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北京知青杨瑞，下乡时和小鱼同在36团3连。后来她去了美国，成为狄根森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主任。她用英文写出自己下乡前后的经历，语言直白，书名“吃蜘蛛的人”。我国南方书局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行。现节选如下：

                             “吃蜘蛛的人”  SPIDER  EATER

家世。我的奶奶是蒙古旗人，祖辈在清王朝世袭高官厚禄，并与皇室通婚。奶奶的祖父官至一品，刑部尚书。奶奶的父亲，为贵州省的臬司（三把手），辛亥革命爆发，举家又迁回北京。我爷爷是汉人，祖籍山东诸城。爷爷年轻时闯关东，后成为京畿商贾首富之一。40年代，父亲入辅仁大学西方文学系，念到三年级，就去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了。母亲生于上海，学于北平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任外交部驻瑞士使馆官员。

童年。1950年12月1日，我出生于北京。一岁时，父母带我去了瑞士，在瑞士国的红底白十字旗下长大。父母在使馆内忙于工作、宴请，整日陪伴我的只有保姆。我一直叫她二姨，感情至深。在首都伯尔尼，我家住公寓，四周恬静舒适，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射入屋内，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二姨出门去给我买“小老鼠”面包，我就会藏到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我有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陀螺、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可没人和我一起玩。

我家也住过日内瓦，湖中的百尺喷泉一直留在记忆中。在公园里，我最喜欢在沙坑里做沙糕玩。雪霁的冬日，母亲穿墨绿色的羊绒大衣带我去小山坡玩雪橇，我穿一件小巧的的白色毛皮短袄。5岁那年，一家人乘火车回国，包了一个软卧包厢。火车驶过荒芜的西伯利亚、深蓝的贝加尔湖，经满洲里到北京，行程整半月。

我们在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是个典型的四合院，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在奶奶家，我爱粘蝉儿、抓蟋蟀、采槐树花，爬石上树、搭梯打枣。有时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雕有“五子登科”的桃核、镂刻着梅花的银匙、葫芦形的玉坠、珊瑚珠子等。
1957年，我家搬到西郊的“机关大院”，大院有卫兵把守，进出的人都得带通行证。这一年我上学了，就读于西苑小学，同学中多是高干子女。
念三四年级时，算数的加减乘除没学好，语文成绩平平，写汉字丢三落四、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个“花盆脑袋”。到五年级，我的智力开发出来，数学成为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语文课，我的作文突出，连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
一O一中学。 念到小学六年级，我心中的目标是想考入一所尖子中学。我开始刻苦用功，夏日早上天蒙蒙亮，我已来到校园背书了。下午荡秋千时，我还闭着眼睛大声背诵。当时北京有二百多所中学，四所收分最高：四中、师大女附中、一O一中和清华附中。小学的同学中，有10%考入一O一中，我是其中的一名。
新学期入学报道，我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闪光锃亮，从此我走到哪儿都自豪地戴着它。我们的校长王之一是张太雷的遗孀，一O一这个数字是她特意挑选的，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即使得到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学校的校歌由郭沫若作词，周总理视察过一O一中，毛远新曾是校友。
学生食堂前的喷泉，是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我们班的50名同学中，只有3名是工农子弟。

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红卫兵，头发剪得短短的，一身新装束：父母穿过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我们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眸子闪亮、目光清澈、感到神采飞扬。
文革中的校园，学生威风起来，教师变成阶下囚，美术陈老师被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作为造反派，我们一帮同学从北京南下广州，再到贵州省，一路打、砸，破四旧。
我16岁的生日是在遵义度过的。两年的运动煎熬过后，我志愿报名去北大荒，临行前母亲送给我一块瑞士手表。
下乡。1968年7月15日，我登上征途，我的家人都到北京站为我送行，同车北去的约千余人。火车驶出故乡北京，北海的白塔、故宫的护城河在视线中消失了。火车过山海关，经哈尔滨东行，3天后抵达虎林县的西岗，八五O农场场部。
几十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去凉水泉西北的2队，胶轮拖拉机穿行在土道、沼泽中。拖车上的人引吭高歌，惊起草丛中的一群沙雁。北大荒天际高阔，变成紫蓝色，浓郁而湛美。
夏日的北大荒，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钟起床，一小时后来到地头，弯腰挥起镰刀。中午在地头吃饭，饭后接着干，一直割到8点过后太阳落山。
吃完晚饭，到场院接着干活。场院的上风一侧点起几堆篝火，将湿草仍在火上，冒出浓烟，驱散四周的蚊虫。全队的人都到场院来，几乎干到半夜。

割大豆很辛苦，秋雨连绵，人的双脚陷在泥泞里，整条垄几里地长，你追我赶，犹如跑马拉松。割地中，没有人能比过上海的冯战。男生送她一个“橡皮腰”的绰号，因为不管豆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
劳累几个月后，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知青也不例外。在连里，最好的下酒菜是狗肉，都是老职工自家杀的。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蒜，大口大口吃着，喝着地产的白酒，三杯、四杯，不带醉意。农场的生活一天天改变着我，和当地女孩一样，我说话山响，笑起来没遮没拦，想唱歌就吼一嗓子。
每天我们和太阳一同醒来，在地里挥汗劳作，风吹日晒使我们体魄健壮，漫天的飞雪和尘土挡不住我们的劳动步伐，连蚊虻也不在话下。

猪号。来2队不到三个月，我去了最脏的猪号干活，每人喂养上百头的一群猪。春天把猪群赶到野地吃草，夏日4点半，我的猪就全放牧到草地上了。六月的北大荒是花的海洋：金百合、紫鸢尾、红牡丹。猪群在沼泽地里东跑西走，常常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我得前追后赶，奔跑几个小时。
晨露打湿了裤子，粘在腿上，我无法快跑，丝丝凉意浸透筋骨。我站住时，便会一展歌喉，猪群听到歌声，不再乱跑。它们竖耳倾听，左右甩动着短尾。我养的第一群猪，形态怪异的都有外号：小资本家、王子、娜达莎、林黛玉。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猪群只能呆在圈里，圈里的泥水搅合着屎尿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喂猪时，我脚一插进猪圈，立刻就被群猪挤得动弹不得。猪群围拢过来，争抢着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有时能冲过去，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食槽里；有时冲不过去，人就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母猪发情时，常把围栏撞坏。带着尖钉的木板掉到泥水里，人一脚踩上去，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
我试图把被扎的脚从泥水里拔起来，却又被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压下去，等得不耐烦的猪们又会把拱嘴加在猪食桶上……

夜班。1969年，2 队改称三十六团3连。连里男劳力欠缺，我自告奋勇，向猪号班长陈宽禹要求打夜班。打夜班时，我孤零一人，与几百头猪为伍。我的任务是保护猪群的夜间安全，外加午夜、清晨、天亮时将猪群打起三次，逼到圈外方便屎尿。
夜半时，我手持马灯，灯光编织成昏黄的光环，闪烁晃动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四周是大片的沼泽。窗外的嚎叫声阵阵，我分不清是狼嗥，还是狗叫。冬日长夜漫漫，下午4点我就点起马灯，直到次日9点。
猪号外的积雪茫茫，总有二尺多深。第一场大烟炮过后，猪舍的南面就会形成一道坚硬的雪坡。我独自在圈里巡行，猪群的鼾声此起彼伏。我左手提鞭，右手持灯，衣兜里藏把剪刀，用作防身的最后一招。打夜班需要闹钟，队里没有，我自己也买不起。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人在我的脑袋里装了一支看不见的闹钟。多年后，即使我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幽灵一样跟定了我。

情愫。4年后，我离开猪号，上了机务排开车。带我的师傅是周，先我4年来的北京知青。夏日中耕，犁铧翻起的层层黑土盖住野草，机车像是航行在绿色的海洋中，卷出千层波涌。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周与众不同，个头略高、黑发浓密、眉毛黑直，眼中透着微笑。两人目光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11月初冬，机车翻玉米地，冷风冰凉刺骨，冰雨噼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根杆常常堵住犁铧。
周二话不说，抓起铁棍和油渍的棉袄就跳下车，去把犁铧中间的泥团撬下来。他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而他在地里，棉衣湿透，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

礼物。在宿舍里，我痴痴念念总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景。我开始为他织一双毛线袜。我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没钱买那末多的毛线。
我有时在隋师傅家给周补衣服，隋的老伴姜不辣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
周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刀把用的是当地最好的木材黄杨木，又轻又结实。他从木匠那儿借来工具，自己划线，设计长度和弯度，刀把握手处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请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师傅锻打，周去打这把刀，来回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我用这把镰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觉与过去使用的镰刀真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连续割过八九个小时的大豆，了解这样不断重复、永无休止地弯腰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我们憧憬过结婚成家，然而两人的想法格格不入。在周看来，北大荒的生活不赖，比他的童年好得多，至少自己能养活自己，每月还能往北京给父母寄钱。他对这种状况颇为知足，老职工能在这儿过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
但我一点都不想在北大荒成家，因为一看到隋师傅一家和他们的4个孩子，我气就短了。如果将来我们在连里安家，必定会步他们的后尘。姜不辣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周在14年后会成为另一个老隋。这种念头总让我心寒。
1973年夏，我回北京，周送我到凉水泉车站。我们走过草甸、沼泽，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分手了，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10元钱塞到我手中，嘱咐我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一人孤身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如今我已成为华裔美国公民，任职宾州狄根森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终身教授。
回首40年前，故乡北京，北大荒情，殊难忘怀。   

作者在36团3连猪号喂猪时的照片，怀抱小猪“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