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徐凤云 于 2014-2-11 07:51 编辑
四、 能说的人受欢
我到二十连的第一个冬天是漫长的，铺天盖地的大烟炮，将通向团部土路封死，住在山沟里的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团里广播是收听不到的，北京青年小龙有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年月是稀有的珍品，大伙儿经常在晚上围在一起，想收听一些外界的声音，小龙也卖力地调着波段，在他的努力下，半导体终于有比蚊子“嗡嗡”声大一点儿的声音了，我们兴奋地轮流将半导体放到耳边，听着里面发出的声音，轮到我听的时候，可能是方向出了问题，小半导体除了发出“嗤嗤”的杂音外，其它什么也没听到。 信、报纸和杂志半个多月才能收到一次，每次都是厚厚的一摞子，新闻早已过时，家里有什么急事儿也都当误了。要是有人到团部办事儿回来，是二十连的第一大新闻，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有一帮人围着他，他也摆出一副知道很多的样子，在大家面前，用尽浑身的解数，尽情发挥嘴皮子的功夫，把自己在团里听到和见到的人和事儿，一股脑儿的倒出来，让听的人大饱耳福。在当时闭塞的环境下，我外界消息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大会时郑指导员讲的；二是赵排长通过各种途径听到的消息，经他精心加工后，绘声绘色讲述的；三是家里和连队知青的亲朋好友来信提到的。当然，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我综合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消息来源后，自己做出的分析和判断。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二十连的人就用这样方式，反复传递着一些老掉牙的消息，在传递的过程中，越是能绘声绘色描述的人，越受到大伙儿的欢迎。我逐渐感觉到，这种生活要是持续下去的话，知识会越来越少，脑子会越来越空，思维会越来越简单，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单纯，我不能任其自己一天天的这样混下去，应该想办法学点儿知识，学什么呢？在这深山老林里，除了学掌握生存的本领外，就是学贫下中农的大众语言了 。 连队里有一台用来发电的座机，平时是不发电的，但开大会或重要的庆祝活动就要发电了。每当这时我都早早的来到大会议室，坐在长条椅上，享受着电灯带来的乐趣。多数老职工都挑比较暗的地方坐，那里是领导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知青们愿意聚堆，坐在一起嗑着瓜子，男女是严格分开的，绝对不会混坐在一起，甚至连互相打个招呼的可能性都没有。前排两条长椅是给连里各级领导坐的，其他人不小心坐到前面，便会遭到后面人的嘲笑，并在大家起哄声中，灰溜溜儿的起身坐到后面角落里去。 老职工在开会前是最快乐的，他们有的抽着自制卷烟，有的拿着七寸长的烟袋锅子，在烟荷包里一下又一下的掏着，装满旱烟后，用手将烟袋锅子里的旱烟按实了，然后叼在嘴上，划根火柴凑到烟袋锅子上，紧忙的裹上几口，烟就被点着了。吸烟对一些老职工来说是很享受的事情，用力的吸上一口烟，将眼睛闭上，下巴微微朝上，让烟从两个鼻孔里缓慢的冒出来，好一个赛过小神仙儿，真是舒服极了。个别有点儿口才，又不甘寂寞的老职工，在大口吸烟的同时，瞪着狼一样的眼睛，在会场上寻找着开玩笑的“对象”，一旦找到“对象”,就很命的抽上一口烟，然后，一边在鞋帮子上磕打着烟袋锅子里的烟灰，一边从嘴里冒出各样荤的、素的、认真的、半认真的玩笑儿，一股脑儿的抛向被开玩笑的人，引得周围人“哈哈”大笑。被取笑的人虽然比较老实，但也不甘示弱，在言语上极力回击对方，结果招来了更起劲的哄堂大笑。 开会了，郑指导员将手从袖子里抽出来，戴上眼镜，站起身面向大家，开始传达上级文件，传达完文件，他又掏出个小记事本讲起来。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个子矮矮的，瘦瘦的，走路驮着个背，平时很少讲话，有事儿跟他说半天，也只是默默的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但在大会上是挺能讲的，声音虽然慢条斯理，一句接一句不紧不慢的讲着，却很有力量。大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呛得人们不停的咳漱着，还有人一口接一口的往地上吐着谈。少数人忍受不了呛人的烟味儿，便站到门口，门口的寒风又让人无法忍受，胆子大一点儿的人便找各种借口偷偷溜走了。会议没有结束的迹象，郑指导讲完了，连长讲，连长讲完了，副指导员和副连长讲，没有两个小时，会议是不会结束的。 在这个冬天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开会，会场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儿和呛人的关东烟味儿混到一起，使得空气也变得凝固了，让人简直无法忍受。也不知刺激了哪儿根神经，我开始对连领导的发言感兴趣了，每次开会时我都没有一点儿困意，睁大了双眼全神贯注地听着，不管他们讲些什么，都逐个分析他们的讲话，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郑指导员讲话可以分这样几个部分，一国际，二国内，三团里，四是如何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做好连队的各项工作。其他人讲话则是根据各自分工，从不同角度出发，或是海阔天高，或是突出重点，或是重复啰嗦等等，不管如何讲，最后都要让大家听明白讲话的意思，否则，是当不好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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