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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顽童宋晓华 于 2015-12-19 17:00 编辑
一九六五年秋我从新康小学考入哈尔滨市第三十六中学。校址在道里区建国街三零九号，坐落于建国公园正南的高岗上，这是一座刚竣工的四层红砖大楼。走进一楼前厅映入眼帘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北戴河海边的巨幅画像，还有他老人家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条幅。新学校好气派，宽敞的走廊，明亮的教室，崭新的桌椅，每层楼的教室门楣上镶嵌着各学年各班级的牌子，初一分十二个班，初二分十二个班，初三分十四个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哈尔滨高层建筑不多，站在此处高岗上的学校四楼的窗前极目远眺，隐约可见长长的松花江堤坝上排排垂柳，翠绿色琉璃瓦人字形大屋顶的中苏友谊宫，白金戒指形的防洪纪念塔回廊，银项链似的滨州铁路跨江大铁桥，砖红色蘑菇形穹顶 圣·索菲亚教堂，草绿色尖屋顶 圣·尼古拉教堂，浅灰色的东北林学院教学楼，淡白色的黑龙江商学院教学楼，凸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主楼。
学校操场后墙外是一座青砖绿瓦的姑子庙，课间休息同学们好奇地趴在墙头上，观看庙里的金佛像和尼姑们打坐敲木鱼诵经。学校正门前大街对面是长长的米黄色围墙，墙里是一所电机中专学校，电机校俱乐部经常免费放映好看的电影。
记得新生报到第一天我高高兴兴地背着妈妈缝制的蓝布新书包，按照入学通知书的号码坐在了二楼一年一班教室的第三组第三排座位上。抚摸着新发的教科书，数学、语文、历史、地理、俄语、生物、音乐、体育、喜欢的不得了！等放学回家一定好好的包上书皮。
上课铃声“叮铃铃”响起，一位年轻英俊的男老师走进教室，他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擦得黑又亮的皮鞋，男老师面带微笑站在讲台前自我介绍：“我叫吉延光，天津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哈尔滨，从今天起担任一年一班的班主任及数学老师，你们是我的首届学生，希望我的学生：爱学习，守纪律，讲文明，懂礼貌，上课认真听讲，下课放松的玩，请同学们翻开数学课本第一页：有理数……”
几天下来吉老师见我喜欢数学，选我当第三组的小组长。课间休息时，我自豪地胸前佩戴纪律或卫生检查员红色徽章，站在教室或走廊里提醒同学们守纪律讲卫生。
上课预备铃响起时听到各班教室里传出此起彼伏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
语文课堂上老师讲：“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同学们随着老师的声韵大声朗读着。
历史课堂上老师讲：“华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尧舜禹夏商周，春秋秦汉又三国，两晋南北隋唐起，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后皇朝止。”
地理课堂上老师讲：“祖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56个民族，7亿多人口。”
俄语课堂上老师讲：“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女老师高高的鼻梁，深邃的双眼，棕黄色稍带波浪的短发，一看就是中苏混血儿，她身穿咖啡色毛哔叽套装，配一条淡米色的丝巾，漂亮女老师叫牛时珍。
生物课堂上老师讲：“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王滨荣老师让同学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西红柿表皮的细胞。太神奇了！显微镜下的细胞排列就像解放军阅兵方阵一样整齐。
体育课堂上老师讲：“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同学们穿上滑冰鞋在冰场上你追我赶的欢笑着。
音乐课堂上老师讲：“音乐是艺术，用歌声歌颂祖国。”男高音郎老师喜欢边拉手风琴边唱：“走上这呀 高高的兴安岭啊，我了望南方啊，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噢，它是我亲爱的家乡噢……”
快乐着，快乐着，上学期放假了。
盼望着，盼望着，下学期开学了。
学校不知咋回事教科书迟迟不发？各班课堂纪律渐渐涣散，上课老师给学生们赔笑脸，个别学生动手打老师！同学们乱哄哄地议论：“老师都思想反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学校突然宣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停课闹革命。学校楼顶上架设起高音喇叭使劲地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高年级同学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开始批斗老师！接着又成立了“八八红旗战斗团”又保护老师？很快又成立了“警卫连”护校队，紧接着又成立“风雷激”战斗队。各组织之间因观点对立互相武斗，学校成了战场，校园成为各派争夺的阵地。“红卫兵”们用铁棍、大刀片、汽油瓶、火药枪等激烈的械斗，学校乱套了，就连学校墙外的姑子庙也遭了殃，被“红卫兵”砸毁了，一天晚上“警卫连”刻钢板油印传单时，连长贾士滨被窗外流弹打死！
妈妈害怕我出危险不让我上学校了。停课一年多了，学过的课程忘了，开始我还觉得在家里呆着很自由很好玩，可时间一长，就慢慢地想念老师和同学们，盼望读书的生活。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天，同学刘斌跑到我家楼下高喊：“宋晓华，复课闹革命了，明天到学校上课。”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几步蹿到楼下，俩人开心地玩了起来。第二天我一溜烟跑到久违的学校，一年没来了心里很激动，可当我走进学校大楼却惊呆了！学校已经不成样子了，过去洁白的墙上到处刷着标语贴着大字报，玻璃窗几乎全部被打碎，崭新的桌椅被刀划棍打的千疮百痕，有的裂开，有的断腿，黑板上也被狠狠地戳上了几个窟窿。
教室里同学们闹闹哄哄，大家好长时间不见面，自然格外的亲热，互相打闹着。多数同学没有背书包，少数同学带了本子和钢笔。老教科书变成“封资修毒草”遭批判禁止用了，新教科书不知何时发下来。
我坐在了后排座位上。上课的铃声沉闷闷地响起，进来的不是老师，而是几名身穿军服、头戴军帽，腰系皮带，臂戴“红卫兵”袖标的高年级学生。
“老师呢？”我低声问旁边的刘斌同学。“老师们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变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了！”他简单的回答。“那谁给咱们讲课呀？”我又傻问道。“别说话！戴袖标的盯着咱俩呢。”刘斌同学紧张地告诫我。
“红卫兵战友们，今天复课闹革命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到现阶段的迫切需要，这是广大革命师生的共同愿望，广大革命师生要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回学校闹革命……”戴袖标的站在前面严肃地说着。
我没精打采地坐在教室里。戴袖标的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著作，背毛主席语录，念报纸看传单。嗨！学校根本没有恢复文化课，仅过一个月时间同学们又放任自流了。
一九六八年全国“知青”运动开始了，我像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一样抹着鼻涕眼泪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去了，从此我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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