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以明 于 2014-9-18 15:35 编辑
与中央的失联是导致东北抗联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6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的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其中南满省委负责人杨靖宇的领导的抗联部队在1936年7月被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共计6000人、吉东省委负责人周保中领导的抗联部队在1937年10月被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下辖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共计5000人、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部队在1937年被整编为北满抗日联军（下辖第三军、第六军、第九军、第十一军）共计6000余人，也就是说在1936年-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是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通过整合使得分散的东北抗日武装开始蓬勃发展。但是，我们通过抗联初期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抗联部队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部分是中共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如第一军至第七军）而另一部分则是带有统战性质的武装力量（如第八军至第十一军）。 正在东北抗日联军处于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早在1934年10月由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分局被上海国民党当局破获，为此在1935年4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上海分局下属的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宣传部长谭国福、组织部长赵毅敏调到苏联进行审查，满洲省委机关工作由中共满洲团省委书记小骆（张文烈）留守；在1936年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等人到东北传达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并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后实际只组成了南满、北满、吉东3个省委和哈尔滨1个特委）导致东北党组织战斗力的分散与削弱，同年6月小骆以省委代表名义向东北各地党部发出满洲省委正式取消通知。同时，在1937年10月急于回国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王明率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等人回国，这样就导致了东北抗联完全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7年由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得驻扎东北的日军关东军部队大量南下，为此抗联欲通过发动西征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并扩大游击区，为此抗联先后在1937年、1938年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西征并且为了取得苏联方面的援助东北抗联先后派赵尚志、戴鸿滨、祁致中等人去苏联谈判，但最终的结果是抗联的西征都无功而返且损失巨大，赵尚志、戴鸿滨、祁致中等被羁押于伯力的同一间囚室长达一年多而在国境的抗联精锐骑兵部队被苏方缴械审查后遣送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部且音信全无。同时，苏联方面为了自身利益既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而不愿意将东北抗联交于延安方面，东北抗联在失去了党组织联系与正取的理论指导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后开始进入困难时期并一步步陷入绝境，由于缺乏对非党统战武装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政治改造导致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叛变投敌，由于在武装斗争期间未能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地方党组织导致东北抗联在后期得不到有效的经济、物质以及兵源保障而最为主要的是不能对东北日伪军开展的清乡并屯进行斗争，且东北党组织的各自为战也使得本已薄弱的东北地方党组织呈现出削弱的态势。 中共中央早在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中共中央和早期的北方区委（后改北方局）就在东北建立党组织。1927年“四一二”后，东北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而党的活动也近于停顿。为此，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大批优秀干部负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罗登贤、刘少奇、林仲丹等都先后到东北工作。 为了加强东北的对敌武装斗争，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与日军的武装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抽调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进行军事斗争； 周保中，云南讲武堂毕业，北伐战争中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六十八师副师长（北伐时期就是副师长，放在国军也是老资格） 赵尚志，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彪、张灵甫、刘玉章都是同期） 赵一曼，黄埔军校第六期（黄埔的女学员也就那么几个） 崔庸健，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在中共军队算资历一般以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为主体） 杨靖宇，1927年先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豫南秋收起义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豫南游击队总指挥是鄂豫皖苏区及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豫南游击队先后被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二师、目前的第182团就是杨靖宇的老部队） 所以说，东北抗联的失败不是在于用人的失败而是在于东北抗联与延安总部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与指导，虽然延安总部以及抗联双方都想与对方取得取得联系，但由于战局的变化以及形式的发展未能取得联系；这一方面，苏联人要付一定的责任。 向伟大的抗日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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