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7-3 10:58 编辑
感恩水泉的父老乡亲 水泉知青龚邦庆
我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放弃升学，和13中的其他同学一起下乡到双城水泉乡仁义村。在那里我学会了农活，适应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当过妇女队长，学过并在公社兽医院当过兽医。环境造人，我一个在军工大院长大的孩子变成了农村的多面手，合格的新农民。 在农村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但是，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那就是在文革中，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农村的父老乡亲挺身而出保护我，我永远感恩水泉的父老乡亲。 我要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难的时候。那时军工大院里的老师几乎都被批斗，被抄家。我前脚回家，后脚就来了三拨抄家的，这使我有家回不去。春节都不敢回家，只能在农村过。 他们不仅抄家、还到生产队了解我的情况，这时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都明确地表示说：这些知识青年在我们这里确实表现很好，他们听毛主席的话插队下乡，就是最大的政治了；下来能吃苦，向贫下中农学习不对吗？就是她们家里头有再大的问题，还要重在表现吧，他们的思想和表现我们是敢打保票的。 钮队长是我最好的保护者。当时他是生产队长，也在红卫兵的批斗之列，但是他不顾这些，在军工来人，我爸爸单位来人时，理直气壮的出面保护我。不仅为我在农村的政治和劳动表现打保票，还单刀直入的告诉来人，在水泉这儿，她就是我们的人，一切归我们管，跟你们没关系。这强硬的话语等于是哄他们，他们只好知趣的走了。连着三年我都在青年点过的年，后来青年点黄了，我就在住的那个小屋过。每逢年节钮队长和王贵仁等社员朋友们都来看我，心里感觉挺热乎的。家虽然不能回，但是在那个最惊恐无助，无家可归的时候，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和贫下中农保护我，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水泉这个家。所以，我永远感恩水泉的父老乡亲。 他们不仅保护我，还无比的信任我，不顾所谓的“家庭问题，”选我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后来公社又送我和李聆晖去五.七大学学习兽医。回来后在公社兽医院工作到返城。 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家里得到平反，让我很欣慰。 农村的历练不仅让我能吃苦，培养了我坚韧的毅力，也培养了我的办事能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这是我收获的最宝贵财富。 有了这些经历和经验垫底，我回城工作顺利很多。 返城后分到了市政，那时叫建设科，我在基层修路，当了一年工长。后调到办公室管劳资、工会、职工教育、会计，直到退休。 90年代初，各种机缘促使我内退，自己创业、办工厂。那个年代私营小厂是在夹缝中生存，遇到的困难就多了去了，但有农村的经历和经验垫底，啥都没难倒我。至今，我的工厂已经平稳发展二十年有余，并且已经让子女接班管理了。我期望子女们也能像我们那样，以百折不回的毅力经受住商战的考验，把我们的小企业经营管理的更好。 50年弹指一挥间，有人说知青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在我心里，那一页永远没翻过去。那些年、那些事，让我永远感恩水泉的父老乡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