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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学习日 蓄芳待来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高考的春风刚吹遍神州大地，却也吹来了新的焦虑。千军万马挤过高考独木桥，无数成绩优异的考生，只因学校容量有限，被挡在了大学门外。1977 年、1978 年，全国各有五六百万考生赴考，而招生计划仅有二十多万，录取率不足百分之四。多少有志青年攥着成绩单，在大学门口望眼欲穿。老百姓的愁绪，从 "上不了学" 变成了 "考得上却读不了"。 面对此情此景，天津市委主要领导当机立断：举办大学分校。这个大胆的设想，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点醒了所有人。 方案很快敲定：腾出部分中学（重专）作为校舍，办公经费、教师工资和实验设备，全部由市财政负担。我所在的学校，也在这股浪潮中几经蜕变 —— 天津一机校，而后天津一机工大，再而天津大学机电分校。从一所中专到大学建制，隶属关系几经调整，领导层换了一届又一届，可那份为教育拓荒的初心，却像茶盏里袅袅升起的热气，从未消散。 然而曾几何时，天津大学机电分校的校内风气日渐浑浊，派系争斗愈演愈烈。曾经书香满园、治学严谨的学府，彻底没了半分清净。资深教授荒废教研、敷衍授课，青年学生盲从跟风、虚度光阴，整座校园被浮躁、消沉、功利的颓靡氛围笼罩。 身处这般乱象之中，我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自持。我深知派系纷争、利益纠葛只会空耗时光、蹉跎岁月，于是刻意隔绝外界喧嚣，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投入学习进修。以读书丰盈内心，以学识夯实底气，在人人逐利的洪流中默默沉淀、蓄力成长。 整个八十年代，我过着白天履职办公、夜晚求学进修的双重生活，日夜奔波，身心俱疲，却也甘之如饴。 1983年至 1984 年，一年的脱产进修转瞬落幕，我圆满完成学业返校。此番归来，我不仅夯实了人事管理的专业功底，一篇结业论文更斩获全国性学术奖项，在校内引发不小轰动。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一年沉潜深耕的底气与实力。 彼时我进修的是劳动人事管理专业，结业的核心考核，是一篇五千字的原创论文。这对我而言，不啻为一道极大的难关。我文革前仅读完初中二年级便下乡插队，后续攻读的是机械工科，从未接触过文科写作与学术研究。多年学业荒废、工作繁杂，让我连完整的文章都极少动笔，更别说独立撰写一篇专业学术论文。看着同期学员大多基础扎实、胸有成竹，我满心焦灼，深知这篇论文是结业取证的关键，唯有迎难而上，别无他途。 我最终选定了行为科学相关课题。八十年代中期，行为科学刚传入国内，属于管理学的新兴领域，能否符合国情争议极大，可参考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想要写出成果，唯有海量搜集资料、深耕细研。 困境面前，我未曾退缩。那段时间，我风雨无阻地往返于市区各级图书馆，但凡听闻有相关文献，必定第一时间赶赴查阅。图书资源稀缺、借阅流程繁琐，我便每日早早赶到门口等候，哪怕只剩角落一个空位，也立足伏案细读。适配主题的资料极少，我便广撒网、多积累，哪怕是零星观点、片段论述，也逐一摘抄留存。 为让论文论据扎实、贴合国情，我特意以马列、毛主席经典论述为核心支撑。为精准锁定引文出处，我逐页翻阅厚重的选集典籍，反复核对查证。一处关键论述在正篇中遍寻无果，我便多次对接图书馆、申请特殊查阅权限，几经周折才补齐核心理论支撑。 白日里，我整日落座图书馆，废寝忘食、惜时如金。冷馒头、咸鸭蛋、几粒果仁，便是一餐；为节省时间，常常滴水不沾。长期执笔让手指酸胀发麻，揉搓片刻便继续摘抄，累计手写笔记两万余字，字字工整、一丝不苟。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我必定深挖细究，彻底理清逻辑、吃透内涵，方才罢休。 夜晚归家，我依旧笔耕不辍。料理完家务、安顿好孩子，待家人尽数安睡，我便独坐书桌前伏案写作，常常熬至深夜。七月的津城酷热难耐，我一家三口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仅靠一盏台灯的微光深耕文稿。任凭闷热缠身、身心疲惫，始终咬牙坚持。 长期熬夜让我身心俱疲，伏案小憩是常有的事，躺下后却思绪纷乱，满脑子都是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那段时日，我无周末、无假期，全心扑在论文上，随身常备纸条，随时记录灵感、摘录素材。直到积累完所有素材、梳理通整体逻辑，我才正式动笔撰写正文。 没有学术写作经验，我便边写边改、反复打磨。无数草稿纸写废撕碎，无数段落推倒重构。熬过无数个燥热的深夜，我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符，圆满完成了这篇五千余字的原创论文。这是我从零起步、独立完成的第一篇学术成果，字字皆是心血。 我将论文逐字誊写工整后提交。一周后收到批改结果，满页皆是老师的赞许评语。老师评价我这篇论文观点鲜明、论据扎实、逻辑清晰，虽文笔略带青涩，但思考深入、见解独到，在行为科学本土化研究上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思路，完全不像新手习作。 1984年，我考入南开职工大学。工作地处城郊三十里外，白日公务繁杂，常常忙得脚不沾地、无暇休憩。傍晚下班，我匆匆扒几口晚饭，便即刻赶赴夜校上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的课程，无论刮风下雨、身心疲累，我从未缺课、从未间断。四年下来，我攒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字字工整、页页严谨，藏着日复一日的自律与坚守。 我全身心扑在工作与学业上，几乎抽不出时间陪伴家人。家中生计、洗衣做饭、照料幼子，所有重担都压在妻子一人肩上。我心中满是愧疚，却从未动摇初心。我深知唯有踏实工作、勤勉求学，不断提升自我、站稳脚跟，才能为家人撑起安稳的生活，不辜负妻子的默默付出与包容。 工作岗位上，我始终勤恳务实、热忱待人，真心实意为全校教职工排忧解难。全校七百余名教职工的劳资工作，从薪资核算、人事备案，到劳资对接、福利统筹，全程由我一人全权负责。桩桩件件关乎众人切身利益，常年让我处于高强度的忙碌之中。 学校隶属市局直属单位，日常汇报、审批手续，都需要频繁往返市区。单程路途遥远，一趟往返便要耗去整整一日。得益于家住在市区的便利，我常常先在市区办结公务，再搭乘公交返校，每次归来大多已是深夜。即便疲惫不堪，我也会连夜梳理、处理积压工作，伏案加班至深夜是常态。经年累月，我记不清熬过多少夜晚、加过多少班次，寒暑假主动留校值守更是家常便饭。我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始终坚信勤能补拙、笃行致远 —— 多做多干、踏实履职，便是对本心最好的坚守。 清正廉洁，是我刻在骨子里的处事底线。我深知劳资岗位手握全校七百多名教职工的生计福祉，权责重大、不容有失，半分私心杂念都不能有。"不吃、不沾、不拿、不要" 的八字准则，我常挂嘴边，更落实在行。履职多年，我从未收受任何人的分毫好处，哪怕一杯酒、一盒烟，也一概婉拒，始终光明磊落、坦荡做人。 1985年是中国行为科学学会成立元年，国内相关学术探索尚浅。我一篇基层进修生的论文，能贴合本土管理实际、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实属难得。数月后，我收到重磅喜讯：论文经天津市劳动部门推荐、全国专家评审，成功入选中国劳动学会年会优秀论文，将在全国学术会议公开宣读，并收录进官方论文集。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国家级殊荣。相较于岗位提拔，这份靠自己逆势拼搏、深耕苦学换来的荣誉，更让我珍视。它是对我不甘平庸、踏实精进的最好褒奖。 这篇论文不仅助力我顺利结业，更彻底打响了我的专业口碑。成果刊发后，我的名字出现在国家级学术成果名录中，迅速在校内人事系统、市局行业圈层打响名气，为我后续的职业晋升筑牢了硬核根基。自此，我真正凭实力在劳动人事管理领域站稳脚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全新高度。 1986年，我获取南开职工大学政经专业大专毕业证。此后，在劳动工作实践中，我大胆尝试用行为科学思想指导工作。彼时，奖金已渐渐沦为职工的固定收入，失去了奖勤罚懒的应有作用。针对这一积弊，我提出了 "用行为科学管理奖金" 的思路 —— 运用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强化理论和公平理论，对发放奖金的目的与金额、时机与方式、范围与场合，进行系统研究和实践尝试。此建议在天津市劳动学会年会上宣读，由此形成的文章刊登于《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在借鉴外国先进管理思想的同时，我也格外重视挖掘、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中国古代也有 "需要层次论"》一文，发表于《天津劳动》杂志。文中论证，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蕴藏着诸多珍品，我们应当将其挖掘出来，从而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型管理思想。 1985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后，从结构工资制度整体来看，并未摆脱平均主义模式，有的甚至加剧了平均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师的积极性。为及时摸清这一情况，经学校领导同意，我们开展了一次全国范围内部分高校工资调查。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问卷设计、发放、回收、归纳分析等工作，均由我主持进行，包括上海交大、南开大学在内的五十二所学校参加了调查。兄弟院校称赞这次调查是件 "大好事"，纷纷表示 "支持和敬意"。我们根据调查情况，形成了《关于高校教师工资现状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受到天津市人事部门的重视，对后来进一步深化高校工资改革、为领导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8年，首次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工作启动。我作为评聘办公室负责人，从人员情况调查直到兑现工资，全程组织协调。在此次评聘中，我本人被评为经济师。 1991 年，我调入天津外国语学院，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些年拼搏学习的日日夜夜，如同埋下的种子，终于在岁月深处蓄芳绽放，以待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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