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7-24 14:16 编辑
回忆与思考——下乡插队的那些日子 五常双桥北土下乡知青杜宇光 我是一九六四年哈尔滨第六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挡在大学门外，为此，母亲害了一场急病。翌年秋，遂隨本校的六五届的五名高中毕业生一同下乡到五常县双桥公社北土大队五小队插队落户。初到乡下，广阔天地的蓝天白云，农民的热情、朴实和善良使我压抑郁闷的心情得以释放，并沒有觉得农村生活多么清苦、劳累。青年点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和社员的共同劳动中学到很多劳动本领并从中得到很多乐趣。在生产队中，我们始终以普通社员身份出现，从未要求过任何特殊照顾，这成为我们青年点的传统。 知青下乡给农村带去一缕春风，青年点很快成为农村青年的活动中心，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当时的农村，二人转是唯一的娛乐方式，打情骂俏，语言低俗是它的基本内涵，农民靠它打发时光。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分工与社员共同组织一个演出队伍，充分地发挥个人特长，于第二年五月节排演了歌剧《江姐》。虽然有很多地方差強人意，但给当地社员送去一种新的视听，振动很大；后来排练了整场样板戏《红灯记》。沒有总谱就去市京剧院求援，观摩演出，队里的每个演员都认真学习，举手投足，有模有样。曾经在县剧院、各公社演出，影响很大。演出的乐器、道具和布景均出自我们知青之手。我们青年点的这六个人，每个人都有突出的特点和专长。徐克心灵手巧，善于绘画和篆刻，又有一定的木工基础；我有在学校时当过民乐队队长，粗通各种乐器的性能和调试经验；再加上向宗万的动手能力，自己制作出一批乐器：琵琶、二胡、阮、梆子、扳鼓等，音色都算可以。其他的三名女同学作了演员，各自进入了角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进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之中。我们这个青年点也未能幸免。一个冬天的半夜时分，我们在熟睡中，被窗外的口号声惊醒，造反团破门而入，把我、徐克、向宗万，揪斗到大队部，扣上一堆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我们谁也没有害怕，据理力争一一驳斥回去。最后，一个“红色造反团”的人，拿出一个“证据”，这是由徐克之手制作的木刻毛主席的头像，问：“你们为什么把毛主席像印成黑脸？”我反问道：“《人民日报》上哪个毛主席像不是黑色的？”那个人理屈词穷，看看在场的一群人说：“他印的不像！”徐克反问道：“如果我印的是蒋介石，印得不像，我就是反对蒋介石喽？”那人被问的哑口无言，一场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批斗本村一位姓佟的逃亡地主。东北刚解放时，他带着两个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在部队表现好，准予发展入党，入党前他交代自己在家乡曾有地，正赶上文革被遣送回乡，两个儿子仍然留在武汉空军部队任职。批斗会上军代表和各位与会人员让他讲述解放前是如何剥削穷人的，他实在讲不出什么，只能编造说在卖豆油时如何在豆油中加水出卖。第二天过年，贫下中农在晚上又到他家里慰问一番，原因是他是军属。像这样荒唐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勤学习、少争辩、多思考，努力提高辨别真伪的能力。譬如，我们在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同时，我们又在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豪言壮语满天飞，人们穷尽了世界上颂扬与讨伐之语，各级组织的“讲用会”也纷至沓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实质是为文革推波助澜。我们青年点多次接到过发言邀请，但都被一一谢绝了。因为一旦登上讲台，就必须讲阶级斗争，找对立面当靶子。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是我们不想作的，我们放弃了为自己张扬与招摇，而是选择了沉默。我们看中的是朴素与平实，诚实与坚忍。至今，我仍然为我们集体的定力叫好！付出的代价是从此无人问津，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上大学、招工自然也没有我们的份。
在插队的六年中，徐克、向宗万、毕丽霞先后被调到农业中学任教师。刘亦英分管科学试验田，她朴实能干，有始有终，她到现在已经退休多年，还没有职工医保，可她还是那样乐观、向上。 赵战利是我们青年点唯一的干部子女，父亲赵尚朴是哈尔滨中级法院院长，叔叔是东北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赵战利在校学习优秀，在当时完全具备重点大学的录取条件，但是她秉承父亲意志 放弃高考，毅然走上下乡这条路。她成为一名普通的公社社员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甘苦与共，毫无骄娇之气，性情率真，敢于直言，深得群众好评；舞台上更是好身手，在我们上演的《红灯记》中扮演李奶奶。返城之后并未通过关系得到任何照顾，在一个小街道工厂上班。下班之后又要靠为人家热压塑料袋补贴家用，丈夫因病去世，她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一度过得异常清贫与艰难，在那个比爹的年代里足以使很多人感到汗颜。 当时，我被任命为仓库保管员，外加管理食堂。生产队从春播开始到秋收打场，所有的劳动力都在生产队起伙，早午两顿饭。早上天没亮社员就吃完饭下地干活，然后就开始准备午饭。午饭要送到田间地头，所以每天的工作异常忙碌，虽然辛苦但很快乐，队里把所有的财物交給我保管，这是对我的充分信任，我对这份信任充满了感激之情。 和社员相处的日子里是快乐的，但有时想起纷繁动乱的国事，內心又增添了几分不安和惆怅。国家走到哪里去，知青的命运又将如何？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书籍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凡是当时能接触到的书，我都拿来读。有时心血来潮也写写诗歌来鼓励自己，记得下乡前写过一首，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
上不上大学｜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只要不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
就没有少掉｜眼睛和耳朵
为了不使自己消沉、懒惰而平庸，曾写励志诗： 壮志未衰谌厉磨，丈夫何惧沉浮多。
大海拍天苍溟远，神鹰振翅万里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当时的国策，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无奈之举。想一想七千县级干部背着自身口粮去北京参加中央会议，便知国策制定的初衷，我们是为城市缓解压力 、为国家分担困难。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只是我们当时的一厢情愿，而真正使农村起翻天覆地变化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力的解放。国家发展了，农民富裕了，精神文明提升了，进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好。知青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是休戚相关的。 六年的插队生活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敢于直面困难，提升克服险阻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对普通劳动者发自内心的尊敬。当我们再次与同时代下乡知识青年相聚的时候，已近古稀之年。岁月蹉跎，痴心未改，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于是我写了一首《七律》与大家共勉：
拱手一别诸可安，轻歌节掌忆华年。 春荫错与荒唐世，豪气空谋胆剑篇。
岁月蹉跎孤寂日，同心共撑逆风船。 沧桑历尽心未老，肯将凉秋作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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