般要求距地面不能超过公分。留高了一是浪费资源,二是给下道工序(倒套子,林内的运输)造成麻烦。当然对于那些树脚比较高的(很少)树木,就另行对待了(按要求锯口的下扎,要在树脚以上)。这样的要求就给我们这些伐树者带来了挑战,只能猫腰或坐着伐树,伐树除了需要胳膊的力量,更需要腰部的力量,你如果完全坐在地上,腰部的力量就使不上了。落叶松的根部大多都在五六十公分左右,那样半天都放不倒一棵树。所以我们在伐树时都是跪着一条腿伸着一条腿。一般情况下,放倒一颗根径(树脚以上)五六十公分的落叶松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一个人一天也就能放倒五六棵树。每当树快要倒时,都必须喊“顺山倒了!”警示周围作业的其他人。周围除了伐树的,还有打树丫子和清理的女生。我们有一个女班长,在清林时,没有听到警示声,(也可能是放树人没有喊)。就被拍倒在大树下,好在只是树梢拍在身上,只受了点轻伤。但却把大家吓得够呛。因此她也得了个“树漏”外号。
伐倒的这些木头还要运下山的,所以我们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归楞和装车。这项劳动对于大多是知青来说也是头一次经历。它所使用的工具:卡勾、“蘑菇头”(杠子),八门、和压脚子。卡勾我们刚到兵团时都见过也使用过。“蘑菇头”是那种用白桦木制作的,两头是又圆尖的,中间是又圆又粗的直径大约有十多公分。长度大约有一米八左右。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两头做成尖的,后来在实践中才知道是便于用手指头勾住它,以免在抬木头的过程中从肩膀上掉下来。八门一般都是柞木做的。当一根比较重的木头需要六人或八人抬时才能用到。
我们抽出12名身体比较壮的知青组成两付杠,有时分成八个人一伙,四个人一伙;有时分成两伙各六个人。哪个人拿哪样工具都是有分工的,一般情况下,抬大肩的(指用右肩抬杠的)负责拿杠子,小肩的负责挂钩、摘勾、拿勾;当六个人或八个人抬时第一杠和第三杠小肩负责拿八门。其他不变。为了步伐一致,还要有一个人喊号子,一般都是头杠大肩担任,。我记得喊号子的有一个叫李金山的(外号花李子)的老知青担任。号子喊起来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他每喊一声,其他人就要应一声“嗨吆”。至于喊得什么词那就他随意了。有时即使在骂你,你也得跟着“嗨吆”。
记得下山后当年三营庆祝6.18文艺演出中,我们还在台上表演了抬着大木头边走边喊着劳动号子的节目,唱的词是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那忘的事,那件事让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最聪明的是实践的工人”。原木装车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夜里装车更危险。照明是夜间装车最大的问题,走在跳板上必须看清楚脚下,特别是在装第二层原木时,前面抬杠的人要在原木上行走,稍不注意就有脚下打滑的危险,一个人摔倒就有可能将其他人也带下去,如果原木也跟着下去,那人不死也的伤。为了解决夜间装车照明问题不只是哪个年代哪个人竟想出了用红砖照明。其实很简单,就是在白天时将红砖泡在柴油桶里,夜间装车时将浸透了柴油的红砖用铁丝(8号线)拴住,再用木杆挑起来,再将木杆插到汽车前面的护栏两侧,干活时将其点燃,汹汹的火焰立刻使黑暗的森林变得通亮。一块“砖灯”甚至可以燃烧一个多小时。
后来指挥部为了加快采伐进度,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开始实行计件工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但这种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的分配方法,确实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我们圆满的完成了当年的采伐任务。
下山后,路过加格达奇花五元钱买了一条牛皮腰带,一扎就是四十年,前年儿子结婚前才换掉,现在还在家里保留着。回到连队用在山上挣得血汗钱托上海知青,花120元买了台向往已久的红灯牌收音机,一直陪伴我到82年离开农场。
一冬的采伐除了留给我们一生都难以忘记的记忆,在肉体上还给我们许多人在脖子后面留下一个肉馒头,几十年后还留有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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