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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第三个死的是知青 没过多久，十二号病房死了第三个人，他是一名北京知青，一九五三年出生，得的是急性白血病，患病的原因很简单，他晚上跟着连队的“尤特”打夜班拉沙子，白天在宿舍里睡觉，感觉炕不太热，就到宿舍外面劈木材烧炕，在劈木材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一愣神儿的功夫，斧子将手指划一个口子，他看血流得不多，伤口也不深，就没到卫生所去包扎，自己往外挤了挤血，找了一张纸，随便的将手指包了起来。几天后，手指肿的和小红萝卜似的，脓从划破的伤口里流出来，他才着了急，赶快来到连队卫生所，经过治疗，手指头是治好了，但是，他很快的感到浑身无力，发低烧，鼻子也时不时的往外流血，卫生员不敢怠慢，马上把他介绍到团卫生队，团卫生队经过初步检查，把他转到了裴德医院。
到裴德医院后，很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他被安排睡在已经死去的张教授那张病床上，这张床在我的病床对面，自从张教授死去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安排病号了。这个小伙子长了一张馒头样的脸，高高的，胖胖的，皮肤黑红黑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北方壮汉。他每天一声不响的躺在病床上，很少起来活动，我看着他那无精打采的眼神，受过伤的大脑又开始轻轻地震颤起来，这段时间以来，只要大脑一震颤，就要死掉一个人，难道他也要步张教授和“糖尿病”的后尘，在不久以后死去吗？我用手敲击着大脑，不敢再想下去。
医生和护士每天象穿梭似的，一趟又一趟的来回跑着，各种好药源源不断的通过输液和口服，进入到他的体内，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发展得很快，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他父亲请假从北京赶来看他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老人站在病床旁，看着生命垂危的儿子，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儿子勉强的睁开双眼，看了看老父亲，嘴唇微微地抖动着，似乎想向老父亲说点儿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从眼角处流出两滴黄豆粒大小的泪珠，便永远的合上了双眼。这个不幸的北京知青死了，年仅十八岁，永远离开了养育他的父母，永远告别了他刚刚起步的人生之路，他可能前程似锦，也可能人生辉煌，但是，可能不存在了，他已经死了，一切可能都化为了泡影。老人痛不欲生，忍不住的双手捂脸，嚎啕大哭起来。十二号病房的全体知青们，和老人一起流下了无声的泪水，我们和死去的北京知青一样，都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值得欣慰的是，他在临死前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他是在亲人面前死去的。我们也都是病人，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我们在死前能见到亲人吗？当亲人听到我们死去的消息时，会是什么样子，也会像这位老人一样嚎啕大哭吗？谁也不敢想下去，谁也不能不想下去，但是，谁也不愿步老人儿子的后尘，谁都想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的生存下去，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未来，活着是多么美好，活着就可能会拥有一切。但是，对于我来说，要想活下来是太不容易了，我的身体实在是不堪一击，高烧又发起来了，程医生有了上次我犯病的经验，这次及时为我加大药量，病情很快就控制住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下旬的一天，程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的病治了这么长时间，老是有反复，不能再拖下去了，经内科领导批准，把你转到兵团医院去治疗。”兵团医院在哈尔滨，我已经离开家三年多了，这次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我高兴地说：“我家就在哈尔滨。”程医生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的说：“我知道你是哈尔滨知青，回去后好好的检查一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 四十一、我的病确诊了 我结束了在裴德医院将近七个月的住院生活，拿着转院证明，乘火车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故乡。回到家里正赶上过春节，父母见我回来了都特别的高兴，他们还以为我是回家探亲，全家人过了一个快快乐乐的春节。春节期间，父母问起我患病的情况，我只是轻描淡写地搪塞了几句，没告诉父母在裴德医院住院的事请，因为告诉了家里，父母只能为我着急，别的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有罪可着我一个人遭就行了，没必要再拖累两位老人。
我的病也真是奇怪极了，从坐上火车开始，肚子就没有疼过，上厕所也没有异常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到家后忙着过年，将看病的事给忘了，一直到过完了正月十五，才想起到兵团医院看病的事。到兵团医院一透视，结果非常出乎我的意外，透视医生在透视报告单上写下了“大肠各部位未见异常”九个字。
我将这份透视报告和裴德医院的透视报告一起交给了门诊的王医生，王医生看上去有四十多岁，是一名军医，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拿着两份不同结果的透视报告，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大一会儿，抬起头来，又目不转睛的凝视了我好半天，似乎想说点儿什么，又轻轻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怎么会得这种病？”他将两份透视报告还给我，用一种缓慢地语调说：“你这病挺怪的，犯病的时候能检查出来，如果不犯病，什么症状也没有，这是非常缠人的一种病，患这种病的人很少，大概是万分之一吧。”
天呀，我怎么这样的倒霉，万分之一的概率让我摊上了，真是倒霉透顶了，我十分沮丧地说：“刚到兵团时，我的大脑受过三角铁撞击，一年多后，在夏锄动员大会上，吃了一个发霉的酒糟和菜叶子做的忆苦饭团子，肚子就一直不太舒服，锄地时又遇上大暴雨，一个霹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几乎把我的魂儿吓飞了，回到宿舍后就得了重感冒，感冒治好了，便开始不停地拉肚子了。”王医生点点头说：“看来致病原因是精神因素，你的脑部受外力撞击后，留下了后遗症，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到了突发事件的干扰，引起了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发的疾病有好多种，过敏性结肠炎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不解地问：“在裴德医院检查的时候，部分大肠都变得很细了，为什么回哈尔滨就变得很正常了，恢复得也太快了吧？”王医生笑了笑说：“你回家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有了一个好的心情，植物神经功能也随之恢复了正常，病症也会暂时消失。结肠恢复正常了，自然就什么病也检查不出来了，这是非特异性疾病的特点。”我高兴地问：“以后是不是就彻底的好了？”王医生看了我一会儿说：“除非你一直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这种病才有可能不再复发，否则，将会长期困扰着你，是很难治愈的。”我着急地问：“难道就没有治疗的办法了吗？”王医生说：“有哇，你只要在平时注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激动，多想高兴的事，少想烦恼的事，植物神经功能便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在经过一年以上的稳定期后，病就会自然而然的好了。”
我无奈的低下头，这实在太难了，生活的磨难不断向我袭来，根本没什么高兴的事情，几乎都是忧愁和烦恼，在这种状态下，我怎么能控制住植物神经功能呢！王医生鼓励我说：“你千万不要泄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是一定能战胜疾病的，一旦治好了这种怪病，你就等于攻克了医学上的一个难关，到那时，你就是治疗非特异性疾病的专家了。”听了王医生的一番话我感到压力减轻了许多，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王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加重语气说：“小伙子，你给我记住了，治好这种病仅靠药物是不行的，要靠自己的力量。”我认真地问：“我应该怎样去做呢？”王医生说：“那就要看你了，要学会注意观察，在治疗的过程中，想办法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跟着感觉走，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治这种病的办法来。你喜欢寻根问底，这样的人很有毅力，我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他拿过《诊疗手册》，在上面写了六个字“查无异常病变”。我起身离去的时候，王医生还特地站了起来，故意歪着个脑袋，笑眯眯的对我说：“我对你很有信心，你不但能治好病，还会成为专家。”
我将检查的结果写信告诉了程医生，程医生回信说这一结果也在她的预料之中，她让我跟连队打个招呼，在家里多呆几个月，认真的观察一下，病情要是有变化的话，及时给她写信。 四十二、第三次当老师 我在家里待了三多个月，前两个多月肚子好好的，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后一个月还真时断时续的有些感觉，但也没什么大问题。我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程医生，程医生来信让我回连队，如果回连队又厉害了，她就可以对症治疗了。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中旬，我从哈尔滨回到了十五连。连领导见我回来了，就将我找去，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我说：“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又在家休养了好几个月，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了。”连领导笑着说：“身体好了就要多干一些工作，你个人有什么打算？”我诚恳地说：“我这次回连队就是想多干些工作，用实际行动感谢领导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连领导拍了一下手说：“好，小徐，我就等你这句话，我可要往你身上压担子了。”我不自觉地动了动肩膀说：“只要领导相信我，我会尽最大努力将担子挑起来的。”连领导说：“现在学校的一年级还缺名老师，你先去教着，顺便熟悉一下学校情况，新校舍马上建成了，下学期开学，孩子们就能在新教室上课了。”我高兴地说：“我正好教过一年级，有一些教学经验。”连领导笑着说：“小徐，你别老想着挑轻担子，下学期准备让你当教师班班长，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连领导的一番话，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全身，没想到休了这么长时间的病假，领导上还这样信任我，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暗自下了决心，当上班长后，一定和老师们搞好团结，把学校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不给连领导找麻烦，让学生们的家长放心。
我又开始教一年级的学生了，孩子们还是那样的可爱，我每天都认真的背着课，教孩子们学习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和一些标语口号式的课文。下了课我和孩子们一起玩捉猫猫的游戏，知识带给孩子们智慧，游戏带给孩子们欢乐，在短时间内，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了。但是，生活是残酷的，命运对我的打击还没有结束，可恶的疾病在消停几个月后又复发了，而且是来势汹汹，如决堤的洪水，无情荡涤着我内心深处最后的一点儿自信，我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每天都陷入痛苦之中，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常常独自一人来到进入十五连的那座小木桥上，看着桥下小溪中沾满绿毛的水草，用手捂着疼痛难忍的腹部，久久的发着呆，脑子里空荡荡的，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觉。说句真心话，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愧疚感，连领导对我如此信任，一次又一次将重担放到我肩上，我却无法担起来，不能为连队的发展和建设出力，真的是愧对连领导，也无颜面对十五连的干部、职工。我很想在这块土地上脚踏实地的干下去，也很想干出些成绩出来，但是，疾病无情地拖了我的后腿，死死的缠着我不放，不将我置于死地是决不肯罢休的。在生命和事业面前，我只能选择一项，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了。一只蚊子在我的右胳膊上“嗡嗡”了几声，见我没有什么反应，就放心大胆的落了下来，只觉得右胳膊被轻微地扎了一下，我身上的血就吸到了蚊子的肚子里，看着吃得浑身通红的蚊子，我没忍心打死它，只是挥了挥手，将这只吃得饱饱的蚊子赶走了。一个人到了我这种地步，连打死只蚊子都怕受到惩罚。
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不想这时候离开孩子们，每天咬牙坚持着，对于我来说，每过一天比过一年还难受，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度日如年的真正含义。孩子们好像看出了什么，有个叫邵长友的男孩小声问我：“徐老师你是不是有病了？”我摸着这个孩子的头，笑了笑说：“老师看到你们就没病了。”邵长友是一个可爱懂事的小男孩儿，在班级里说话有一定的权威，而且个子长得也高，比别的男孩子高出半个头，只不过上来一阵有些小脾气，如果下学期还教这个年级的话，我准备让他当班长。好不容易坚持到学生放假了，我给每个孩子都写了评语，让他们拿回家去交给家长。我对孩子们说：“同学们，从现在起就放暑假了，大家在假期要注意安全，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孩子们大声回应着：“徐老师在假期注意安全，也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
四十三、我和刘玲老师 从一九七0年我第一次当老师，到一九七二年因病离开老师岗位，我在十五连断断续续地当了三次老师，教的都是一、二年级，也就是说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在十五连入学的孩子我都教过，这三次加起来有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刘玲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七0年九月初，我开始教一年级孩子的时候，刘玲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学校的新校舍还在筹建中，五个年级一共四个班，其中四年级和五年级由于孩子太少，加起来也就十二、三个人，两个班只能合到一起，由一个老师来教。这四个班分散在不同地点的临时教室里上课，四个老师也没有办公室，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地方备课和批改作业。遇到教师班开会或研究什么事情，大家就不约而同的集中到刘老师家里，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多，另一个还不到一岁，她很愿意我们到她家去，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名正言顺的照顾孩子。
刘老师夫妻都是辽宁人，中专毕业后，被分到了四十一团，她爱人在十七连的三营中学当老师，她在十五连小学当老师。她有一米七一的个头，梳着两条一米多长的大辫子，人们喜欢在背后管她叫“刘大辫子”。刘老师人已近三十，但没有发胖的迹象，走起路来两手朝后一甩一甩的，两条大辫子也在她身后来回的甩动着，从走路的背影上看，她是受过形体训练的，不但很有节奏，还给人苗条淑女的感觉。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上半年，学校发展到了五个学年班，教师班有五名老师了，新校舍也快竣工了，大家有什么事，还都聚到刘老师家商量。我三次进出教师班，每次时间都不长，刘老师一直对我很热情，每次见了我都面带三分笑，一口一个“徐老师、徐老师”的叫着，叫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教师班研究事情时，她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们都别呛呛了，还是听听徐老师的想法吧。”有时我的想法不合她胃口，她也从不正面反驳我，而是一边笑着，一边婉转的讲着学生家长们的意见，有时还不厌其烦的和我分析连领导的意图和想法，讲得是那样的入情入理，让我找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来。她的透彻分析往往对我启发很大，是呀，家长和连领导的想法很重要，不听他们的意见是不行的，所以，在和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常常是放弃原来的想法，转而有了新的思路。我渐渐明白了，当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时，心平气和的让对方放弃原有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弄不好还要伤了和气，但是，她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将各方面的制约关系运用得如此娴熟，那样的恰到好处，不但没有影响团结，还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在这一点上，刘老师是我当之无愧的启蒙老师。
刘老师在读中专时是学校的篮球运动员，有一次她递给我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运动装，右手托着篮球，从她张开嘴乐的样子上看，她在学校的时候一定是出尽了风头。她不无得意的对我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很拔尖的，什么事情都走在前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得让我三分。”我说：“你平时给人的感觉很随和嘛。”她叹了一口气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人的一生不能总是拔尖，我最想要达到的目地达到了，其它的就无所谓了。”她一边说着，一边闪动着一双虽然很大但不吸引人的眼睛，露出了胜利者的满足感。
我看着她那张长长的、好象是长着雀斑、缺少光泽又略带苍老的脸，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样聪明而又有心计的女人，是不会这么容易得到满足的。她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笑了笑说：“我们家老刘比我小两岁，在学校时各方面都是优秀的，模样长得也没的挑，许多姑娘都围着他转，最后还是让我搞到手了，现在他很听话，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能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再给他生几个孩子，这一辈子就非常满足了。”我默默地听着她平静的讲述，在脑海中闪现出了这样几个字“适可而止，知足者常乐”。
她看了我一眼，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你别笑话我，也别和我学，我是个女人，女人就要照顾好家庭，想办法拴住自己男人的心，你是男人，男子汉就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否则，好姑娘是不会喜欢你的。”我的脸微微红了起来，用右手挠了挠头皮说：“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不但干不成什么事业，也不会有女青年对我有意思的。”刘老师“嘿嘿”的干笑了几声说：“你只要平时多留意，就会发现谁对你有意思了。”我的脸涨红了，说话也有些磕巴起来：“我、我真的没发现谁对我有意思，要是发现了，我会主动冲上去的。”她楞了一下，突然间，仰起脸“哈哈”的大笑起来，笑了大约有半分钟的功夫，才勉强的停了下来，朝后拢了拢头发，很认真的对我说：“徐老师不是开玩笑吧？”我叹了一口气说“：女青年们根本就不理我，和开不开玩笑没关系。”她笑着说：“依我看呀，不是她们不理你，是你根本没往心里去。”我张开嘴刚要反驳，刘老师抬起右手，将左手的一个手指，放在右手的掌心里，做了一个停止的动作说：“要是哪个女孩子有眼光嫁给你，那可是修来的福气，但愿十五连会出现这样一个女孩子，别让肥水外流了。”我咧了咧嘴，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勉强的“呵呵”了两声说：“我现在这个病歪歪的样子，拿着放大镜仔细找上三天三夜，也找不出‘福气’两个字来。”她看了我一眼，很自信地说：“我看男人是很有眼光，也是很准的，你到教师班前，连领导老以为我工作时间在家看孩子，不好好工作，你来了以后，连领导改变了看法，对我的印象好多了。你是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很能容忍人，这样的人是很有胸怀的，早晚会成大气候。”我想起来了，前些天，连领导向我问过刘老师的情况，我跟连领导说她是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虽然她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但能克服困难，认真干好教学工作，她还把自己家当成老师办公室，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到她家去商量。刘玲见我没知声又说：“连领导已经征求我的意见了，我也跟连领导表了态，让你当教师班班长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我举双手同意。”我很感谢刘老师的这番表白，但是，此时的我，已无力担任教师班班长了，更没有心思去琢磨哪个女青年对我有意思，我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治病，抓紧时间治好病比什么都重要。
四十四、走上了病退之路 这一年的七月上旬，我又坐到程医生的面前，低垂着头，睁着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目光呆滞，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程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怀信心地说：“这下子可以确诊了，你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的过敏性结肠炎，我有办法治你的病了。”在她的安排下，我又住进了裴德医院内科十二号病房。程医生开始让我服用控制神经功能紊乱的药物，吃了这种药后，每天都是迷迷糊糊的，一天到晚的想睡觉，早上刚起床，就困得睁不开眼睛，有时吃了一半的饭就睡着了，住了四个多月院，最少有三个多月是躺在病床上睡觉，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可是，病情还是时好时坏的，收不到明显的效果。程医生看着我那可怜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对我说：“长期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拖垮的，我给你开个诊断书，你回团里找有关领导，把情况向他们反映一下，让领导为你想想办法吧。”
回到团里后，我到军务股去了一趟，与刘股长谈了一下我的情况，刘股长是现役军人，为人和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见我来了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和我聊这聊那的，他对我的事情非常关心，是能掏心窝子说话的人，不知是怎么搞的，见到刘股长就想把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他好像比我的亲人还要亲上好多。
我与刘股长是在团卫生队住院时认识的，他和我住一个病房，他每天上午躺在病床上打点滴，打完点滴后，就穿上军装，戴好军帽，整理一下风纪扣，驼着个背回家吃午饭去了。他在打点滴的时候喜欢和我侃大山，不厌其烦的和我探讨《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我下乡前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少人都到社会上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我整日闲在家里，没什么事可干，正好家里有一套《三国演义》，就反复的看了起来，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一直看到报名下乡的时候为止。讲《三国演义》是我的长项，他是难不倒我的。刘股长不愧是军务股的股长，他常常是半低着头，黑眼球朝上翻着，透过眼镜上方的缝隙，一眨不眨地审视着我的每一个微小动作，只要发现一丝破绽，便会穷追不舍的问下去，当把我问得张口结舌时，他便会一边得意的笑着，一边又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帮我解围，不让我在他面前出丑。
他打点滴的时候，常常是将后背靠在被垛上，将枕头放在肚子上，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嘴里一边不停地发出“嗯嗯”的声音，一边从不同角度，步步紧逼的向我提出问题，他让我分析《三国演义》里的各种人物，谈对他们的看法，我是有问必答，谈得头头是道，经常逗得刘股长“哈哈”大笑，刘股长风趣地说：“每天和你在一起，能年轻个十岁八岁的，不用打点滴病就好了。”有一次他很认真的对我说：“你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解、能在关键时刻为领导分忧解难的小伙子，适合在机关工作，我身边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等你病好了，我想办法把你调到机关，无论到哪个部门，领导上都会重用你这样人的。”
刘股长戴上眼镜，认真的看了我在裴德和兵团医院检查的结果，直截了当的对我说：“你这种情况可以办病退。”听了刘股长的话，我是喜忧掺半，喜的是有离开兵团回城的希望了，忧的是回到哈尔滨病也不一定就能全好，要是犯了病还得自己花钱看病。刘股长见我犹豫的样子，推了我一把说：“傻小子，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地方再好也不如回家在父母身边好，你应该高兴才是呀。”我说：“病退回去有些不太光彩，我不太想走这一条路。”刘股长说：“什么光彩不光彩的，你就是这么个情况，个别小年轻的为了能病退回去，想尽一切办法开出假诊断证明，让我一眼就识破了，想骗我连门都没有，你是货真价实的，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时间办手续吧。”
我到裴德医院找程医生，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不巧得很，她父亲病重，请假回南方老家照顾老父亲去了。我生来就是喜欢与强手对决的人，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与强手公平竞争，可惜呀，命运无情的捉弄着我，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只能是仰天长叹，任凭命运的摆布了。我想了几天，决定不管结果如何，还是要尝试一下。于是，就着手办病退手续，一切都非常顺利，无论到哪个部门，都为我大开绿灯，所需的医院证明材料和各部门的审批意见，很快的就汇成一沓子，我将这些材料按先后顺序装订成册，前面还附上了目录，拿给刘股长看，刘股长看了后说：“活儿干得干净，还挺有速度，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早听说你是棵好苗子，只可惜有病，想重用你也重用不了，愿你能顺利返城，在哪里都是为革命做贡献。”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说：“如果你的病治好了，还没有退回去，要是想回来的话，四十一团随时都欢迎你回来，到时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在机关里安排一个好部门。”听着刘股长的肺腑之言，眼泪在我眼眶里不停地转着，像我这样疾病缠身，没有什么能力的无名小卒，刘股长还这样重视我，真是让我激动万分，无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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