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熬

                                           煎  熬

       煎熬，恐怕是人生中遭遇最艰酸、最艰苦、最艰辛和最艰难的的心态的岁月。
       我这一生有过三次煎熬。
       我是1959年9月大学毕业后由于反修局势的亟需，由北京调到反修前哨满洲里外事单位。在那里，经中苏友谊宫的一位长于写剧本（如《达赉湖怒涛》）、和天津剧作家雪克颇有交往的、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挚友王星之的引荐，结识了当地的一些爱好文学青年，如中苏友谊宫干部、中国青年国画家刘棣，市总工会干部、短篇小说作家王常君，新华书店经理刘树林、市商委专职搞宣传的干部李文超、满洲里中学高中语文教员夏恩训，外运公司文字能手王英，电影院经理王志刚，边境动植物检疫所干部刘景林，等等。我们这些人经常参加市里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之类的文学活动。
      王星之（兴智）当时经常给《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编辑波良多恒娜应约写稿子。在他的鼓励下，1961年，我也开始给该杂志寄些小品。殊不知，1962年后，反修形势骤然紧张，我实际上早已被公安部门注意与警惕，被怀疑“苏修特嫌”。但是，由于从我参加工作直到1964年5年间在外事接待工作中的积极努力，在内部《情况反映》中总结过外事工作19条成功经验，给上级领导留下深刻印记；并且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我曾当时为亚欧司余湛司长当过翻译后得到了赞许等原因，得到了满洲里市委秘书长张参德等领导赏识。因此，单位原老领导肯定我，市委领导对公安部门的意见也持保留态度。不幸的是，后来单位换了领导，且因为一次严重争执后，我最终被“双清”（清除外事队伍、清除边境）。
      这样，我便被“内控使用”，偕爱人、两个儿子，下放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穷困偏僻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从满洲里外事部门一下子来到了陌生的落脚地（那里是一眼望不尽的残垣断壁的土坯房；马车一过50米路上尘土飞扬；雨过天晴，更是一片泥泞不堪；这里的供销社只有黑饼干、黄表纸，只供应黑面没有大米；这里的孩子只知道玩泥不知道洗澡）——十足落后的穷农村，心理很不适应。
      我还算是被特殊优待的老师：学校把荒凉的东山上鸡鸭场现粉刷一新，但满屋子依然还散发着鸡鸭粪味……炕沿是巴巴咧咧的；席子是破旧不堪的；窗户一半是纸糊的；地上是坑坑洼洼的；炉灶一反风，烟呼呼地往屋冒烟，呛得爱人直抹眼泪；到了雨季房子漏雨，停了雨就得赶忙和呢掺羊角（碱草之类）往房顶上扔、赶在雨季前抹好；到了冬季四壁透风，一场大雪就把我家的破板门堵死，一直得等到学生们上学后来挖通才能推门而出。入深夜，北风呼啸吹过，不消一会儿功夫，木桌上那只玻璃杯里的余水便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渣渣。有一次，我披被批改学生作业，到12点了我打了个盹睡着了。不觉一阵风吹过脑袋忽地感到一阵晃晃悠悠。我想打开窗户但站不起身子。这时才发现，是我没把炉火压好，煤气中毒了。我急忙唤醒家人，这才幸运地躲过一场降临身边的灾难，捡了四条性命
      到农村后，我每月工资只能领50多元，日子过得很困窘。后来为了贴补家用，我们俩便自己打井、种园田地：苞米、豆角、茄子、辣椒、小白菜、西红柿、小葱、土豆、向日葵、胡萝卜等。此外，爱人每年还要养一两口小猪羔、喂鸡、积肥攒粪。夏天爱人又不得不到或公社或学校菜园子打工：打帘子、起葱、薅草、席小葱，赚点零花钱；入深冬后，按惯例， 我要和爱人到大地捡苞米楂子、刨苞米楂子、上山遛土豆，拣树枝条、牛粪；放暑假了我还要和老师搭伴去钐草；放寒假去远处老林子里勾打树叉子拉回来。后来两个小子长大了，也能替手帮脚干活，如煳猪食、喂猪、上山搂草、捡条子，甚至腾饭、哄小女儿……
      这样的日子我们从1965年10月9日，直到1979年11月30日，足足过有14年之久。
      这可算是生活的煎熬。
      文革的十年浩劫对我袭来的又一次煎熬。
      1966年6月21日，随全国文革一声号令，音德尔一中就遭遇刮来“砸校文革”的政治冲击的风波。在全校贴满大字报不久的一夜之间，我就运交华盖，便被红卫兵小将立刻抓起来从家中带走，不容分说地送给我两顶帽子：“苏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并严正宣布：“你被无产阶级专政了！”于是，立刻在我的脖子上挂上造反派事先准备好的那个铁牌子；过了两天给我画了鬼脸、剃了鬼头，将我推进“地富反坏右”的堆里去了。
      在那特定的教室里，我每天要“三请示”、“三汇报”，然后天天轮流交给造反派组织揪斗，念交代材料。在批斗会上向革命群众交代罪孽，揭发他人罪行。这里最煎熬的是，一哈腰几个小时，不承认罪过要挨拳打脚踢、揪抻头发……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武斗。一次，我被造反派从家中扯出去，紧接着又是呼口号又是辱骂，让我老老实实认罪。我不服，于是一群造反派蜂拥而至，有的用脚踢，有的用拳头猛击，有的甚至甩钢鞭往我身上抽打。爱人见景不妙，紧急抱住我的头部，认可自己挨打；两个孩子叽哇乱叫，哭成一团。就是那一天，我的脑袋被打成重伤，立刻送到旗中心医院抢救。我的头部被缝了8针，满脑袋缠着绷带送回了家，幸运地躲过了22天。
       可是，在家并不消停：白天一群造反派在外面骂街、叫号：“别装啦，滚出来接受群众监督！”晚上，有人偷偷摸摸往我家玻璃扔石子儿，往门上抹人屎；我的对门是造反派家属，一天不时地骂骂咧咧、敲敲打打，说许许多多难听的话，再不就隔三差五指使孩子敲打门，吓唬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挨飞来的石子儿，或是“狗崽子！”“小杂种！”之类，被骂得狗血喷头，没有多久，吓得我爱人患了三年“反应性精神病”……
      这里，造反派与保守派武斗一直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最可怕的一次是造反派攻克“猪场”的那场武打。当时，我被视为保守派“红联社”的“黑高参”。两派一打，造反派就把战火引到我头上，把罪过归咎于我，说我是“坏蛋挑动群众斗群众”。其实，我那时恰恰是最恐惧武斗：一旦出事，人命关天，我是脱不了干系的。于是，我就苦口婆心，极力劝说、全力阻止。当后来武斗风结束后，扎旗几乎没有因为文革伤亡一个人。我因此也赢得了两派群众的一致赞誉：“幸亏吴老师做了不少工作，否则，不堪设想！”就这样，文革后，我在扎旗威信忽然升起。1972年初，我就被光荣地批准为中共党员！也因此，我开始结交了许许多多学生忘年交（张冠立、李新一、刘焕等等），工人好朋友（王树林、张凤瑞、薛凤海、油厂李厂长，高长山，等等）。后来我们家的生活物资来源，不少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援手，例如猪饲料、肉脯卖肥肉烤油、玉米脐油、保安沼大米、新林的烧条子……
      从1966年6月21日到1968年6月，我们就这样屈辱地度过了漫长的整整3年！
      这可谓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煎熬。
      我老早知道自己的胃有些娇嗔，所以习惯于每天三餐后20分钟平胃，两次半个小时散步、做健身操；特别是时常严格控制在外用餐，有时遇上机会有意回避会餐。这可能令一些人暗暗疑惑我的融众心态是否有点怪异？
      其实，我和老伴在我们家的住宅区是有名的坚持健身锻炼的“样板”，颇受夸赞。我们俩也一向以此为荣耀。几次体检，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致命的疾病几乎没有，血压正常（120/80，血糖5.22），等等。
      人有旦夕祸福。不料，2014年 7月18日初伏那天，家里设了家宴。当晚送孩子们走后，我突然呕吐，屙稀。开始并未重视，就这样忍了三天不见好转。7月22日，我想借体检查清原因，结果出来一切正常，也没发现什么。但是，我忽然感到吃东西没有胃口，食欲不振，肚子有胀痛感。7月24日，大儿子领我到省医院消化病医院陆医生检查，朱春兰主任做了胃镜后看结果发现，我患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慢性、浅表性胃炎，胃潴留。医生开了三种药：吗丁啉、潘妥拉克好施林（复方谷氨酰胺颗粒）。
      按说，胃炎算不了什么大病，不关乎生死。但是，它给我的精神压力很大，一则不能正常活动了，二是什么都不敢吃，更要命的是开始两三天一打起饱嗝没完没了，有时要持续打17个小时，闹得晚上无法安眠。后来几天尽管排便正常了，不呕吐了，不打饱嗝了，但是不敢碰油水；偶尔一次吃了一点点炒菜，没客气，就时就吐了。再后来，这些现象有所好转，我也能每天上午到外面走一走了，尽管浑身乏力，甚至还可以和老伴一起做做健身操了，但是颇有规律地每天下午1点一过，一直要闹到三四点，腹部绞痛难忍，有时坐立不宁，撕心裂肺。这段时间是我患病期间最痛苦、最煎熬的日子。尽管有时孩子们来了闲聊，乃至陪玩扑克精神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无法根除，人一走，肚就闹。此刻，我甚至没有了信心。尽管孩子们的劝说：“只要是病，没有不痛苦的，胃病还算好一点的呢。”我依然摆脱不了痛苦的心理与腹部的要命折磨。仅仅16天的时间，我的脸就廋了两圈，掉了2,4斤分量。凡是见到我的邻居都说，我有点“脱相”了……
      当我外出散步时，我听到了三种议论：一是：“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生病的道理。”二是：“你看他倒是锻炼身体风雨不误，有什么用？不是照样生病？”三是：“得了病要有耐心，慢慢养，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别着急。”第一条是真理，第二条的谬误，第三条是规劝，良师益友。这时我学会了理解：不同人发出不同声音，不能大惊小怪，要沉思，要接受教训，做对了的依然要持之以恒，不能因噎废食。
      其实，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病痛之中，只是比前些日子少了许多躲不开的煎熬，于是就觉得天空比往日湛蓝多了，空气比往时充足多了，人们的笑脸也比往常真诚多了。或许，疾病开始慢慢向我告别？希望也开始情愿在向我招手？
      人类只要活着难免会遭遇生活、政治、疾病这三种煎熬，倘若能完胜地度过这三道“鬼门关”，人世间还有什么魑魅魍魉捉拿不到的呢！

吴老师挺过了生活煎熬，政治煎熬，相信也能战胜疾病度过这一道关。
看了你的文章，觉得你和你爱人很了不起，那样艰苦的环境，那么沉重的压力，没有气馁、消沉，而是积极地对待生活与政治上的压力，最终迎来了光明与幸福。
向你学习战胜魑魅魍魉的精神！

吴老师：
这里有两个方子，你可以试一下。

治疗食管反流方：三七粉100克，蜂蜜250克拌匀，每晚临睡前舀1勺放入口中，躺下后再慢慢咽下，一般3天见效，将此一剂服完即可痊愈。

治疗打嗝：饮食过急或是受凉后，体虚的人，常会打呃，这时，可进行脐疗。
用干姜粉、桂皮粉各3克，用温水调成糊状，敷于脐部，固定，一般一次就可止呃。
治疗止泻：白术18克，车前子9克，每天一剂，共三剂，煎水喝。

人生一世，旦夕祸福！吴老师的经历，就是验证！好在你挺过来了，方才有这样的文章奉献给知青网站！谢谢你！

滑稽侠：您好！
    看了您的帖子，我很受感动！难得的知心，难得的关爱！谢谢您的爱心与关心！您提供的方法，我准备试一试。不管效果如何，用心十分可贵！

近期因“工作”忙，没有及时上网，也没有看更多文章。读了恩师吴永大的文章，心里很不平静。吴永大的经历在单位时就有耳闻。他的经历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在“阶级斗争”的“国策”下，人人自危，反复张网，反复斗争，运动频频，难保自身。别说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挨整、挨斗，就是我这样的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学生也在乡下挨整挨批。幸亏“聪明”的我，大学毕业后，坚决离开官场，走业务的道路。尽管也曾遭受不被重用，但终究凭本事吃饭，而且终究“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煎熬”。在无奈的情况下，我曾远离领导，抱着“领导是咱爹”的状态生活，对领导的态度是十二个字：“好好好，是是是，对对对，行行行”。终究没有被领导清除，安全生活到退休，“荣归故里”。这些永大都是知道的。我曾经常以永大忍辱负重为荣，以他事业有成，写了好几部书为荣，以他教育子女，儿女及孙辈都是大学毕业为荣，特别是以他年近八十，身体健康为荣。曾言之：在永大面前咱别说老了。读《煎熬》方知永大突患病，为此很是担忧与惦念。建议永大一定多去几家医院诊断。首先确定是什么病症，然后在对症下药。不是我不相信本地的医院，这几年发生在我身边的误诊实在是让我难以对本地医院的信任，建议永大到京津沪等医院找名医看看。凭永大多年不嗜烟酒，经常锻炼，心态良好的习惯，应能找到患病的原因并加以解决。在此衷心希望永大度过此次“煎熬”，身体康复，长寿幸福！

大鹏是我的忘年之交，也是我的刎颈之交——爱憎分明，志同道合，表里如一，不藏不掖。你对我的关心完全出自诚挚，金玉良言，掷地铿锵，遥天有音，我须三思。对你，也得说声“谢谢”！

尊敬的永大老师：您好！第一次在你的文章中了解了你曾经的政治煎熬，看后很心酸，你是那么慈祥仁厚，竟也遭受过那么深重的身心摧残，可贵的是，年近八旬的您，依然是以充满阳光的心态面对人生的林林总总，从您的面容上，一点都看不出当年蒙受冤屈的痕迹，您的超然与豁达，令我肃然起敬！文中得知，您近来生病了，作为忘年交的朋友，您的学生，我心里很是惦念。相信凭您的乐观心态科学饮食和适当治疗，一定会很快痊愈的。因为刚刚看到你的文章，时间太晚了，不便给您打电话问候。祝愿我敬重的永大老师健康快乐长寿！发几张我们文友相聚时给您拍的照片，以示感谢您和我们分享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




吴永大老师声情并茂唱《鸿雁》

吴永大老师为文友们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