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看中国增长模式的黄金时代与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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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柏文喜
刘元春校长用九个字为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拍了一张“X光片”：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它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了高速增长背后的分配断层；又像一面镜子，把“中国奇迹”的另一面——被压抑的消费、被透支的居民、被惯坏的产能——清晰地反射出来。今天，当“高质量发展”成为官方话语里的高频词，重审这九字口诀，不只是学术怀旧，更是寻找未来钥匙的必经之路。
一、强政府：从“发展型政府”到“负债型政府”

中国的政府不仅“大”，而且“强”。它强在可以把未来三十年的现金流一次性贴现——土地财政、城投债、专项债、PPP、产业基金，工具箱里永远有新款“提款机”。2008 年“四万亿”一役，中央出资 1.18 万亿，撬动了近 10 万亿的地方项目，短短一年把 GDP 增速从 6.4% 拉回 10.6%。这种“时间折叠”的魔法，让世界见识了“举国体制”的锋利。

但魔法总有代价。IMF 测算，中国广义政府债务（含隐性）已与 GDP 持平，个别省份的利息支出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0%。政府依旧强大，却从“发展型”滑向“负债型”：左手继续主导投资，右手不得不为旧债续命。当土地收入骤降、中央对隐性债务“终身追责”，昔日“强政府”第一次遇到“没钱”的硬约束。过去，强政府是增长的发动机；未来，它必须先为自己“排雷”，才能避免成为风险的震中。

二、富企业：从“制度套利”到“穿越周期”

中国企业的富，首先是“资产负债表”的富：廉价土地、廉价资金、廉价排放，构成三重补贴。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 2000—2020 年平均 ROE 8.5%，其中 3 个百分点来自融资成本低于海外同行，2 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用地折价。只要拿到批文、撬到贷款，几乎“躺赚”。

然而，补贴会退坡，需求会萎缩。当基建饱和、地产下行、环保收严，过去被掩盖的“能力幻觉”暴露无遗：钢铁、水泥、有色等行业产能利用率跌破 70%，头部企业净利率回到 2% 时代。2023 年，中国 500 强营收增速首次低于 GDP 增速，标志着“富企业”正式从“制度套利”走向“运营红海”。能否穿越周期，取决于它们能否把靠批文、靠补贴赚来的“第一桶金”转化为技术、品牌、全球渠道。换句话说，从“政策型企业”蜕变为“市场型企业”，是一场“二次创业”，九死一生。
   三、穷居民：被统计的“中产”与沉默的“首付”

中国居民并不“绝对穷”——人均 GDP 已迈过 1.2 万美元，但“相对穷”肉眼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 43%，低于全球平均 60%；基尼系数仍在 0.47 高位徘徊。更关键的是，居民财富 70% 沉淀在房地产，房贷余额 53 万亿，相当于 GDP 四成。所谓“中产”，在统计表上被房价升值推入“资产中等”，在现金流上却为月供所困：一个年薪 30 万元的白领，首付靠“六个钱包”，月供占可支配收入的 50%，任何一次裁员或利率上调都可能滑入“资产负债表式衰退”。

“穷居民”不仅抑制消费，也在抑制创新。当年轻人把想象力用于“考公”“求稳”，当最富创造力的群体被房贷锁定在“风险厌恶”状态，整个经济的“熊彼特动力”就被釜底抽薪。提振消费，表面是发券、减税，本质是重塑一场“心理革命”：让居民相信，未来收入会持续增长，社会流动依旧畅通，房子不再是唯一信仰。否则，再低的存款利率也撬不动预防性储蓄。

四、模式的“黄金时代”：如何用 30 年走完 100 年的路

“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在特定历史阶段拥有“三位一体”的耦合条件：

1. 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 2010 年达到峰值 74.5%，无限供给的农民工压制了工资成本。
2. 全球化红利：WTO 后外需汹涌，沿海“三来一补”把补贴后的低价优势变现为外汇盈余。
3. 资产红利：城市化率从 18% 到 65%，土地由农用转商住，溢价百倍，成为政府与企业的“原始股”。

三大红利叠加，形成罕见的“高增长、低通胀”组合，让政府可以放心举债，企业可以放心扩产，居民可以接受“先国富、后民富”的隐性契约。可以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用“强政府”把未来贴现，用“富企业”把贴现变现，用“穷居民”把成本延后，从而完成了“压缩式工业化”。
   五、模式的“黄昏”：当三大红利同步退潮

1. 人口拐点：2022 年中国人口首次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 1000 万，刘易斯拐点变成“刘易斯陷阱”，工资上涨不再由转移农业劳动力决定，而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
2. 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芯片封锁、友岸外包，使“低价—外需”通道收窄。2023 年出口按美元计负增长，外需对 GDP 拉动为负。
3. 土地溢价枯竭：百城住宅库存去化周期 23 个月，三四线城市超过 30 个月，土地财政“价量齐跌”，政府再无法像过去那样“一手拿地、一手融资”。
当三大红利同步退潮，增长函数发生“相位变化”：投资边际回报率跌破融资成本，继续追加资本只会带来过剩和债务，而非 GDP。此时，“强政府”面临“越刺激越负债”的悖论，“富企业”遭遇“越扩产越亏损”的陷阱，“穷居民”则陷入“越存钱越焦虑”的困境。旧循环的临界点已到，系统必须向新均衡跃迁。

六、出路：从“榨取型”走向“共享型”增长

1. 政府：从“投资型”到“制度型”

中央已提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实质是把土地溢价从一次性拍卖转为永续税收，让政府收入从“卖地”转向“吃租”，降低对房价—地价的依赖。同时，通过常态化财政透明度考核，把地方政府从“项目公司”改造成“公共服务提供者”，让“强政府”强在规则、法治、安全，而非强在举债。

2. 企业：从“政策套利”到“创新套利”

用“竞争中性”替代“所有制歧视”，把补贴从“事前批文”改为“事后奖励”，谁能突破“卡脖子”技术，谁就能享受 10 年期零成本贷款。让市场做“首席风控官”，政府只做“有限合伙人”。当企业发现“讨好银行不如讨好实验室”，研发强度才会从 2.5% 走向 3.5%、4.5%，中国才能出现自己的“英伟达”。

3. 居民：从“高储蓄—高负债”到“中等收入—中等财富”

一是“二次分配”：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比例从 10% 提高到 30%，让 2 万亿国有股权红利成为居民养老的“隐形首付”，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三次分配”：鼓励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ESG 投资，让财富在自愿基础上流向教育、医疗、科研，形成“先富带后富”的社会自治。
三是“资产多元化”：打破“刚兑”后，推出 30 年期通胀指数国债，为居民提供低风险长期工具，把财富从“砖头”转向“资本”，让股市、债市、REITs 成为新的“财富蓄水池”。
   七、结语：告别“九字口诀”，走向“新三字经”

“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是一部浓缩的赶超史，也是一张清晰的体检表。它告诉我们，中国用 30 年完成了别人 100 年的工业化，但也用 30 年累积了别人 100 年的结构性矛盾。今天，当人口、全球化、土地三大红利同步退潮，中国必须改写增长代码，从“榨取型”走向“共享型”，从“九字口诀”走向新的“三字经”：

“活市场”——让价格信号而非批文指标配置资源；“强创新”——把研发变成企业最核心的现金流；“富居民”——让消费成为增长的起点而非终点。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让“中国奇迹”从“速度奇迹”升级为“质量奇迹”。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曾经，我们用“强政府”撬动了高速增长；未来，我们要用“强制度”撬动高质量共同富裕。这是刘元春九字口诀留给时代最后的启示，也是新的经济叙事必须回答的命题。