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一大？|伟大从此开始

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一大？|伟大从此开始


中共一大会址
七月 · 风华录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都没有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2011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2016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202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此均作了基本相同解释：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


究竟是什么“事务”会比出席党的代表大会还重要呢？



陈独秀缺席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关于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公务繁忙说。一大开会期间，陈独秀在广东省政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忙于公务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主要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原来，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1920年12月去了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筹款办学。2011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采用了这种说法：“这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


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最早的关于陈独秀不能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原因的说法。


对此，包惠僧也作了可以为佐证的回忆：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讲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


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




第二种是不满共产国际代表包办说。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会议霸道行为的抵制。实际上，这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习惯，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应该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才对。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既不事先向陈独秀建议报告，事后也不征求陈独秀的意见，而是让李汉俊突如其来地通知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深受中国文化浸润又自尊心极强的陈独秀，在感觉没有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心里自然会有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从建党时以及建党早期的史实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种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凡事都有对戏手，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陈独秀当时刚过40岁，血气正盛，性格倔强。包惠僧就认为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林伯渠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知其倔强个性”。博古说，因为陈独秀的个性很强，自己的党龄太浅，就不敢轻易找陈谈问题。陈独秀不随波逐流，认为正确的，就决心干下去，不怕别人反对自己，也不顾忌名利。


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他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没有参会也就顺理成章。


对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中共成立大会，陈独秀等进行委婉抵制。陈独秀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一大，实为借故抵制马林的一手包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组织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会，李汉俊已经接受，陈独秀不好完全拒绝，也不好再改变召开大会的日期，但心里又有意见，于是他只好借故抵制，不去参加大会。为了照顾对方面子，他便仍安排陈公博，并派遣(或指定)包惠僧去参加大会。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行动。“这也是陈独秀顾全大局的表现。”


一大后包惠僧奉命到广州接陈独秀去上海任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工作。在广州，包惠僧向陈独秀谈到上海的情况，陈直言“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并对马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反感的”。


果然，到上海后，陈独秀与马林进行了多次交谈，“还是谈不拢”。当时，“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林及其代表的共产国际是有意见的，这甚至影响到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第三种是不“重视”说，即没有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陈独秀不参加的主要原因是对‘一大’的不重视。他认为‘一大’并不重要。”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陈独秀认为192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有了全国性组织，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统一主张的一次会议，并不十分重要。他正忙于大学校舍筹款，如果当时离开广东，修建校舍的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指派新婚不久的陈公博去参加一大，他则在广东继续忙于公务。


真正影响陈独秀(包括李大钊)缺席一大的原因，是当时党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水平不高。这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当包惠僧向陈独秀汇报，大家主张把上海中央机关搬到广州时，陈独秀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李大钊缺席的原因


对于李大钊缺席党的一大的原因，学术界没有综合突出的观点，但是根据有关学术成果和回忆资料，同样可以概括出来很明显的三个原因：第一是公务繁忙，脱不开身；第二是共产党北京支部没有选他作为一大代表；第三是对这次会议不“重视”，没觉得一大有那么重要。


公务繁忙是事实。当时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结束，事务繁忙，加上他正领导八校教职员工与北京政府进行索薪斗争。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整天忙着追讨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2011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采用了这个历史依据：“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即是说，李大钊太忙了，没有时间出席会议。


其二，因为李大钊忙，所以大家觉得不必要给李大钊添麻烦，不必选他当代表去出席一大会议。由此可见，不是李大钊没有资格当选代表，而是大家觉得这种会议没必要“劳驾”德高望重的李大钊。


对此，1979年刘仁静回忆解释：“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


其三，为什么大家都主张不要选李大钊作为代表出席一大呢?因为大家普遍对一大不“重视”，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对此，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


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举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议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刘仁静说，“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们都没有预见一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看出大家确实存在不重视这次会议的倾向。


张国焘则有不同、但可以互相补充印证的回忆：“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由此推论，李大钊没有出席党的一大，同样存在公务繁忙、走不开和不重视这次会议的两个因素。


如果不以历史的结果和今天的结论去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缺席了。不排除在他们看来，这次会议并不重要，至少没有他们手头上亟须处理的事情重要。


这一点从邓中夏身上可以得到直接反映。根据刘仁静回忆：“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邓中夏不能去的理由是，他那几天正好要去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也就是说，在邓中夏看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比去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


其实，一大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时间并不冲突，刘仁静就是和邓中夏一起在7月2日到达南京，出席了年会，7月4日年会结束后赴上海出席党的一大的。因此，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指出：


实际上，当年的一大代表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无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期。




就北京党组织而言，“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当然，今天看来，这种“认识不足”应该可以理解。


无论“南陈”还是“北李”，他们没有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这是党建立初期全党同志理论水平不高的一个群体性体现。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形势，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出席与否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节选自《伟大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书。



《伟大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青年出版社
祝彦/著
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充分吸收了党史研究成果，通过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鲜活生动的故事，从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若干特点等多个维度，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困难挑战、传奇经过和伟大意义，并从建党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人生轨迹诠释信仰的力量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永恒课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本书还就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七一”的由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经历、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等热点问题正本清源，引人入胜。
本书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
祝彦，江西省新干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思想教研室主任，兼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 百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青岛市委党校兼职教授，辽宁省委党校、遵义干部学院、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曾任职于江西省新干县教师进修学校、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研部、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等，著有《晚年陈独秀（1927—1942）》《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国共产党怎样治理腐败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思想热点问题》《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大革命后的陈独秀》《在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