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7-8 10:01 编辑
三十年的坚守 水泉知青李英华
我1964年初中毕业，自愿放弃升学机会，随本校及哈市其他学校的39名同学到双城县水泉公社仁义大队插队。我们不仅参加生产队劳动，积肥、科学种田。还和社员一起组织各项文化活动，多科目的民兵训练（夜间紧急集合、女炮班、射击演练等）；组织排练和演出文娱节目；练篮球打比赛；办夜校扫文盲……。各项活动的开展，凝聚了社员的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当时的仁义村团结向上，欣欣向荣，那段令人向往的农村生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初到林区的艰苦生活。1969年我结婚，随爱人支边来到大兴安岭，这里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7—48度，极端气温达到零下53度。来到这里的前几年住的是帐篷，用地火龙、火墙、火炕取暖。一夜要起来烧（烧的是木头）好几次，烧松木热得快凉的也快。 爱人金代福分配在工程处。我们是家属没有正式工作，只能在家属队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我怀孕，由于农活过重，导致早产。大儿子金喜宏七个多月就出生了，孩子弱不禁风生病是家常便饭，没有医院，只有个小诊所，无奈，孩子两岁的时候婆婆把他带回老家了。 因为没有恢复知青身份只能干零活，我找了份在工程处给食堂做豆腐的工作，每月30元工资不算少，虽说要起早，但能有时间照顾家也很好。一次因为豆腐包没系紧，滚烫的豆浆洒在脚背上，当即就起了一圈水泡，疼痛难忍，夜里睡不着觉，半个多月才能下地，一个多月才痊愈，还留下无法抚平的疤痕。 1971年秋天，我在工程处往菜窖储存菜，抬一百斤一袋的白菜抻着了，第二个儿子金喜亮也早产了，才8个多月，体弱多病，可那时看病难呀！当时医院从加格达奇搬到松岭区，临时借用招待所的房间，根本没有住院处。偏偏小儿子金喜亮由肺炎转为心衰，已经无法转院了，只能在医院输液。因为不是住院处，晚上招待所的管理员一次又一次的来撵我们，我们好话说尽才住了三天。病情得到控制就出院了，那么重的病就治疗三天，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1974年6月份小女儿金海燕出生，面对五口之家的经济压力，我又到红星家属队劳动。我种过菜；开过拖拉机翻地；用人力车往火车站运过菜；晚上加班用机器捆过牧草，在生产队一直干了五年。 1979年我和杨本林恢复“知青”待遇，我们有机会投身林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别提多高兴了。当时安置在工程处青年队，参加了修建松岭大桥引桥的任务；此后又当装卸工。 1980年年底我们转为正式工。 在教学中成长 1976年，我到济南探亲，父母请战士辅导我高中数学，并送我一套自学考试书籍。这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知识，还凝聚着父母的对我的殷切期望。 在林区我们过着农村式的生活，自己家种菜、养猪、养鸡鸭鹅狗。上有70多岁的奶奶，下有3个不满10岁的子女，整天忙的团团转。我真的用雷锋的钉子精神把零打碎敲的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坚持学上一两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80年社会招聘教师时我成功应聘。 知识改变命运，从此我开始了职教生涯。初期教小学1年级，后来不断被领导选拔到初中、高中任教。为了不误人子弟，我不断提高自己，不断的充电、学习新知识。1988年在大兴安岭教育学院函授专科毕业，1992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函授本科毕业。在20余年的教学中我从小学高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这期间发表的文章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1996年被评为松岭区十佳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大兴安岭地区优秀教师。 1998年我退休，算来在大兴安岭林区整整坚守30年，为林区建设奋斗了30年，虽然艰苦和坎坷，但我没有动摇过。 退休后，回到济南（父亲家）继续发挥余热，成功应聘为山东新世纪学校地理教师。2000年取得济南市教改结业证书，至今仍担任辅导高考的教学工作。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感受到战胜困难，战胜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知青战友们的关爱。我儿子金喜宏在哈尔滨读中学（属于借读），马孝哆经常在学习方面帮忙和辅导他，使他在1989年顺利考入黑龙江中医学院（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那年我的女儿海燕也考到黑龙江省机械制造中专，当时我们月收入仅500元，供俩个孩子上学确实让人一愁莫展。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刘桂兰和陈卫明帮助俩个孩子购置学习和生活用品，在他们就读的５年中经常问寒问暖，无微不至的照料他们的生活。喜宏的学校离马桂兰家近，几乎成了她家的一员。在孩子们毕业分配问题上，单光复更是没少帮忙。 我的两个孩子在５年的学习生活中，虽然远离父母，但是众多的知青给了他们全方位的关爱。使他们不孤单不寂寞，顺利地完成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虽然离开知青点多年，但是我和水泉知青战友们的联系从没中断过。我孤身在外，每遇到难处，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就连遇到官司，都是马桂兰和崔晓天帮我找律师咨询打赢的。 我庆幸！我插队在水泉这个团结友爱的知青点，结识了这么多有情有义的知青兄弟姐妹。愿我们的友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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