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转眼，你都走一年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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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大妹
黄亚洲

这天，网络上读到一首诗，见作者署名“哑男”，突然放下手机，捂住双眼，联想到了大妹。亚男真的不说话了，亚男真成了哑男了。一年半没听她说话，真的，日子好快，眨巴一下，已一年又半。想到这里，泪眼迷朦了。她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爱说话，喳喳喳喳，伴着手势，喜鹊般停不下来。以喜鹊喻之，是因她那欢愉的神态，总是那么认真与喜乐。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是很多人喜爱与她亲近、她朋友众多的原因。有时候我也说她，你的故事怎么越说越神了，每次说起同一个故事都会惊险一分，她就哈哈笑着说是真的是真的，你怎么老是不相信啊，我确实是这样遇到的。我想，一方面，是那种相关于冰天雪地的故事的奇特性，南方的朋友爱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爱听，觉得北国知青岁月携带的是奇特的时代，是怪异的氛围，比如冬天的手不小心按上铁把手就会粘住甚至撕下一块皮来，比如半夜时分的女知青宿舍会突然集体哭起来或者集体唱起来，总之，每个细节都特别动听。另一方面，应该也是亚男的故意，故意把一种调制得很轻巧的浪漫主义，平覆在她艰苦卓绝的青春记忆上。她毕竟把自己17岁的年龄投向了风雪弥漫的黑龙江，而那种短暂的建设边疆的豪情与漫长的生活艰辛，总是一个人挥之不去的毕生记忆，是影响自己一辈子的底色，内中自有咬牙切齿的忍耐，有强颜欢笑的拼搏，有言不由衷的誓言，有自强不息的收益。黑龙江省合江地区汤原县香兰农场，这就是她1969年初在杭州清河中学初一时作毕业选择时所填写的那一栏。那年四月，我跟着爸爸去杭州闸口火车站送北上知青专列的时候，车轮一动，整列绿皮车都哭了，只她不哭，挥挥手。她的那双特别大的眼睛非常平静，两支眉毛之间那颗深绿色的小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双龙争珠”，也丝毫不见颤动。她只挥挥手。作这样的北上选择，当然，首先，是没得办法。当时的中学“老三届”毕业生都必须响应领袖号召下乡务农，青春必须通过锄头种入广阔天地，比例是百分百；其次，亚男的主动填报“支边”，也是想让我这个做哥哥的有可能被安排在本省“支农”，而不用去冰天雪地的北疆。因为当时政策，家中若有两个“老三届”，其中一个“支边”，则另一个可照顾安排在本省“支农”。那时的政策是不讲情面的，学校的“工宣队”与街道的“工宣队”会日夜轮番上阵，声色俱厉。在亚男奔赴北疆的前夕，我还做了这样一个小动作，即在父母的支持下，让亚男脱离她原先的那个清河中学，跟随我所在的杭四中“支边”同学同行，反正这一批目的地全是黑龙江汤原县的香兰农场。清河中学在“文革”中拳头特别出名，我心里犯嘀咕，而我那批四中的同学特别明朗正气，这我心里是有数的，把大妹托付给他们带领我放心。当时杭四中的“校革会”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请求，而杭州市上城区毕业生办公室里的一位熟人，也协助办理了相关手续。认为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不影响支边人数，也不影响支边目的地，从哪个学校走都一样。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小动作是做对了，一个比较正气的小社会环境对于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年轻人而言，是很有利的。对我父母而言，这也是对亲生子女千里远行万般不舍的一个小小宽慰。我那班关系密切的同学，我父母好些都认得。我大妹直到临行，捆皮箱，塞行囊，脸上都不见丝毫愁容。她的镇定与淡然，我估计一大半是装的。她想让家里宽心。后来我就跟着爸爸好几次去杭州南星桥火车站寄付“另担”。那是一种包裹纸箱的货运寄送方式，不用通过邮局，直接去某个火车小站办理，很慢，但价格便宜。我们每次托运都是满满一只纸板箱，炒米粉、麻酥糖之类。因为家境困难，寄不出什么更好的食品。但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寄，因为亚男总是轻轻松松写信来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们早上出工，晚上回来，午饭由拖拉机送到大田，有馒头，有汤，酱油汤很鲜的。父母一看到“酱油汤”三字，眼眶就悄悄发红，就会低声商量再从家中买米的费用中抠出几文钱，赶紧寄点吃的东西去，南方总比北方要强些，城市总比荒原要强些。于是，火急火燎，爸爸就叫上我，挤公交车，两人合拎一只沉甸甸的纸板箱，去南星桥货运车站。每次我大妹都激动地回信说收到了，说麻酥糖很好吃，炒米粉很好吃，酱萝卜很好吃；但又说，只几分钟就被整个女寝室的欢叫声瓜分了，这信息就叫我爸的脸色有些郁闷，那都是给她算好的啊，哪天吃包麻酥糖，哪天泡勺炒米粉；但信上后来的一句话又使得全家有所宽慰，说是谁家都一样，寄来的东西都是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瓜分的。这就叫人释然了，脑海里顿时浮起我大妹努力吃人家东西的那种喜乐。我终于被分配在本省“支农”，那是一年后的事，正好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时建立，我被“照顾”去了兵团的第三师第九团，也就是当时浙江嘉兴地区安吉县的南湖林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照顾”，按照当时的严格政策，在我父亲头上还戴着“反右斗争中犯言论错误”“文革中有现行反革命言论”这样两顶帽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被安排到那种半军事化的农垦组织中去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再挣扎“政治进步”也没有用，那是命。幸亏我在被借调到“省红代会”工作的那一年里，红代会有一位来自空军的姓农的军代表，广西人，慈眉善目，见我这个中学生工作勤勉，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他离开了省红代会，调去新成立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九团政治部组织股了。好在我机灵，及时给他发了一封信。后来，在浙江兵团务农的那些日子里，我还持续地“挣扎”了，我毕竟存在着一个青年持续的上进心。我因工作努力而被培养成为连队的“兵宣队长”，并且出席了全团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先进事迹报告，接着又因“笔杆子硬”的原因，被师首长相中，从基层连队直接上调到了师机关。当时，应该说，在师政治部工作，身份不是共产党员，简直有点致命，所以尽管有师首长的青睐，我还是从最初的组织科被转到宣传科，从青年干事被转为宣传干事。当然，我还是镇定情绪，持续保持着政治上的进取姿态，始终以一手锦绣文章努力工作，譬如连续为师政治部起草相关宣传工作的政工简报，为各位师首长写发言稿与大批判文章，一干一个通宵是常有的事。在这样努力工作的时刻，我就经常想到大妹。她遇到的风雪跟我是一样的，甚至更多，因为她在东北。那时候我同她通了许多封信，信都写得很长，一写就是两三页、三四页。因为我知道她也是个不服输的人，虽然不善言辞，但心中自带发动机，要求上进，要求自己的人生有奋发图强的结果。我经常向大妹叙述自己的日常，以自己举例，说明像我们这样天生带着政治包袱的人唯加倍努力，起码要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汗水，才能在人生途中有所进步。我想，在杭州的我爸给亚男去信，至多只会写一些“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之类的长辈教导，唯有我才能跟她分析具体事项，作一些比较精准的指导和鼓励。当然我年复一年地给我大妹打气，实际上也是给我自己打气。我后来的入党，后来的被正式任命为宣传干事，对我大妹而言，肯定是一种很切实的鼓舞。在当时父亲还没获得正式政治平反的情况下，这算是勤奋的回报。对此我与我大妹心里都十分明白。真的不简单，在黑龙江呼啸的暴风雪中，我大妹一直是咬紧牙关连续奋战的。在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竟然幸运地坐到了考桌前。那时，她已经担任了农场的连队指导员，在个人表现方面，显然已经做到出类拔萃了。但是，只读过一年初中的她，于1975年，突然面对一张包含数理化基本知识的大学考卷，难度无疑是很大的。然而，我大妹自有应对之法。她果断地把考卷翻过来，在洁白的背面，洋洋洒洒写下一首长诗，诗中抒发了自己的情感、理想、人生、决心，以及自己对目前出这种考题的意见。这真是惊人一举。我现在想象得高大上一点，那诗歌简直具备屈原《离骚》的高屋建瓴与铿锵有力。总之，阅卷老师被惊动了，高考办公室也被惊动了。那张正面没有字迹而背面密密麻麻的考卷，竟然没有被打零蛋，而是评了高分。就这样，没有回答任何一道考题的黄亚男同志，以她的一腔浩然正气，以她一系列高亢的形容词与排比句，以她一手从小就写得非常娟秀规范的钢笔字，被当时的评判制度高看，被正试录取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政治系学生。这一事件的喜剧尾巴，估计我大妹自己也没想到。当时，她只不过是想发泄一顿。我大妹的这种顽强与决绝跟我比较相像。应该说，这也是身居困境而自强不息的“老三届”的一种普遍品性，只是咬牙关的力度更狠一些，上下牙床磨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之后，我们家就听到了来自黑龙江的各种令人欣慰的消息，比如学业成绩的一颗颗红五星，比如又获得了什么好评什么奖状，比如又因毕业成绩的优异被留在了牡丹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当政治教师；但同时，令人心忧的信息也纷至沓来，尤其是对我父母而言，这类消息使他们寝食难安：师院附中一个新来的26岁皮肤白皙面容较好的江南姑娘，很快，就被各式各样心地善良的东北媒人包围了。有给她介绍品貌相当的，有给她介绍机关干部的，有给他介绍本院本校的，有给他介绍当地的一个看起来很有出息的青年突击队大队长的。有句话叫“东北人个个都是活雷锋”，不假。但是，我父母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大女儿能从黑龙江回来。杭州家境明显好起来了，父亲拿到了政治平反的红头文件并且评上了工程师职称，母亲年年评为“五好教师”并且还是工资连连看涨的“高级教师”，尽管九年前她们的大女儿是主动报名冲向边境暴风雪的。说到这里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大妹夫，他在通信谈恋爱的过程中毅然走了一趟北大荒，把关系确定了下来，要知道那时候去一趟北国是不容易的，要坐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也没余钱购卧铺。我大妹夫是绍兴人，独自在杭工作，忠厚而秀气，当时有人说给我妈听，我妈十分果断，说让两人先通信试试，并且向牡丹江寄去了照片。通了几封信之后，见温度总是那个样子，那年代的通信充斥着领袖语录与革命工作，然而北方的各路媒人已催得越来越急，情急之下我大妹夫毅然单位请假，丟下革命工作，奔向北方爱情。我当然也要感谢我大妹，她确实有较为理性与较为实际的思考，发现自己的未来还是适应在祖国的南方发芽。不久，1981年，我爸提前办理退休手续，依当时政策可由一名直系子女“顶职”，于是我大妹随后的婚礼，就顺理成章地办在了西子湖畔。以后的日子，我大妹的生活从总体上说，就相当顺风顺水了。她不久就在省建工系统入了党，后来还当上了人事处长、工地党总支书记，长相俊秀的儿子还考上了浙江大学。这段时间，我跟她在思想上互相鼓励的通信与谈话就比较少了，总体上说是不太需要了，她已经相当成熟，工作与生活都一五一十安排得条理分明。身为大哥，我当然内心宽慰，觉得肩头应该有的分量少了许多，哪怕是父母先后走了以后也不用再过多操心，毕竟已没有什么泰山压顶的事情了。还是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在那样的号角嘹亮的时代里，从总体上说，每个家庭与每个人，都能顺风顺水。当然后来，亚男的退休生活还是更多地与我的退休生活有所交叉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美术。说到文学，我大妹跟我一样，从小就是偏文科的，作文对她来说不是难事，毕竟小学五年级时，她的一篇习作便经班主任推荐发表在了《杭州市小学生作文选》上，也为她当年在高考试卷背面写下那首洋洋洒洒的长诗打下了基础。她在人生各时期兴之所至之时，也都曾写过一些诗文，但同时，她自己也感到了这样的诗文毕竟只局限于慷慨激昂，文学性不是很强。那么，也是顺理成章，她成了我开设的“亚洲学堂”的一名“旁听生”。当时，将我大妹不归类于“初级”“中级”“高级”学员，而只作为旁听生对待，是不想让她有过分的习作压力，甚至伴有挫折感。毕竟，年龄达六旬的人员要在文学创作中有突飞猛进的表现是不容易的，而旁听，来去自由，一年只需交一次习作进入讲评，那就没有紧迫感了。不仅对我大妹，对所有相仿年龄的学员，我都采取这样的统一方针。但我显然低估了我大妹的学习毅力，每年春夏秋冬的四届讲习课她几乎每次都不缺席，虽然不踊跃参加互相评点，但听讲却特别认真，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究，以及对每位同窗的逐年进步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同时，她自己的写作水平也有了可观的进步。她是学堂里的老大姐，对每位同窗的亲切与和蔼，以及她随身携带的张口就来的各种离奇故事，在随身包包里取出普遍散发的印有她自己画作的精美手绢，总是吸引着众多的掌声与笑声。这就说到美术了。我大妹对美术也有种天然的感悟，这跟我从小就是小学美术课代表、中学美术课代表一样，对空间造型有某种自来熟的天性。据她说，在风雪弥漫的黑龙江岁月里，以及她在浙江建工系统工作的时光里，凡逢墙上要写巨大的宋体与黑体的美术字需求，都得她出场。当然，现在数字时代，有字库，标准的美术字再不需手写，这是好事，同时也让有美术天赋的人走向了更大的驰骋之地。我至今也觉得有点奇怪，在退休前从不拿画笔不碰宣纸的她，怎么在长桌上一铺开笔墨，短短时间内，紫色的葡萄就在画案上一串串水灵灵地出现了，神态可掬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就在花卉与果蔬之间提篮穿梭了。由此看，我大妹确实是有天赋的。在朋友的提议下，亚男甚至将这些特别受人欢迎的画作拿到深圳去印制手帕，一叠叠一卷卷地赠送给四面八方挥舞的手，甚至一时间“洛阳帕贵”，赠品经常脱销，急待下次印制。由于我大妹在美术创作上的突飞猛进与引人注目，我也非常乐于看到她加入我的“黄亚洲工作室书画家平台”队列，隔三岔五地下乡镇、进校园、走基层，现场挥毫作画。她的七彩缤纷的“摊位”前，总是人头攒动。偶尔有几次没有参加“平台”活动，许多书画家朋友便会问：这次你大妹怎么不来？在文学与美术两方面，大家对我大妹的经常记挂与怀念不是偶然的，这是她一辈子内心刚强与外表谦和的必然。2024年夏秋之交突然出现在我大妹体内的晚期胰腺肿瘤，以及她的不满一个月的猝然离去，使得太多的人震惊与错愕。对这样一个充满活力与笑容的“大姐姐”的突然消失，有谁能接受得了？在我大妹走后好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难以相信这事已经发生了。亚男在发现自己病状的几个月前，还穿起盛装，跟她的两个妹妹亚瑟与亚明一起，共同出现在南京的拍摄现场，打扮成出席婚宴的嘉宾。摄影机镜头一遍遍捕捉着三位盛装女性的欢快笑容。这是我女儿在制作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之时，特意把三位姑姑叫去南京现场充当群众演员的。谁知亚男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的日子里，已经无法看见自己欢畅的笑容了。我大妹走后的“五七”那天，我特意在杭州萧山区的“黄亚洲书院”举办了一个“黄亚男诗文朗诵会”。当亚男的诗作被一首首朗诵之时，不禁我自己泪流满面，她人生各个时期的学友、朋友、战友、画友、诗友，一个个都泣不成声。我的大妹夫虽不善言辞，但一年半来，一提及我大妹，泪水就眼眶里转。我经常劝他说，应该把我大妹生前的那间卧房清理一下，生活总是要往前走的，但他很固执，只是摇头，说家里反正不缺房间，就让它这样保留着吧。连我大妹睡枕边随便放着的我的一本诗集，我大妹夫也不去碰，坚持保持着原样，以至于我现在都不敢轻易再去他家，以免看到这个房间。一年半没有听到我大妹的说话与笑声了，没有听到她再讲那些离奇而又惊悚的浸着暴风雪的小故事了，心里是非常怅然与难过的；只听我大妹夫说，前几日，大年初一，他一个人去了芳草萋萋的墓园，默坐在墓碑前，而此时整个墓园还不见其他任何人，只有寒风和那些不肯枯黄的草叶伴他独坐。我想，我也应该是这样地独坐着，持着相同悲伤而阴郁的心情；尽管那天，事实上，我整日都很没有良心地想到我大妹，只顾自咀嚼着油腻腻的大菜，在短信里回答着四面八方的节日问候，听着窗外鞭炮在禁令环境下的零星欢呼。亚男，你真的成了“哑男”了。你不说任何的话。你应该是有很多话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